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气合同与财税条款是影响海外油气投资的核心要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项目利润在投资者与资源国政府之间的分配模式及比例.全面、深入地解析哥伦比亚油气财税条款,以期为新形势下赴哥伦比亚开展油气投资的中国企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系统梳理了哥伦比亚油气财税合同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并基于哥伦比亚新旧油气合同模式财税条款,构建模拟经济评价模型;基于不同油价、产量规模和API度开展多情景下油气项目经济评价对比分析;构建包含财税条款经济性和财税条款稳定性两大方面、9 个指标的财税吸引力评价体系,选取地区前十大油气资源国开展油气财税吸引力对标.研究表明:哥伦比亚新合同模式降低了资源国政府的参与度和经济收益,外国石油公司经营的自由度和经济性明显提升;根据多情景经济评价,高油价下合同者每立方米净现金流要高于低油价每立方米净现金流,API度更低的重油资产有税收优惠,在高产量规模情景下每立方米的税收增加;根据油气财税吸引力对标,哥伦比亚在南美洲前十大油气储量国中排名第4,吸引力较高.通过分析认为哥伦比亚油气资源和财税条款在同地区均具有比较优势,在中哥友好关系持续深化的背景下,中哥油气合作前景较为广阔.建议中国企业加大对哥伦比亚油气行业投资机会的关注,合同者在新购入哥伦比亚资产时要重点考虑资产类型对经济效益的影响,同时还需要综合考虑政策调整带来的相关风险.
如何摆脱工业文明发展范式中零和博弈的掣肘,以务实高效的绿色能源国际合作促进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已成为实现全球碳中和愿景、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重要问题.基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能力和责任,分析绿色能源国际合作的实现机理;通过动态演化博弈模型探讨不同情形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绿色能源竞合互动关系,运用仿真分析模拟多种情形下主要参数初始值变化对双方博弈策略演化趋势的影响,以探寻博弈双方行为的动态演化路径和稳定策略.研究表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要素禀赋、市场结构和发展诉求上兼具互补性,绿色能源国际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有助于实现全球碳中和目标;绿色能源国际合作博弈双方的策略选择具有一致性,合作是博弈双方的最优均衡策略选择;政府政策激励是影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绿色能源国际合作的预期收益提高,政府对绿色能源的政策激励增加,绿色能源国际合作的投入成本减少与风险损失降低,有利于博弈双方行为演化趋向共赢的局面.立足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深入推进绿色能源国际合作,加速全球碳中和目标实现,需要重点推进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设计:各国政府应大力发展绿色能源产业,加强相关政策支持,提升企业参与绿色能源国际合作的积极性,增加绿色能源国际合作的潜在收益;企业应加强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促进绿色能源开发和利用技术和标准向全球推广,进而降低绿色能源国际合作成本;世界各国应摒弃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观念,巩固深化政治互信,共同防范和应对绿色能源国际合作风险,携手推进全球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我国战略新兴产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成为我国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同时,中国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不断细化、延长,所涉及环节不断增多,产业格局不断演化.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与日益复杂的内部结构,使得理解新能源汽车产业演化机制、把握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律愈发重要.为了深挖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内在发展机制,使用 2018-2020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企业级交易数据,构建该产业上市企业之间的供需依赖关系,进而分析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供需依赖网络的结构演化特征.并以网络演化理论为基础,基于财务数据、舆情数据等多源异质数据,通过随机主体导向模型从网络内生结构、情景因素与公司属性3 个维度展开实证研究,检验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供需依赖网络形成和演化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整体上呈现局部中心化的供需依赖结构,区域性头部企业不断增强自身供应链控制力;产业供需依赖网络结构的形成和演化受到内生机制,如偏好依附效应、三角形闭合效应的影响;共高管关系等情景因素会显著促进上市企业供需依赖关系的形成.基于以上研究结果,从推动区域内企业合作、优化共高管关系和关注弱势企业发展3 个方面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和加速升级提出了政策建议:政府和行业协会应继续大力推动产业集群建设,为区域内产业一体化发展提供政策和标准的支持,促进资金、技术和行业数据的自由流动;相关产业调控政策可以通过限制或促进特定企业间的共高管关系,达到产业供需关系优化的目的,另外,也可以通过追踪企业间舆情关联,识别潜在的依赖关系,完善对产业网络依赖结构的认识,从而更好地指导投资、识别风险;政府监管部门应关注弱势企业发展,警惕产业结构失衡,也应加强对"明星"企业的关注,对其提出更高的经营标准和监管要求,对其财务情况进行充分的披露.
