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and digital economy brings about the improvement of industrial operation efficienc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methods,which is an important driver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Based on this,the article use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scatter degree method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and digital economy in 30 Chinese provinces from 2011 to 2020,and combine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Barrier Degree Model,Dagum Gini coefficient and Moran index to measure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digital economy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and analysi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sources and spatial effects.The research shows that:(1)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digital economy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 China shows an upward trend from 2011 to 2020,but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s are mainly barely coordination and primary coordination,and presents an uneven spatial pattern of"high in the east and low in the west"and"higher in the coast than inland".(2)The main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various provinces include the penetration rate of the Internet,the number of mobile Internet users,as well as the openness to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he contribution to innovation.(3)The Dagum Gini coefficient shows that the overall difference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manufactur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digital economy show a downward trend,mainly from the inter-regional difference.(4)Moran index shows that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digital economy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has a significant spatial correlation and agglomeration effect.
科创金融是驱动微观主体创新的重要动力。本文聚焦科技型上市公司融资约束，通过对2015～2021年浙江地区在沪深两市科技型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的处理与分析，检验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下区域金融发展对科创型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其融资结构的偏好差异。实证结果发现，科技型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缓解力度确实受益于区域金融的发展，展现出良好的正向作用。同时，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科创企业受外部融资环境变化的影响程度，以及融资约束缓解能力具有显著的差异性特征；从融资结构偏好来看，外部融资环境的改善对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具有调节效应。其中，成熟期企业从信贷融资（间接融资）转向外部股权融资（直接融资）幅度最大。本文丰富了科创型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及影响研究，并结合浙江省域实际，提出相关建议。
普惠金融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数字普惠金融备受关注.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贷款业务相结合,在业务规模扩张、管理机制、产品创新、科技赋能、大数据和模型等新型管理工具的应用表现出新特点,形成四大类业务模式,推动普惠金融贷款业务规模快速发展.鉴于此,本文提出商业银行应从治理架构体系、基础设施平台、合作机构管理机制、数字化风控工具箱和产品评估机制等五个维度入手,推动数字化普惠金融贷款业务高质高效发展.
社会保障是有益品,更是一种社会政策.为了响应新时代号召,解决现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需要实现"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与"自下而上"的公平正义,需明确对应的本位性理论基础.本文立足于中国实践,借鉴国际方案,提出了"社会保护"的社会保障融合性本位,旨在拓宽社会保障功能边界,达到维持社会稳定、平滑社会风险、增进社会福利的政策目的,发挥社会保障政策工具的更好经济社会效益.
本文选取我国A股上市银行财务数据,通过余弦相似度模型测算了银行间同质化水平,并实证检验了银行同质化与系统性风险的关系.结论表明,整体而言,我国上市银行同质化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降低其系统性风险,但这种影响效果与银行性质及贷款占比有关.机制检验显示,银行同质化可以通过降低银行个体风险和加强银行业竞争水平的渠道抑制系统性风险.基于以上结论,本文从商业银行个体和监管当局的角度,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
目前东北亚海域范围内,远洋船舶可以停靠加油的港口主要有新加坡、韩国釜山和浙江舟山,三地都存在原油对外依存度高、没有天然的油气勘探资源等问题.目前,新加坡是世界金融中心和油气交易中心,韩国是世界级油品炼化基地,而浙江舟山仍在持续打造油气全产业链.本文以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例,将我国油气全产业链政策同新加坡和韩国进行对比分析,基于AHP层次分析法构建分析模型进行政策的横向和纵向评估,通过定性和定量手段客观评价我国油气全产业链政策体系建设的优点和不足,分析未来政策调整实施的方向,并探讨因此产生的金融机会.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由来已久的世界性现象,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更是进一步加剧.本文简要分析了新冠疫情背景下国内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从银行角度剖析了其主要原因,结合中小企业"短小频急"的融资特点,从发展战略与定位、产品与流程创新、考核政策激励以及融资成本降低等方面提出了解决措施建议,并以某股份制银行分行为例,介绍了其在探索发展小企业业务方面的相关实践与做法,以此为样本,为后新冠疫情时代银行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破局提供实践参考.
本文通过构造我国小麦主产区的天气标准化指数衡量气候风险,实证研究了气候风险对我国期货市场普麦期货价格波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极端高温、极端低温和强降水等气候风险事件的发生会显著提高期货价格的波动性.机制分析表明,气候风险除了直接影响普麦期货价格波动性外,还通过影响现货价格波动性间接对普麦期货价格波动性造成正向影响.本文研究为农产品期货市场应对气候风险、促进农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思路.
个人征信权益保护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当前,国家机构改革各项目标任务逐步落地,新技术对传统征信业务流程和征信行业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个人征信权益保护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突出地表现在县域主体权益保护待强化、线上查询授权流程有漏洞、征信异议处理不规范、替代数据监管滞后、机构职责定位不明、信息主体滥用权利过度维权等.在迈向征信业现代化发展的新征程中,建议完善顶层设计、落实征信新规,强化合规管理严惩违规行为,借助科技赋能优化服务供给,注重宣传教育引导理性维权,切实增强个人征信权益保护的预见性、主动性、有效性,多措并举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发展需要.
