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口镇是近代川甘贸易中著名的商业重镇,有着"小上海"之称.在乾隆年间,碧口成为白龙江航运的起点,加之与传统的陆上川甘商路交汇,水陆相交的优势使得碧口镇发展迅速,熙熙攘攘间一跃成为川甘商路上的"小上海",位居甘肃四大名镇之首,繁荣百年.1949年后,川甘两省铁路与公路的大规模兴建,使得碧口原有的良好区位优势逐步丧失,传统川甘贸易逐渐向现代转型,因交通优势而兴的碧口最终也因交通失势而衰落.
从互联网到元宇宙,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审视意识形态安全格局的新视角,使社会意识系统近似为一个实时变化的信息流动系统,无形中改变了既有的意识形态实现机制与治理格局.元宇宙技术具有的沉浸式体验等特性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变化,成为今后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中不可忽视的变量.从现有的经验和理论出发,可以分析得出数字资本、技术叠变、话语嬗变、技术外溢、个体精神异化等或将成为元宇宙空间潜在的意识形态风险.对此,我们需从价值理性、技术自主、科学理念、制度设计、人文关怀五个方面着手发力,在最大程度上消除元宇宙空间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夯实数字新时代意识形态治理基础.
价值实现是时尚传播研究中的核心和关键问题.借鉴哲学范畴中已有的"价值"研究成果,以此界定时尚传播价值的内涵,认为它不仅是时尚传播过程中判定"是非""好坏""对错"等效应的标准,更是审美下的"共情"体现.这也成为时尚传播区别于其他社会传播活动的标志.时尚传播的价值实现是时尚传播主体间围绕时尚传播客体展开的互动过程,主体选择、判定、定义时尚客体并通过媒介对受众产生影响,受众则会根据时尚本身的内容并结合自身偏好,对其进行价值判断,以此决定接受还是拒绝.受众接受,则时尚传播的价值实现;反之,时尚传播的价值无法实现.此外,通过与其他传播活动比较,论述了时尚传播价值实现的特殊性.
以理查德·舒斯特曼为代表的学者把身体美学定位为美学基础理论研究,视为美学在传统心灵美学基础上继续向前开拓的根本方向.这种定位能够成立的原因在于,身体美学具有自身深厚的哲学基础,即身体存在论.它与作为心灵美学哲学基础的心灵本体论相对,提供了对哲学之为哲学具有构成作用的"存在"问题的解答.基于此,身体美学才能作为基础构造的美学知识,即美学基础理论.这首先集中表现为身体美学在根本上转换了美学关于审美的认知,具有自身的且区别于心灵美学的美本质论.当然,除了哲学基础、美本质论外,当身体美学在美感论、审美范畴、审美形态、美育等美学学科的基本问题上都给出 自出机杼的回答之后,它作为美学基础理论的学科定位和面目可以更为立体地树立起来.
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是解决农户生计问题的重要途径.基于可行能力和可持续生计理论,本文构建了乡村旅游视角下农户生计能力的理论分析框架,以陕西省497份农户调查数据为例,运用分位数回归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实证研究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户旅游生计转型对生计能力的影响效应及不同组群农户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旅游生计转型对于不同分位点农户生计能力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呈现先降低后升高的"U型"趋势.(2)相较于未参与旅游生计转型农户,参与旅游生计转型农户生计能力显著提高,且发展能力、社交能力和经济能力均受到显著正向影响.(3)基于农户异质性视角分析可知,农户旅游生计转型后,60岁以上老年农户的生计能力提升幅度较其他年龄阶段明显;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的农户,其旅游生计转型对生计能力的正向影响效应最显著;关中地区农户旅游生计转型对生计能力的影响效应最高且最显著,陕北、陕南地区均不显著.为有效提高农户生计能力,政府应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户参与旅游生计转型,并结合农户的异质性特征制定差异化政策和措施,切实提升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
生态系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调节器和稳定器,在应对二氧化碳增汇减排方面发挥着极其重大的作用和功能,而生态系统碳汇则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尽管当前在碳汇基本概念界定、碳汇实物量和价值量核算、碳汇交易核算以及碳汇核算结果误差来源等方面已有相当程度的研究.然而,由于现有碳汇核算主要是站在自然科学的视角侧重于对碳汇的生物物理属性进行研究,使得目前的碳汇核算存在着核算视角狭隘、相关重要基本概念的辨析缺乏,基础数据匮乏、结果难以评估等问题.鉴于生态系统碳汇核算问题的复杂性和跨学科的特点,解决当前这些问题需要从系统性和交叉学科的视角出发,通过构建生态系统碳汇核算的理论、方法与评估体系形成整体性的框架方案,从而更好服务于碳汇核算数据库建设、区域生态价值补偿和碳汇核算国际比较的实践需要.