This paper uses producer services data in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to establish a compound weighted concentrating indicator which not only macroscopically stock concentration, but also reflects dynamic increment, and employs natural breakpoint classification,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and spatial metering model to study the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and factors of 2000 to 2019 producer services in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Its producer services shows a “west-low-east-high” concentrating distribution with a diminishing regional variance amid temporal-spatial evolution, and with remarkable localized coherence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Low-level radiation is mainly located in Hunan, Hubei and eastern Sichuan, high-level in Nanchang, Hangzhou and Shanghai centers. Chongqing, Sichuan and Hubei show a patter of “core-high-majority-low”. Spatially it is a “northeast-southwest” distributing pattern with its internal industries showing three spatial concentrating patterns, more centralized, and new entities favoring concentrating in the down-stream of Yangtze River. Concentr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is variably influenced by human capital, governmental expense, house price, traffics and openness, most by human capital and traffics. This paper presents policy suggestions on promoting producer services in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on the basis of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d factors.
当前,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模式面临着陷入集体行动困境和逐底竞争困境的难题,归根结底是个体利益与集体目标冲突、区域协同与区域竞争冲突所导致的结果.为了解决长三角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难题,就必须要协调好大气污染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通过实现产业协同以达到二者之间的平衡.本文选取2014-2019年长江三角洲地区41个设区城市的样本数据,运用个体时间固定效应模型,从产业规模扩张、产业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优化3个方面综合论证产业协同路径在抑制大气污染、促进经济增长中发挥的实际作用,并对如何通过产业协同路径以破解大气污染协同治理难题进行深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产业规模扩张促进了大气污染排放,而产业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均能够抑制大气污染排放,且产业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可以抑制因产业规模扩张而产生的大气污染排放.此外,产业规模扩张、产业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优化均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2)产业规模扩张对二氧化硫排放的促进作用最强,其余依次是PM2.5排放、二氧化氮排放;产业技术创新对二氧化硫排放的抑制作用最强,其余依次是二氧化氮排放、PM2.5排放;产业结构优化同样对二氧化硫排放的抑制作用最强,其余依次是PM2.5排放、二氧化氮排放.3)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强,其余依次是产业规模扩张、产业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发挥促进作用由强至弱的区域依次为浙南、苏北、安徽、核心;产业规模扩张对经济增长发挥促进作用由强至弱的区域依次为苏北、核心、浙南、安徽;产业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发挥促进作用由强至弱的区域依次为安徽、浙南、核心.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开展,我国对森林资源和森林生态状态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对森林资源与森林生态状态监测评价的时效性、连续性、多元性等要求也不断提升,从而为星载遥感技术在森林资源和森林生态状态监测中的应用提供了更好的发展契机.如今,星载遥感技术作为一种高效的森林资源与森林生态状态监测手段已被广泛应用于森林资源调查、森林生态环境监测评价、森林资源经营管理等多个方面,其获取的森林生态信息可以为森林资源管理提供长时间序列且空间连续的详细数据和参考依据.本文根据已有遥感研究,将森林资源与森林生态状态监测中的星载遥感技术归纳为光学遥感、微波遥感、热红外遥感3类,从后向散射系数、极化SAR(合成孔径雷达)技术、InSAR(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技术、差分InSAR技术、极化干涉InSAR技术5个方面探究基于SAR的森林资源参数提取方法、原理及其应用,并介绍了运用星载遥感技术进行森林生态状态时空变化规律分析的关键界面(林冠大气界面)和代表性参数(归一化植被指数).研究结果表明:1)从指标体系构成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指标反演的可行性等方面出发,构建森林遥感生态指数指标体系对于准确反映森林生态系统的生态状况至关重要;2)通过集成各种监测系统优势,构建空天地遥感一体化的森林生态系统智能监测平台,可以提高对森林资源参数的反演精度;3)使用星载遥感技术获取的森林生态监测信息能够为森林资源碳汇管护提供基础数据与重要参考;4)精准取得森林树冠、森林地表的相位,建立森林树高补偿模型是未来树高反演课题的重要研究方向.