近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持续推出“凤凰行动”计划及2.0版，为浙江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提供资本力量。但同时，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仍面临较多基础性问题制约，公司治理虽有改善，但深层次问题仍未能有效解决，打击防范财务造假、占用担保等长效机制有待健全，监管手段、协作机制、监管效能等亟需优化提升。注册制下，在提升上市公司数量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推进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走向纵深的应有之义。
本文立足于商业银行净息差收窄的背景，分析浙江省内法人银行经营现状，梳理收入结构对中小银行可持续经营和风险承担的影响机理。以此为基础，采用2010～2022年上半年的中小银行经营数据，构建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回归模型（SYS-GMM），实证研究收入业务结构和地域机构对银行经营稳健性的影响，发现受制于经营规模、管理水平、人力资源、信息科技等因素，非利息收入占比对中小银行经营稳健性影响为负、省外利息收入占比对经营稳健性的影响为负。最后，本文建议中小银行回归金融本源，将利息业务作为经营“压舱石”，适当发展非息业务。明确自身发展定位，深耕本地业务，审慎发展省外业务，循序渐进推动省外业务落地生根。
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化技术赋能金融的新产物,也是促进农户创业、提升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与方式.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增收效应;农户创业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但中介效应不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和收入结构的异质性.因此,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强化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支持政策与农户创业扶持政策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引导农户创业类型的多元化成为当前进一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的现实选择.
本文立足于商业银行净息差收窄的背景,分析浙江省内法人银行经营现状,梳理收入结构对中小银行可持续经营和风险承担的影响机理.以此为基础,采用2010～2022年上半年的中小银行经营数据,构建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回归模型(SYS-GMM),实证研究收入业务结构和地域机构对银行经营稳健性的影响,发现受制于经营规模、管理水平、人力资源、信息科技等因素,非利息收入占比对中小银行经营稳健性影响为负、省外利息收入占比对经营稳健性的影响为负.最后,本文建议中小银行回归金融本源,将利息业务作为经营"压舱石",适当发展非息业务.明确自身发展定位,深耕本地业务,审慎发展省外业务,循序渐进推动省外业务落地生根.
我国已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历史阶段,普惠金融该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经过五年的普惠金融发展实践,我国在组织体系、金融科技、理念普及等三方面形成了区别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突出成就.金融在支持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时,需要优先厘清农村和乡村、农村金融和乡村金融、集体经济和家庭经济的定义,并着力平衡金融供需关系、推进乡村金融体系改革.发展普惠金融需形成超越普惠金融的观念,真正的核心是提高金融能力、实现金融健康.
基于2005～2020年中国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研究金融生态多样性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并借助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技术创新的作用.研究发现:金融生态多样性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且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高于产业结构合理化;金融生态多样性可以通过技术创新间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分地区后发现,金融生态多样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西部地区能更大获得金融生态多样化发展释放的红利.
本文提出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农业保险发展的作用机制,并基于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5～2021年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提高农户知识水平以及农业现代化水平促进了农业保险发展;进一步分析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对东部、中部、西部以及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农业保险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
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是实现碳减排的重要手段,两者功能上各有侧重、互补性较强.相对而言,碳税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较大,在经济基础好、能源禀赋好的国家推行较为顺利;碳排放权交易因免费配额的存在,市场接受度较高.目前,欧盟已实现了两项制度的结合,在碳税征收主体中排除碳交易机制覆盖主体,将碳税作为碳交易市场化调控定价的重要补充手段,较好解决了减排政策的覆盖面和碳定价机制的问题.建议我国积极研究碳税方案,待碳交易市场成熟、经济相对平稳时试点征收碳税,并在覆盖主体和定价机制方面注重两项制度的协调.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2019年的数据,改进了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度量方法,利用OLS模型研究商业健康保险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并探究其作用机制与异质性.研究发现:第一,商业健康保险能够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该结果在剔除内生性后依然稳健;第二,风险转移效应、健康效应与资产配置效应是商业健康保险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的重要机制;第三,该影响存在收入异质性、地区异质性、参保层次异质性以及保费水平异质性.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本文从政府、保险机构以及家庭三个层面提出对策建议.
随着电信诈骗和跨境网络赌博"断卡""资金链"治理等重大专项行动的纵深推进,披露出多起涉及不法分子利用第四方支付的无牌照经营、简便灵活和监管滞后等特征进行网络黑灰产洗钱的案件,对我国洗钱风险防控体系造成破坏.本文在国内相关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立足第四方支付的概念、特征、运营模式等基本属性,阐述了第四方支付与洗钱等违法犯罪的关联性及影响反洗钱工作的制约因素,以期从四个方面提出第四方支付洗钱风险管理有效性的应对之策.
保理业务是供应链金融工具支持中小企业的重要金融力量.本文在委托代理等理论框架指导下评估了保理业务对产业链的功能和作用,结合PSM-DID方法构造反事实分析框架,校正了选择性偏差:以设立保理公司的上市公司作为实验组,匹配主要特征相似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控制组,收集其2010～2021年各季度的面板数据,对保理业务作为"金融活水"注入产业链的影响效应进行系统评析,实证结果显示保理业务能降低产业链的交易成本,有效盘活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