乡村振兴是我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性战略.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是产业兴旺.产业兴旺不仅以农村经济收入增长为目标,更是乡村综合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贵州省黔县①的产业发展实践为例:近年来,贵州省内相对偏远的农村社区结合本地优势,探索优先发展精细有机农业,辅以特色手工加工业、旅游服务业的综合发展路径,偏远地区的剩余劳动力能够有效投入产业发展过程,从而将产业发展"楔入"乡土实际,塑造了极具地方特色的内生性发展道路.但与此同时,中西部农村的产业发展模式不能照搬沿海地区农村的经验,以剩余劳动力外流为特征的外生性发展路径仍然是偏远地区农村家庭生计的主要来源.产业兴旺的定义和衡量标准须切合当地实际,产业兴旺的动员与受益主体是当地群众.乡村的外生性发展与内生性发展模式本质上不互斥,二者相互补充并将在远期形成具有可持续性的良好发展模式.
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打造一批区域消费中心是我国消费发展、区域发展、宏观经济和国际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消费中心将成为我国国际竞争、国内区域竞争的重要领域.消费中心由供求决定,既是消费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中心,也是产品和服务消费的中心.只有具备一定的供求条件,一个地方比如城市,才能成为消费中心.区域消费者、可支配收入、消费素养、信心、观念、政策、需求潜力等构成了区域消费的需求基础;区域消费资本、消费品和服务、消费企业家、消费类人力资源、消费项目、设施可到达性、消费文化、消费空间等构成了区域消费的供给基础.基于供求因素,各地消费中心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包括经济发达区需求型消费中心、外来收入区需求型消费中心、转移支付区需求型消费中心三种需求型发展模式,和消费资源丰富区供给型消费中心、交通枢纽区供给型消费中心、重大项目区供给型消费中心三种供给型发展模式.需要根据不同区情对消费中心分类施策.
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构建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美国著名学者古尔德不但用黑格尔的自在和自为的辩证法激活了马克思"三形态"学说,而且用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来激活"现实的人"的实在性,进而构建出一种以对象化活动为基底的社会本体论,并以内在关系和外在关系对这种社会本体论进行了阐释,从而将与之相关的自由问题推进到自我实现的高度.但是,古尔德由于过于强调对象化活动在生成社会关系中的功能性,使她的构建陷入了功能主义,没有实现黑格尔式的关系论和亚里士多德式的实体论的真正融合.为此,我们试图以社会定在取代对象化活动,以此融合社会实体和社会关系,构建一种契合马克思思想的本体论.此种社会本体论给出的社会关系理论不但强调主体在历史中不断扬弃和运动,而且肯定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所有制问题,为马克思社会本体论的建构提供一种整体性的建构方案.
校外培训反映了教育市场化下的家庭文化资本投资,主要包括以巩固课程知识点为目标的补习班和以增加文化丰富性为意图的兴趣班.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3-2014学年)①基线数据,探讨当前我国家庭文化资本投资类型对子女学业成绩的影响差异及成因可以发现,家庭之间的文化资本投资不均等,高阶层子女参与补习班和兴趣班的概率更大,其中补习班能提高子女学业成绩,兴趣班却不能.尽管在补习班和兴趣班参与过程中学生都获得了内含文化资本(如知识、能力、惯习),并以此影响师生互动的微观政治过程,赢得更好的教师评价,进而通过这个途径间接地提高学业成绩,但兴趣班效应因与标准化考评逻辑不符而被遮掩,使其对学业成绩的总效果为负.这表明并非所有的文化资本必然带来教育不平等,还与所处制度环境尤其是教育系统特征息息相关.
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主要从政治经济学和阶级革命的宏大叙事层面论述日常生活,但他们建基于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地基之上的生活哲学,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研究的理论转向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同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重视社会结构的整体性以及日常生活的文化中介功能.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人本主义思想出发,批判性思考日常生活,将社会主义革命导向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微观领地.不管是卢卡奇、葛兰西还是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理论,都带有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的理论特征,强调文化变革,充分体现出文化政治的理论与实践倾向.
"双碳"目标对中国城市低碳发展提出新要求.文章以1997-2020年中国内地112个重点城市为研究样本,测算碳排放量及其绩效水平,并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方法研究城市多维度关键因素对低碳发展驱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重点城市碳排放量仍然较高;碳排放量在城市之间差距呈现减小趋势,在时间上呈现先发散后无敛散变化特征;碳排放绩效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其绩效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变化提升,绩效波动主要取决于效率变化改变;除技术变化在城市之间差距扩大外,其他绩效指标在城市之间差距不变,在时间上呈现无敛散变化特征;在驱动因素中,城市经济增长是一把"双刃剑",既增加碳排放量,又提升碳排放绩效;不同驱动因素对碳排放绩效分解指标存在差异影响,其分解指标效率变化与碳排放绩效指标的驱动机制保持一致.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也对劳动者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产生深刻影响.本文基于2009年—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劳动收入占比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这一结果在经历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主要通过发挥平均工资效应,进而提升企业劳动收入占比.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对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正向影响主要集中在非国有企业,同时对提高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对理解数字化转型的分配效应具有启示意义,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李长之的《鲁迅批判》以"距离"为核心观念对鲁迅性格中的诗人特质与其创作中的"纯艺术"作品做了精彩的阐发和论析,是"距离"美学思想应用于实际批评的最初尝试.分析《鲁迅批判》中体现出来的"距离"美学思想,不仅对研究基础极为厚重的鲁迅研究有所启发,也为"距离说"的中国影响及其在文学批评上的运用,提供一个有力的例证.