为了探究企业生态创新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作用,本文从税收激励角度出发,将2010-2019年我国沪深股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搭建"生态创新-企业声誉-企业税负"理论框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企业生态创新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机制,考查企业声誉在企业生态创新与企业实际税负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以及环境规制在企业生态创新与企业实际税负之间发挥的调节作用,并期望以此能够为我国政府引导、激励企业开展生态创新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开展生态创新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实际税负,企业生态创新水平每提高1％,企业实际税负水平将下降1.13％,这一效应在制造业轻度、中度污染行业企业及其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2)企业开展生态创新有助于提高企业声誉,企业生态创新水平每提高1％,企业声誉水平将提高23.15％.企业声誉在企业生态创新与企业实际税负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引入企业声誉之后,企业开展生态创新将会使企业实际税负水平从1.13％下降为1.01％,企业声誉的中介效应占企业生态创新对企业实际税负总效应的比例为7.05％.3)环境规制在企业生态创新与企业实际税负之间发挥着负向调节作用.环境规制与企业生态创新的交互项系数为-0.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环境规制强化了企业生态创新对企业实际税负的负向影响作用.
为了研究如何根据工业用水供需变化对工业用水生产要素投入做出适当调整,以促进我国工业用水 的优化配置.本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江苏省作为研究对象,在选取江苏省工业用水相关数据的基础上,首先使用幂函数描述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使用线性函数描述工业增加值,以幂函数与线性函数的乘积拟合工业用水需水量,以柯布-道格拉斯(C-D)函数建立工业用水供水生产函数,然后将需水函数、C-D函数、2种固定资产折旧法与系统动力学方法相结合,进而构建江苏省工业用水供需系统动力学模型,并运用该模型探究江苏省工业用水供需变化与工业用水生产要素投入之间的内在联系;其次将江苏省工业用水供水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劳动力投入量作为调节供水的控制变量,设计了5种生产要素投入组合方案,运用仿真方法研究控制变量的最佳取值组合方案;最后运用敏感性分析检验本文构建的江苏省工业用水供水模型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1)系统动力学(SD)模型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要获得SD模型的满意解,就需要对根据决定系数得到的单变量计算公式进行必要的修正.2)2010-2019年江苏省工业用水需水量持续下降,但从2020年开始又转变为了小幅增长的发展趋势,这是由于江苏省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的增幅大于该省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的降幅所导致的结果.3)当工业用水需水量下降时,工业用水供水行业可以通过缩减生产要素投入以减少工业用水供水;当工业用水需水量上升时,工业用水供水行业可以通过加大生产要素 投入以增加工业用水供水.4)在本文设计的5种生产要素投入组合方案中,经计算分析得知方案3的工业用水供水量与需水量最为接近,为最优方案.对方案3进行敏感性分析后表明,本文构建的工业用水供水模型对参数变化敏感性较低,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为了探究营商环境对我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本文从资源基础观视角出发,将"政策资源获取"作为中间桥梁,通过构建"营商环境-资源获取-技术创新"研究框架,并将2009-2017年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不但深入探索了营商环境对于我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而且还研究了政策资源获取在营商环境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以及市场竞争强度在政策资源获取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发挥的调节作用,而且还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优化营商环境能够促进我国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发展.在营商环境的各二级指标之中,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非国有经济的发展3个二级指标均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过于疏离则会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产生抑制作用;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异质化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东部地区的营商环境对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比中西部地区更加显著.2)营商环境既可以直接推动我国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也可以通过促进政策资源获取间接推动我国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政策资源获取在营商环境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占营商环境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总效应的比重为0.806.3)市场竞争强度在政策资源获取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市场竞争强度越高,政策资源获取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也就越大.
