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华南抗战史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80-1999年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是在"文革"结束、拨乱反正之后,开始比较客观、全面地对待华南抗战历史,这主要体现在一是正确评价抗战时期的中共广东党组织、华南抗日纵队及其主要领导人物,二是客观反映和评价广东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在史料整理与专题研究上,都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成果.2000-2023年为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在史料的运用、领域的拓展、分析的深度上,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在多个方面取得了更为丰富、扎实的成果.展望未来,华南抗战的研究,在史料上,要进一步收集、编辑各级各类档案史料,更多地运用日、英、法等外文史料;在方法上,要更多地尝试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在研究工作上,要在之前较为广泛的资料收集和较多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更为全面、系统、综合的研究;写出一部有较高水准的华南抗战史.
《谢觉哉日记》是党史研究的重要资料,1984年出版时删节了部分内容,学术界对此有诸多猜测.笔者通过考察日记手稿原件,从手稿的保存及散佚经过、新中国成立后日记没有出版的原因、参加革命前日记减少原因等角度,对学术界的猜测作一正面的回应,解答其中的疑惑.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女工在物质待遇、生理优待、文化娱乐等方面均有了崭新面相,这种"新"兼具物质与精神之新,中共的社会组织力也在与个体行为的互动中得以体现.女工的日常生活流变虽曲折但前途向好,反映中共战时社会治理的底层进路:注重保障民众物质生活、深入塑造民众思想世界,并不断克服现实曲折性、努力弥合治理理论与革命实践的张力.虽然边区对基层民众的生活关切有一定局限性,处理发展生产与改善女工生活的关系时也有过不当倾向,但这并非中共的工运指导思想有误所致,反而揭示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正确指示的重要性.中共在局部执政时期,给底层女工生活带来的极大改善不容忽视.
重大理论创新推动国史分期问题的深入探讨,进而推进国史学科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为国史分期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对国史分期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立足国史学科的性质与特点,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出发,国史分期可以实行"三分法":1949-1978年: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期奠基;1978-2012年: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形发展;2012年以来: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时代.三个时期各有历史主线和基本特征.深入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总体史研究,是当前史学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
谌小岑早年奉李大钊之命参与建立中共早期组织.然而,因其个人思想不坚定、信仰认知模糊和对中共开展革命方式的怀疑,他逐渐脱离革命.九一八事变后,谌小岑在人事变化与左翼人际网络的浸润下,对中共政治纲领、思想理论产生新认识,并受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开始在不自觉中实现自身转型,逐步从思想和行动上亲近中共.抗战初期,谌小岑的亲共自觉与中共广东党组织对其统战工作相交汇,形成"双向奔赴"的良好局面,甚至一定程度上促进广东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1938年初,谌小岑被蒋介石扣押,与中共政治立场的短暂契合在国民党的警告下,周旋于思想亲共与组织反共之间,其挣扎与无奈体现出个体在变局下的"摇摆"特性.
解放战争时期,基于革命现实的需要,中共军队的兵源结构发生变化,部队成分不纯问题日渐凸显,在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这一时期兵员逃亡现象较为普遍.面对战士逃亡问题,中共逐步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政策理念及工作机制.具体而言,中共主要采取灵活包容的政策,在实践过程中通过群众性动员、集中式教育、民主化管理等举措,积极对逃亡战士进行反复的思想教育,真正打通逃亡战士的思想顾虑,解决其实际困难.中共在动员归队工作中,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努力纠正以往工作中的偏差,最大程度争取逃亡战士自觉自愿归队.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党内合作"形式,为中共缚上了多重"枷锁":革命主张遭抑、组织发展受阻和党员身份认同危机.为秉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中共发起了一系列积极主动的应对措施,从疾呼革命主张、谋求组织发展到维系党员忠诚,最终不仅捍卫了自身独立性,更加积蓄起革命力量,在合作中实现"反客为主",迎来了国共两党力量的此消彼长,同时也展现出其坚韧不拔、绝处逢生的精神气质.
通过系统性梳理"英国外交部档案"、《字林西报》和其他民国报刊史料,发掘三份珍贵的周恩来佚文,就《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1925年周恩来在汕头的五则史事进行补正与考辨,补充现年谱中未载的三则史事:周恩来1925年11月5日在汕头总商会的谈话、1925年11月7日在东征军市民大会发表的演讲、1925年11月12日对汕头工联会代表发表演讲,逐一考证发生的具体时间、内容与意义.对现谱中两处错讹进行一一更正:周恩来并未在1925年11月7日召开的俄国十月革命八周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讲,周恩来与南强学校等代表会谈时间是1925年11月23日.
随着基层档案的开放和新史学方法的引入,近些年来的知青史研究取得较大进展,学界对海内外知青史领域的研究成果亦有阶段性地分析和述评.然而对中国台湾地区关于大陆知青运动问题的研究成果,学界却关注甚少.基于政治和学术双重缘故,台湾地区较早关注大陆地区开展的知青运动,并开始收集资料进行调查和研究,对知青运动开展的原因、运动的阶段、下乡知青的心态和消极抵制现象等诸多问题均有较为深入的探讨,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可以为大陆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广东东江农民武装遭沉重打击,古大存等革命者重新开展革命动员,开辟八乡山根据地,整合东江农民武装,逐步形成一支有一定规模的地方红军.1930年,中共中央趋于激进并重视组建红军力量,为完成一省或数省革命首先胜利的目标,开始对全国红军进行统一规划,授予东江红军十一军番号,运用多种方式促其走向正规化.然而受"左"倾路线影响,红十一军难以有效克服内部缺陷,正规化过程遭遇顿挫.红十一军的发展历程,为理解红军整编形态提供了一种重要视角.
