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entralized system in ancient China originated from patriarchal cooperative agriculture in the pre-national era. The centralized system of government was established in the Xia, Shang, and Zhou “kingship power” era. In the “imperial power” era from the Qin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the authoritarian centralized system with imperial power as the core was increasingly strengthened. The evolution from “kingship power” to “imperial power” was an inevitable trend of China’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centralized power system had also been strengthened. As a dominant ideology, the thought of “Great Unity” provided a theoretical cornerstone for the centralized system in ancient China; the centralized system in ancient China provided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official status of the idea of “Great Unity.” The system of centralization has been continuous in Chinese history, perfectly adaptable to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and interchangeable with the idea of “Great Unity,” providing an ideological basis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formation,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 unified multi-ethnic country in China. The thought of “Great Unity” and centralization are the common values of the Chinese nation, which can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current road of modernization.
主持人语：语录类文献和注疏类文献是儒家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之下，语录类文献的问题指向更明确，更集中，更便于直接表述言说者或编纂者的观点，更有利于思想体系的建构。因而，极重思辨、尊师重道的宋代儒学重归先秦的《论语》《孟子》，语录大兴。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语录的特征决定了它必然成为宋儒建构新话语体系的不二之选。姜海军教授的论文《宋代语录体经学的发生、诠释及其影响》提出了“语录体经学”的概念，指出宋代经学解释从汉唐时期的重知识转向了重思想，问题意识突出，解经方式多元化，从而完成了宋代新儒学的建构。尽管“语录体经学”这一概念的内涵还有待完善，但相信从这个角度审视宋代儒学，能带给我们新发现。
深度数字化带来的加速效应导致了新闻业的异化,新闻权威的衰落是其最重要的表征.平台和算法在新闻业的基础设施化是瓦解新闻权威的主要技术动力,其带来的后果是新闻作为"真相标识物"的认识论地位的动摇以及全球性的公共信任危机.包括慢新闻、事实核查和介入性新闻在内的一系列"另类"实践,为探寻对抗数字新闻业异化的策略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在数字时代重建新闻权威的关键在于开辟一条重申新闻真实性、构建人本主义新闻行动方案、塑造新闻公众的素养与智识的专业性路径.
《汉书》继《史记》而作,以为汉绍尧运,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班固作为汉臣,以后汉臣子的身份编撰前汉的历史,殊不简单.以《史记》与《汉书》所载异同为讨论中心,从"述而不作"的叙事传统、歌颂汉德的叙事手法、互见之例以见褒贬忌讳三个方面,阐述分析《汉书》以汉德为尚的叙事原则,认为以汉德为尚乃是《汉书》全书的指导思想,但在歌颂汉德之余,《汉书》仍不失史书褒贬美刺的传统.
唐代军器监,九寺五监之一,为军械制造部门.史乘文献在追溯军器监源流时一般以北周建德四年(575)为始,但建德"军器监"与唐军器监并非一脉相承,两者在职能、建制和官阶上大相径庭.唐军器监正式建置于高祖武德初年(618),即脱胎于隋代少府监下辖之"铠甲、弓弩二署",并统合并州的地方军器机构"武器监"和"百工监"而置.以中央"监"之职事、建制和品秩论,其被冠以"军器监"之名当肇始于唐初武德时期.此外,隋、唐之际是中国古代军器制造系统的一大转变期,隋前军器制造仅为"百工"之一,炀帝时始有独立建制,至唐初创设军器监,标志中古王朝军国体系逐渐趋于完善.
基于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数据,研究了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可以助力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且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内生性处理后估计结果依然显著成立.从作用机制看,数字化主要通过企业创新能力、结构优化和资源利用这三种途径助力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规模大、非高技术和ESG责任高的制造业企业内实施数字化可获得更大的促进效应.深入揭示数字化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内在逻辑,为数字经济与绿色制造的深度融合提供参考.