制造业服务化政策是保障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指南,对制造业服务化政策开展量化评估,可以为制定、调整、完善相关政策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本文选取2014-2021年我国各级政府发布的13项关于推进制造业服务化发展的相关政策,将PMC指数模型与文本挖掘方法相结合,对我国制造业服务化政策进行量化评估.研究结果表明:1)在选取的13项制造业服务化政策中,7项政策的PMC指数评估等级为优秀,6项政策的PMC指数评估等级为合格,表明我国各级政府对制造业服务化政策的总体设计较为合理,但仍然存在完善空间;2)从我国各级政府发布的制造业服务化政策内涵的全面性、多样化来看,我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充分认识到了促进制造业服务化发展的重要性;3)在对中央发布的制造业服务化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均能够紧紧追随国家的大政方针,制定与发布符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地方性制造业服务化政策;4)我国现有的制造业服务化政策多以引导和鼓励为主,相对缺乏后续监管,从而导致在我国制造业服务化发展进程中滋生出了服务意识不强、服务领域狭窄等诸多负面问题;5)根据本文对13项制造业服务化政策的PMC指数分析结果来看,虽然国家在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行业规定等不同政策效力级别层面均出台了有利于制造业服务化发展的相关政策,但唯独缺失从法律层面对制造业服务化政策的支持,而只有把法律法规纳入到制造业服务化政策框架,才能够更好地解决在执行政策时所遇到的难点问题,才能够为政策的实施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为了探究我国多区域隐含碳网络的结构性特征,本文首先利用环境拓展投入产出模型构建我国多区域隐含碳网络,其次应用结构路径介数中心性方法确定隐含碳网络中的二氧化碳关键传输部门,然后再运用结构路径分析方法识别二氧化碳关键传输路径,并基于2017年我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等数据对我国多区域隐含碳网络进行深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2017年在我国多区域隐含碳网络中,隐含碳传输排名前30位的省级产业部门有10个是金属冶炼和加工业部门,8个是电力热力生产和加工业部门.这18个关键传输部门由于大量使用排放密集型上游产业部门的高能耗产品作为中间投入,导致这些部门向下游产业部门传输了大量的二氧化碳.2)2017年在我国多区域隐含碳网络中,介数中心性排名前3位的省份分别为江苏省、山东省、河南省.在各省隐含碳传输供应链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建筑业、电力热力生产和加工业→建筑业、电力热力生产和加工业→其他服务业是我国大多数省份隐含碳传输的关键传输路径.3)由于我国多区域隐含碳网络中的一些隐含碳关键传输部门无法使用基于生产端与消费端的传统研究方法加以识别,需要使用结构路径介数中心性方法,通过研究多区域隐含碳网络中各产业部门的介数中心性,以有效识别出多区域隐含碳网络中的隐含碳关键传输部门.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基础,通过制造业企业开展技术创新以实现其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关键所在,而创新资源投入又是制造业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基础与核心要素.为了探究沉淀性冗余资源对我国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本文以2013-2021年我国沪深股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沉淀性冗余资源、股权集中度与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同时还研究产权异质性在沉淀性冗余资源与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发挥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沉淀性冗余资源与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即沉淀性冗余资源在达到最优临界值之前能够提高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但沉淀性冗余资源一旦超过最优临界值之后则会降低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2)股权集中度能够强化沉淀性冗余资源与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倒"U"型关系,既可以增强适度的沉淀性冗余资源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也会增强过度的沉淀性冗余资源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负向抑制作用;3)在我国不同产权性质的制造业企业中,沉淀性冗余资源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存在着明显差异.在非国有制造业企业中沉淀性冗余资源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存在的倒"U"型关系,要比在国有制造业企业中沉淀性冗余资源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存在的倒"U"型关系更为显著.
随着我国采矿业在全球价值链(GVC)嵌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为了探究我国采矿业在全球价值链不同嵌入水平下应当实施何种相应的产业政策,以有效提升我国采矿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本文从构建采矿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模型入手,并基于产业政策的调节效应,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动态演进对我国采矿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以及鼓励型产业政策与规制型产业政策在全球价值链动态演进不同阶段对我国采矿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全球价值链动态演进对我国采矿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倒"U"型的影响作用,即随着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对我国采矿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边际效应逐渐减小,当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达到0.178后平均边际效应缩减为0,之后随着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超过了 0.178,负向边际效应开始替代正向边际效应发挥作用,并随着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的继续提高而逐渐增强;2)当我国采矿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水平较低时,以税收优惠、研发补贴、低息贷款为代表的鼓励型产业政策对我国采矿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挥着正向影响作用,而规制型产业政策则会对我国采矿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挥出负向影响作用;3)当我国采矿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水平较高时,以环境规制、产能限制为代表的规制型产业政策对我国采矿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挥着正向影响作用,而鼓励型产业政策则会对我国采矿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挥出负向影响作用.