五权宪法是孙中山对宪法的创见,孙中山将考试权列为五权之一,进而设计出一套既不同于古代科举制度,也不同于英美文官选拔的"被选举人考试"制度.按照孙中山的设计,考试权是国民党维持自身统治的宪法工具,而在宪法框架下,立法院被归入治权序列,再在入口和过程两个方面、经考试权与监察权受到制衡.孙中山主张考试权的政治意图,是基于当时的权力格局及现实需求,意在对军阀、政党、议会进行限制.这样的构想在当时的政治思想界引起了讨论和争议,在实践中无法完全实现.
坚持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将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实现中华传统文化去粗取精、推陈出新的有效途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上既有契合,也有差异,从而也能实现有效互补.因此,深入研究二者立场观点上的结合基础、结合历程和方法上的融通要义、融通原则,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规律认识,有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其以文化人、再造辉煌的独特功能.
西南地区民族村寨存在着既要保护民族传统,又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两难课题,其文化生态决定了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找到与现实相适应的办法.在生计方式现代化转型的实践中,信息技术、电子商务的加入可以支持民族村寨的持续发展.在社会秩序的现代化变迁中,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管理方式是保持民族村寨良好秩序的合理机制.从而,西南地区民族村寨可以保持村落景观以及生活方式的传统,而实现生产生活技术的现代化.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本文在把握共同富裕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构建共同富裕评价体系,基于时间维度开展2011-2020年我国共同富裕指数动态演进评价,结合空间维度考察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时空集聚性与时空分异性.研究发现:我国共同富裕发展水平逐年稳健提升,但是距离实现人民群众全面发展仍有较大空间,并且成果共享性的年度增速相对较低;我国共同富裕具备典型的空间集聚性,2017年是空间集聚性由升转降的时间拐点;导致共同富裕空间分异性的主要原因是区域间的共同富裕发展差异,次要原因是区域内的共同富裕发展差异,但是分异性逐步下降反映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已经取得明显成效.本文基于研究结论给出政策建议,提出应更有力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加速推进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继续深化区域间和区域内的协调发展,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共同富裕空间格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理论学界出现"空间转向",人们试图以空间性思维重新审视社会.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背景下,传统村落空间的存续面临挑战.以"国家传统村落"为案例切入来讨论传统村落的空间变迁与重构可以发现,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地方性"特征,这种"地方根植性"源于文化信仰认知下的结构秩序,它影响着村落的自然生态、社会活动和生计模式.在空间变迁中,文化信仰被注入新内容而表现出新活力,成为维持传统空间的内生动力,"地方"逐渐发展为人与环境的"过程性"塑造.其间体现出的内在乡土逻辑和自身变迁规则,在现代化过程中凝成群体特定的观念与思维,成为对抗同质化的筹码.借以"现代化地方感"概念的提出,可以认为"地方性"特征并非旨在保全地方原本的认同,而在于与村落同质化抗衡,是村落空间保有"地方性"又具适时变迁的基础,形成"类地方".
提高低碳政策的灵活性以降低减排成本对高质量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生产侧与消费侧的双重视角,本文对碳排放的边际减排成本(MACC)以及隐含碳排放的边际减排成本(MACEC)进行了测算与对比分析.主要的结论为:(1)从生产侧看,MACC历年均值最低的行业是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为95.22元/吨,值得注意的是,在2020年,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取代了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成为MACC最低的行业,全国碳市场控排范围的扩张可以重点考虑该行业;(2)从消费侧看,除了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外,其余行业的MACEC在2002～2020年间均有所增加,MACEC历年均值最低的行业同样是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173.59元/吨),其次是金属制品业(359.69元/吨),这些行业可以作为碳税等消费侧手段试点实施的潜在对象;(3)MACC行业间差异很大,标准差达到了 11551.67,而MACEC行业间的差异则要小的多,标准差为628.23,这意味着随着全国碳市场管控行业的增加,边际减排成本的上升将是巨大的,适时出台碳税等政策对消费侧进行引导能够有效提升低碳政策的灵活性,进而降低总体的减排成本.上述研究结论有助于为出台对生产者或消费者同时施加排放约束的灵活低碳政策提供理论借鉴与经验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