中华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承是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战略命题,其相关思考离不开对中华传统艺术关系性存在的深刻体认.中华传统艺术孕育于中国传统文化母体,与"古""今"艺术属同一文化家族,传承之思不可忽略其文化基因与艺术家族源流.中华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承,既因其内部艺术家、艺术作品与接受者等自成体系而强调传承内容的多元性,又因其依赖于政治、经济等共时的文化生态而呼吁传承语境的共生性.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冲突是中华传统艺术传承问题凸显的重要缘起和背景,从与西方文化关系的角度进行中华传统艺术当代传承的战略性思考,更强调世界艺术的多样性与中华传统艺术的独特性.中华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承是一个系统工程,传承的实施不仅需要建构共生机制与良好的生态环境,还需要处理好与理论、制度、组织和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最终达至深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对算法决策进行伦理反思是当前学界热点,但已有研究大都忽视了算法决策对人类认知活动造成的伤害,即威胁到人类作为认知者、解释者和证据来源的尊严.弗里克提出的"认识论不公正"概念则为我们捕捉这一伤害实质提供了有力工具.算法决策带来的认识论不公正,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种形式:一是当人类证词可信度因客观性算法文化和自动化算法偏见等因素而遭遇系统性贬低时,就会出现证词不公正;二是当决策相关者因算法的认知非透明性特征而缺乏对其自身经验的理解,也难以对不利结果提出反驳时,就会出现解释学不公正.对此,可以尝试从构建可抗辩性的算法决策系统、培育决策者认知正义美德,以及回归算法辅助决策的工具性地位等方面着手,矫正算法决策带来的认识论不公正.
从理论上阐释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效应以及服务业效率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测算2013-2020年中国31个省级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深入探究数字经济能否助推服务业结构高级化及其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来看,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高级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区域差异来看,这种助推作用存在异质性,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作用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提高服务业效率是数字经济助推服务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机制,同时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和系统GMM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最后提出释放数字经济促进服务业结构高级化潜能的对策建议.
缘起于美国的企业合规经历了从监管合规到刑事合规的演变.期货合规肇因于期货市场的双重风险,与刑事合规之旨趣南辕北辙,因此,《期货和衍生品法》的立法者明确提出了监管合规的命题.监管合规以合规激励为核心,是监管者、被监管者乃至第三方共同参与的、针对违法违规行为的矫正和预防机制.现阶段,期货合规激励在实体规范和程序设计两方面都存在不足,实践中也显露出多种问题,亟待通过相关制度的完善来予以回应.我国期货监管模式有必要从压制型监管向回应型监管转化,建立市场友好型、企业合作型及政府回应型的期货监管合规模式.在期货监管合规激励的制度建设方面,应尽快制定合规管理指引,强化合规信息披露,健全行政和解制度.
"法典化"时代,编纂教育法典对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教育法典的编纂必须以宪法为依据,依宪立法,同我国宪法条文所体现出的教育强国的国家目标、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国家任务、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及义务等规范内涵相契合.在我国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中,宜将教育法典定位为领域法以及基本法律.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契合宪法精神,有必要对教育法典编纂过程进行合宪性控制.在法典编纂准备期,需要对已有教育法律规范体系进行梳理与整合,促动相关条款依宪入典;在教育法典草案形成阶段,有必要通过在文本中明确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进行合宪性宣示,并经由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草案审议过程中对相关问题作出合宪性确认.
唐代墓志书写中与权葬概念相近的权殡、权厝等词,并非都指临时安葬,迁葬也并非都是二次安葬,这涉及古代丧礼在唐代的延续和变迁.唐代墓志书写中古礼的殡(停柩待葬)和变礼的殡(安葬)同时并存,故权殡、权厝于私宅的墓志书写有些实则是对丧礼中殡期的描述,但现实研究中却常会被误解为临时安葬.唐人将停殡期书写为权殡、权厝、权窀,或省略殡期书写,将正式安葬称为迁葬、迁祔,这类墓志用语现象当与丧礼中停殡、启殡的仪式有关,因为殡期要在正寝掘地下棺或在丛聚于棺材外面的木材上涂泥,正式安葬时再将棺柩从殡地移出,迁祔墓地.
"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提出为中国国家形象塑造提供了方向指引,亟待学界进行系统的历史溯源与理论梳理."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历史变迁,是中国形象实践从除旧布新、实事求是、知识创新到范式突破的过程."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理论逻辑,包含以"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核心引领的价值观念层,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为核心要义的建构方法层,以"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为核心支撑的传播实践层.我们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阐释中国道路的文明根源;要提炼中华文化精神标识,凝练中国话语概念标识,挖掘中国故事叙事标识;要推动国际传播的战略升维、边界拓展与想象重构,切实促进"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塑造.