在我国大力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之下,为了探究国有股权、董事会连锁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本文从资源依赖理论和代理理论的双重视角出发,将我国沪深股市A股上市的高科技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选取2010-2019年我国高科技企业的相关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对国有股权、董事会连锁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多重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并进行稳健性检验与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董事会连锁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系数为0.226,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董事会连锁对企业研发投入起着正向影响作用,通过董事会连锁有助于企业从外部环境、外部组织等获取创新资源.2)国有股权与董事会连锁及其研发投入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907和0.191,且均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国有股权与董事会连锁及企业研发投入均存在正相关关系.此外,国有股权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作用在加入中介变量董事会连锁之后依旧显著,回归系数从0.191下降到0.180,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董事会连锁在国有股权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3)国有股权与董事会连锁交互项的影响系数为-3.299,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国有股权在董事会连锁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发挥着调节作用,即当国有股权占企业全部股权的比例较低时,董事会连锁对企业研发投入发挥着正向影响作用;而当国有股权占企业全部股权的比例较高时,董事会连锁则对企业研发投入发挥着负向影响作用.
为了研究生态水利工程服务价值,以及生态水利工程服务价值与受水区域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本文以山东省德州市大屯水库及其受水区域为典型案例,在选取大屯水库及德州市相关统计数据的基础上,一方面通过创建大屯水库服务价值核算指标体系及核算指标计算公式,对大屯水库服务价值进行测算;另一方面通过构建区域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及生态水利工程服务价值与区域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而以深入探究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大屯水库服务价值主要是以供水功能价值、生态环境功能价值为主.2019年大屯水库服务价值比2013年共增加了 20 694.90万元,增幅达到64.66％.2)2013-2019年大屯水库服务价值综合指数总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综合指数由2013年的0.26波动上升至2019年的0.60.2013-2019年德州市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综合指数由2013年的0.54波动下降为2019年的0.52.2014-2017年德州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而其余年份均处于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一般水平阶段.3)2013-2019年大屯水库服务价值与德州市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呈现波动上升的发展趋势,耦合协调度值由2013年的0.61波动上升至2019年的0.75.2013-2019年二者的相对发展度也呈现波动上升的发展态势,相对发展度值由2013年的0.49波动上升至2019年的1.15.总体而言,大屯水库服务价值与德州市高质量发展已经基本形成良性互动,但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为了减少全球气候变暖给世界生态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政府制定实施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战略.在此时代背景之下,探究通过何种路径即能够满足节能减排的要求,又能够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就成为了我国学术界亟待解决的研究课题之一.本文以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为目标,围绕着经济增长、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3个关键点,通过构建行业经济增长多目标优化模型,以及设计的3种不同能源消耗强度下的发展情景,运用非支配排序遗传算法来研究降低行业能源消耗强度对我国行业经济增长及其减少全国二氧化碳排放所产生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2021-2030年在基准情景下,其他行业的GDP年均增长率最高,交通运输及仓储和邮政业次之.由此可见,其他行业、交通运输及仓储和邮政业在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会相对更大.2021-2030年在3种情景下我国GDP累计总量分别为1 263.99万亿元、1 264.18万亿元、1 264.28万亿元,模拟结果表明通过降低能耗强度不但可以减少了全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而且还可以促进我国GDP的增长.2)2021-2030年在低碳情景下的我国能源消耗总量比在基准情景下的降低了 20％左右,在强化低碳情景下的我国能源消耗总量比在基准情景下的降低了 40％左右,2种低碳情景下的全国能源消耗总量下降幅度与行业能耗强度下降幅度基本一致.3)2021-2030年在3种情景下的我国碳强度变化一直呈下降趋势,2030年在3种情景下的我国碳强度值分别为0.834t/万元、0.680t/万元、0.530t/万元,相较于2005年的我国碳强度值,下降幅度均超过了74％,远超我国政府制定的2030年的碳强度要比2005年的碳强度下降65％的减碳目标.