南京长江大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型工程的代表,被定位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典型物证.其自设计阶段起,就超越了技术和美学自身的范畴,而与政治社会化的意图融合在一起.通过大桥的建造与宣传,规划者试图达到"建桥又树人",同时实现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双重改造的目标.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前述意图需要克服技术及资源的有限性."崇高"作为一种主体的美学感受,既在大桥的建筑视觉形象中展现,又在建桥者克服客观约制的人格精神中得到呈现,并随着大桥的符号化得到广泛传播.
1968—1972年,江西大约安置了11.6万名上海知青.这些上海知青大体按照开发山区的原则安置,但其中也有一部分被安置在沿江沿河的平原地带;既有向人口稀疏地区重点倾斜的情况,也有全面铺开的态势,总体上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事实上,在江西的上海知青人口并非一成不变,受返城滞留不归、升学、招工、婚姻等因素的影响,其数量一直在变化当中.围绕上海知青的安置、巩固、返城等问题,江西与上海进行了诸多互动,其中尤以上海对江西的经济援助最为突出.这些经济援助紧紧围绕上海知青的人口总数、分布等展开,既对江西安置上海知青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加强了沪赣两地的联系.
习仲勋城市治理思想是习仲勋整体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初步形成、渐趋成熟和发展完善三个阶段.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认清城市属性,明确治理任务;二是掌控城市状况,优化治理策略;三是优先改善民生,明晰治理重点.它具有五个主要特征:一是创造性执行中央关于城市治理的方针政策,二是坚决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三是注重协调各方面力量参与城市治理,四是探索运用法制手段解决治理难题,五是重视城市治理中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1954年开始的落后乡改造,源于土改复查中的三类乡划分.中共中央界定的落后乡主要是指土改运动中反封建斗争不彻底的乡,具体表现为成分漏划和组织不纯.循此,地方的落后乡改造大体遵循了成分补划和组织整顿两条路径.但在具体的落后乡改造实践中,地方的操作和中央的政策又不尽相同.在中央明确落后乡改造为土改补课的政策背景下,地方的改造实践并未遵照土改时的政策,而是以土改后的政治态度和现实行为作为成分补划及组织整顿的依据.如此改造的结果,使"落后"演化为一种政治化的社会类型标签,并在延展至日常工作领域之后,借由"落后"形塑出的政治压力而成为常态化的工作机制.
随着新史学的勃兴,"身体"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视角和对象.作为社会存在的"身体"、规训的"身体"和力量的"身体",可以开拓中共党史研究的空间.当然,中共党史研究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自然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身体观作为主体,批判性借鉴中国传统身体思想及西方身体思想.由于"身体"具有政治功能、学术功能和传承功能,以"身体"叙事为主要内容的身体范式,像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后现代范式、新革命史范式一样,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共产国际三大执委会中的中国籍委员"张凯"是谁这一问题,任牧在《党的文献》上撰文认为是出席该会的中国代表张太雷.经深入查考共产国际相关档案史料,可证实"张凯"并非张太雷,而是另有其人.张太雷系执委会下设的一个筹备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的委员会成员,而并非执委会候补委员.
现代口述史学不同于中国古已有之的"采风",有其自身规范章则,属于史学重要分支.一般意义而言,现代口述史的起源往往可追溯至美国学者阿兰·内文斯,以及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建口述历史研究室.20世纪80年代现代口述史传入中国,历经数十年发展,就目前形势而言,正处方兴未艾之势.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进一步表明,现代化并无统一模式,各国应对现代化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把对具体问题的历史概述视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往往是危险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西方观念和制度的简单移植,传统与现代也不是截然对立的善恶两极.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是20世纪下半叶国际社会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已经并将更为深刻地改变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格局,对世界的影响日渐深远.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40多年,吸引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诸多学科的学者较长时期的关注和研究;在《中共党史研究》《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等学术刊物及部分学界先进的积极呼吁和组织下,近年来党史国史研究工作者也逐渐开始重视改革开放史研究,并卓有成效.
湘黔、枝柳铁路（湖南段）是三线建设中的一项重点工程。在开工之初，中共中央鉴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多次增产节约运动的成效和经验，指示铁路会战部队在铁路建设中开展新一轮的增产节约运动，以保证施工进度和解决铁路建设初期出现的供需矛盾突出、物资管理不善、铺张浪费、违规开支、贪腐等问题。后在铁路建设指挥部党委的统一部署下，所属各级单位纷纷响应动员，迅速在铁路建设沿线掀起了一场以技术革新、发展生产、修旧利废、打击贪腐、反对浪费为核心的增产节约运动。这在确保施工进度的前提下，不仅降低了经费开支，减轻了地方物资供给压力，而且促进了铁路建设沿线地区的开发，巩固了军民团结。当然，增产节约作为一项具有经济和政治双重属性的群众运动，受特殊情况影响，也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复施工和浪费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