防范耕地撂荒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在理论分析农机服务市场发育如何影响耕地撂荒的基础上,依托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CRHPS)数据,采用Tob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农机服务市场发育有助于抑制耕地撂荒,且使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和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农机服务市场发育会通过促进机械对人力的替代、农户农业收入的增加和提高耕地流转市场的活跃度来降低耕地撂荒程度;平坦的地形和良好的农机作业道路能够强化农机服务市场发育对耕地撂荒的抑制作用,耕地细碎化程度上升则会弱化抑制作用.为有效依托农机服务市场发育遏制耕地撂荒,应建立健全农机服务购买补贴体系,深入开展农机作业道路建设和坡耕地改造,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统筹能力.

数字经济为中国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就理论基础而言,数字经济与农业的融合涉及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分工和交易成本、农业工业化.现阶段中国数字经济与农业的融合程度还不高,融合速度也相对较慢,主要原因包括城乡及区域间的数字鸿沟仍然较大、数字农业的基础设施短板十分突出、数字农业人才培养滞后于社会需求、数字农业的收益分享体系有待完善.结合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任务目标,可以从农业育种、生产、加工、流通及贸易、防灾减灾这些环节构想数字经济与农业深度融合的格局.从现实路径来看,推动数字经济与农业深度融合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统筹发展方向;要坚持因地制宜原则,深化区域分工;要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注重成果转化;要推进人才队伍建设,培育市场主体;要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民增收.

日本的耕地撂荒现象是诸多社会经济因素和自然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在不同农业地区各类因素的影响程度也存在着差异.基于维护粮食安全和推动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日本主要从三个方面开展撂荒防治工作:一是通过农业直接补贴政策和农地中间管理事业,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二是通过土地改良事业和鸟兽害防治工作,解决"地可否种"的问题;三是通过农业高附加值化策略和农福联合政策,解决"地怎样种"的问题.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探究了非农就业对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程度的提高将显著促进耕地撂荒,这一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2)通勤成本在非农就业对耕地撂荒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与地块特征和地域特征相比,家庭特征对耕地撂荒的影响更为明显,由此印证了耕地撂荒通常是兼业农户应对耕地边际化局面所做出的理性选择.基于此,本文建议从完善农业补贴政策、引导耕地流转和托管、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和降低兼业农户通勤成本四方面精准施策,以有效遏制耕地撂荒和挖掘保供潜力.

发展农机社会化服务是中国推进农业现代化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在近年中国粮食进口量大幅增加和耕地撂荒现象频发的背景下,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运用Tobit模型检验了农户采纳农机社会化服务对耕地撂荒的抑制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程度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耕地撂荒率,且农业组织化水平的提升增强了这一抑制效应.为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健性,进一步采用了两部分模型估计、替换因变量为隐性撂荒和排除机械化程度的干扰这三种方法.与此同时,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对于家中耕地质量高、家庭收入水平高和所在村庄位于平原地区的农户而言,采纳农机社会化服务能够更有效地抑制耕地撂荒.由此,需要充分活用农机社会化服务遏制耕地撂荒和挖掘保供潜力,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和服务规模经营的齐头并进.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总结过去乡村产业发展的经验,在离村落较近的公路枢纽旁建设了能容纳各类产业进驻的公路服务综合体.这种被称之为公路特色驿站的设施实际上是一种汇集乡村各类产业的小型产业园区,凭借其成功的功能设置和合作网络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高度统一,为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新思路.在以"地产地消"为主要特征的直卖所模式的基础上,我国可以进一步借鉴公路特色驿站这类农工商一体化经营模式的有益经验,从而更有效地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实现农民增收.

日本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象产生于二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农业部门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的同时,老年劳动力长期被束缚在土地上;经济增速放缓后,高龄劳动力大规模向农业回流,又进一步加深了 日本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程度,从而对农业的产业竞争力提升和村落共同体功能维系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形成这一困境的重要原因是农业综合效益和收入水平偏低,而阻碍农业收入水平提升的深层原因是大部分农户长期以来经营规模过小.为充分利用大批老年农业劳动力退出农业生产的契机,加快构建以农业核心经营者为基础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日本近年来在农业补贴、土地流转和产业融合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新举措.日本为摆脱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困境而进行一系列农业改革的经验,或可为中国农业农村治理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和农业现代化的基础,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和基础性核心产业.当前中国针对现代农业用种需求的创新水平与种业强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其深层原因是种业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体系还不够完善,具体表现在各类创新主体尚未形成完整的创新链条、育种创新成果的评价和保护制度不健全、种质资源保护不力且优质品种挖掘不深三个方面.日本是与中国农业资源禀赋条件相似的种业强国,作为亚洲最早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日本构建了相对成熟的种业协同创新体系,因此能够作为中国破除种业发展瓶颈的重要参考.结合中国实际问题和日本有益经验,可以从三个维度归纳中国现代种业发展的协同创新路径:即以分工协作和利益联结为根基;以严格审定和明晰产权为保障;以守正出新和面向市场为方向.

农业工业化是后发国家通过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升级实现农业发展方式转型的现实路径.与中国农业要素禀赋条件相似的日本,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通过传统要素和现代要素的优化组合,以工业的理念发展农业,成功实现了较高的农业现代化水平,这对中国现阶段推进农业现代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近年来由于生产要素间协调性的不断下降,日本农业产业竞争力的提升面临诸多挑战,中国需要从中汲取深刻教训,不以数量型增长或单兵突进的方式发展农业,而是基于农业要素禀赋条件实现要素组合方式的持续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