为了探究微观区域的"三生"空间适宜性分区,从而为乡镇一级的国土规划和全域土地整治规划提供参考,本文以属于矿粮复合区的湖北省大冶市陈贵镇为研究对象,从构建陈贵镇"三生"空间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入手,运用两维图论聚类算法,对陈贵镇"三生"空间开展适宜性评价与分区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陈贵镇镇域适宜的"三生"空间主要呈现为2大块状,1块围绕陈贵村呈零散分布,另1块主要聚集于天台山区;不适宜的"三生"空间主要分布在陈贵镇最南端及东北部,其余呈小斑块零散分布.2)从陈贵镇村域的"三生"空间适宜性来看,等级为适宜的村域,其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都呈现出均衡性发展,已经接近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政府规划目标.3)矿业开采活动对陈贵镇"三生"空间适宜性的影响作用显著,不但严重影响生态空间,而且还对农业生产和非矿业生产均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作用,从而降低矿粮复合区的社会效益,并可能导致整体空间利用水平不高.4)本文利用两维图论聚类算法,基于适宜性评价结果,再结合实际的空间利用特征及城乡规划,将陈贵镇"三生"空间分为5个区域.Ⅰ区为农业生产核心区,该区域农业生产空间面积较大且较为聚集;Ⅱ区为乡镇发展主导区及生活空间核心区,引领着陈贵镇未来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方向;Ⅲ区为综合发展潜力区,空间存在着多种国土开发利用价值;Ⅳ区为生态重点保护区,需要着重协调工矿生产空间与生态空间的协调发展;V区为生态农业旅游发展区,可利用生态农业带动生态旅游业的发展.
HFCV industry is a sustainable direction to fuel transformation and automobile industry; it catches China’s much attention. Due to the lagging fuel electric automobile industry, its operation is still in demonstration. Industrial evolution and changes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it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on HFCV industry; industrial predictability is a vital basis for a successful industrial policy. This paper, aiming at boosting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of HFCV and at fulfilling the industrial policies, establishes a systematic dynamics causality model and stock flow model of HFCV in Jiangsu province based on related policies, reference and industrial plannings, which have been validated. Its evolutional trend and scenarios simulation and policy also reveal the impacts of different financial allowance policies on this sector. Under the current policies, it is hard to reach the 2030 objectives on HFCV stock and hydrogen fuel stations in that the purchase allowance policies have little impact on sales. Decreasing hydrogen price and increasing hydrogen fuel stations can boost this sector’s scale and industrialization. Gas-hydrogen stations, lower in cost, can have a better operating performance in meeting the demands of hydrogen compared with hydrogen stations. This paper presents suggestions on increasing inputs on HFCV industry, adjusting allowance policies, optimizing financial allowance allocation, focusing on hydrogen energy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especially the hydrogen stations, decreasing purchase allowance. This also gives proposals on demonstrating purchase inputs at the prior stage, intensifying hydrogen（gas-hydrogen） station construction at the later stage. This study provides helpful references for governments to make appropriate industrial policies on HFCV industry.
As China’s strategy of “world scientific ＆ technical power” develops, scientific ＆ technical talents need more attention as part of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This paper studies their inner, environmental and productive competitiveness of six regional integrations on scientific ＆ technical talents in economy, industries, market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ing in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uses 2010 to 2018 panel data of 41 cities to explore the heterogeneity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on talents competitiveness at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ing stages. Yangtze River Delta’s integration is currently in the form of market integration; innovation-and efficiency-driven urban integration are market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respectively. Regional integration can attract more scientific ＆ technical talents, boost their migration between industries and regions, increasing their internal competitiveness from quantity and quality. Regional integration provides a convenient and comfortable living environment, increases talents’ income, raises environmental competitiveness for talents. Regional integration also helps economic ＆ scientific factors flow with removal of localized-benefit economy, and improves productivity of patent and economy, hence increases productive competitiveness of talents. Compared with innovation-driven cities, efficiency-driven cities pay more attention to increasing talents’ living level for promoting their quantity, but below innovation-driven cities both from patent and economic productive capacities. This paper presents suggestions on intensifying talents’ competitiveness in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ecological green integration, public services integration and urba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stages.
Knowledge sharing and green innovation are two key factors in shaping industrial sustainable competitiveness, and play a vital role in infrastructures’ transformation to sustainability. This paper, aiming at their collaboration among knowledge sharing, green innovation and infrastructur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ses the relation structure in the measurement table to establish an interactively simulated model, which is verified and corrected by confirmed data from questionnaire. Knowledge sharing channel, behavior and environment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s, most contributed by knowledge sharing behavior. Green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green system innovation play a positive role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s, of which green technical innovation plays the bigger part. Three approaches, green technical innovation to knowledge sharing channel, green system innovation to knowledge sharing environment, green technical innovation/green system innovation to knowledge sharing behavior, play a mediating role in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s. Green innovation may further boost the indirect impact of knowledge sharing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s, but less from its direct impact. This paper presents suggestions on encouraging knowledge sharing behavior, setting up knowledge sharing system, constructing knowledge sharing environment for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ree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romotes the infrastructures. This paper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a qual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