在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经历三十年的摸索实践后,现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发掘,使之在理论深度和实践操作层面更具科学性.在对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存在形态的爬梳中,遴选出跨越年代文体的叙事文学故事类型,说明以之作为研究对象的可能,继而对故事类型的内涵、性质和特征做出归纳概括,在列举传统叙事文学研究方法对于故事类型研究的违和之后,从学理和操作两个层面深入挖掘探索叙事文化学故事类型研究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从技术与善的关联来看,福祉的技术化与技术的福祉旨趣二者的双向融合应是人类福祉的理想形态.人类的深度数据化与数据的日渐智能化使得数字福祉成为人类福祉的一种新样态.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与伦理学的技术面相为数字福祉的出场提供了理论基础.数字福祉不仅仅是以技术的视角打开福祉的实现,更是从对数字福祉的合理认知打开更广的技术视角,将对数字福祉的关注融入到技术发展的全生命周期,积极寻找福祉的误区与盲区,且在上述过程推进关于福祉理论的新思考.因此,数字福祉既是人类福祉在新兴技术场景中的新解读,也是福祉理论对时代的一种回应.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哲学实践.
秦穆公,为夷狄之君,所以名列春秋五霸者,原因有二:一,秦穆定晋之乱,成文之功,左右霸主,使中国再振.二,虽贪利违谏,千里袭郑;崤之战,为晋军所败,匹马只轮无返者,然穆公知错悔过,任贤增德,《左传》以为贤,遂称美之,曰"遂霸西戎".晋文公在位,秦晋相善;文公即世,秦晋交恶,崤之战实为分界.其本末原委,《春秋》所书,可见端倪.《左传》诠释《春秋》,尤有相应之历史叙事,以见终始本末.除了以史传经外,《左传》颇以"君子曰"发表己见,以书法之解释传《春秋》,以简捷之判断传《春秋》,如《公羊传》《谷梁传》之以义传经者,《左传》亦多有之.《左传》传经之模式,"秦穆公遂霸西戎"之本末,其叙事与解释,已具体而微,可见一斑.
近十余年来,中国教育的发展具有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城市与乡村、国家与民众的双向高位统合特点.这不仅表现在执政者对国家意识和自主意识、改善民生和均衡发展、立德树人和传统文化、执政党自身建设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化上,也表现在文教方针政策对政治属性、文化属性和人才选拔制度对全面发展、能力素养的强调上,更体现在教育目标对立德树人、守正创新,教育类别对乡村教育、职业教育,教育层级对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重视上.虽然我国教育仍在不断改革完善之中,但各级各类教育确实得到了令人称道的长足发展:基础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前进;高等教育实现了大众化迈进;职业、民办、特殊教育实现了突破性挺进;国际教育交流实现了全球化拓展.在可见的将来,中国教育发展将呈后来者居上之势.
借助文学意象可以更好地分析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目前,自身意识觉醒的超级智能已不再是停留在科幻和神话中的素材,而是变成了人类对超级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危机的现实担忧.从科学的视角看,通用智能、具身智能和交互智能成为超级智能出现的科学路径;从哲学的视角看,超级智能出现的可能性条件表现为类群发生、设计发生、迭代产生、条件孕育、注意机制、记忆机制等六种模式.这两种视角的分析表明人类迫切需要处理好与超级智能的关系.契约意象作为贯穿《浮士德》的经典文学意象,为人类与超级智能提供了契约关系的哲学探索维度,以此发展来的合约伦理学也将成为未来处理人机关系的重要途径.
中国武术发展的三重进路是从体育走向文化进而迈向文明的继承与扬弃的演变历程.通过体育化,武术迈出了近代发展与变革的第一步,但完全西化的模式显然有悖于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为打破纯体育的桎梏,武术经历了文化反思与重铸,但这一"文"化的过程却忽略了武术文化之"武术",而仅对"文化"泛泛而谈,使其陷入进不去文化也走不出体育的"围城".对于新时代的武术发展,需站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立场,唤起对武术的文明认知与文明自觉,以"文明"的先验性理论预设激活武术的内核特质,弥合体育之武术的东西代际,廓清文化之武术的时代迷雾,构建起既不脱离世界体育发展大道,又不失民族文化特色的武术发展体系.
方言特征,主要体现在语音、词汇、句法、情调等方面,于中可提炼出汉语的共性.东北方言特征词研究仍是一个有待开拓的学术领域,从既往较少关注的伪满时期文学作品入手勾乙、筛选方言词语,系统探察20 世纪30 年代东北方言特征词面貌,既能提炼东北方言特征,又能概括东北方言区、片及大方言区特征.就实践操作而言,依照"区内大体一致"和"区外相对殊异"两个方面界定、提取东北方言特征词是大致可取的;伪满时期作家和"二萧"的文学作品是有语料文献价值的,应该纳入东北方言特征词以至东北方言研究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