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松太加导演作为近年来少数民族电影发展中的重要现象——“藏地新浪潮”的代表导演之一,不断为中国电影市场输送着优秀的作品,其影片《阿拉姜色》曾获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本次访谈主要围绕其新作《拉姆与嘎贝》以及其个人整体创作风格与方向展开,同时也对藏族电影未来的创作方向进行了分析与展望。访谈中,松太加导演表达了对东方美学的热爱,也分享了其自身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等方面独特的创作方法,对未来少数民族电影乃至华语电影的创作都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自2019年以来,一系列以中国传统“封神”故事为题材的商业动画电影陆续上映,“封神”动画电影IP宇宙的建构效果初显。建构中国动画电影IP宇宙,在宏观上要以传统文化为载体,挖掘文化内涵,树立整体世界观;在微观上要创新塑造角色,适时文本互动,以叙事创新孕育神话新说;同时以粉丝团体的再创作为前锋拓展故事世界,实现粉丝群体的主观建构以及制作者和观众的双向互动。
本文以文本批评的方法,在比较、参照的基础上,从文化想象、媒介形式、数字制作技术等纬度分析2023年春节档电影,力图观照影片文本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与技术语境,进而理解电影文化的多重意涵。
抗战结束后,在美国动画电影的影响与刺激下,中国电影人认识到了发展本国动画电影事业的重要性。他们一方面远涉海外,积极学习美国动画制作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立足本土文化的传统优势,努力探索中国动画电影的民族特色。在此背景下,苏州美专动画专业和南国动画学院应时而生,标志着中国动画教育开始向专业化和正规化迈进。国统区、解放区和香港地区的动画片、美术片创作各具特色,别开生面。战后中国动画教育和动画创作的实践,为新中国动画电影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世界电影之中续集电影和系列片古已有之,但其差异性在于,续集电影是因内容需要而补充延展接续,系列片更多是为了市场需要而去创作。在中国电影中,续集电影和系列片早有创作并且延续至今。但中国续集电影基于内容需要的传统更为凸显,而当下以IP等为召唤力的系列片也渐成潮流,尤其是中国式的“我和我的”系列的独创性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连续性”不仅仅是当下系列电影创作的基本观念,对于许多系列电影而言,其本身就是“连续性”观念作用下的产物。而系列电影所要做到的就是对“连续性”的维持。表面上系列电影对“连续性”的维持是依靠主题、情节等的接续,而从实质上来看是对观众心里的“连续性”维持。当系列电影的“连续性”能够得到较为稳定的维持,此时可以尝试借助“连续性”的特点,将“连续性”作为方法用于历史人物、事件等的接续和历史IP的形成。
朝鲜族导演张律的电影创作聚焦跨域、流动的主体,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情感与经历的呈现来揭示边缘身份的困境,并强调多元与复杂的异质性民族构成与文化张力。张律的创作实践同样超越地域与文化的局限,而显示出跨国、跨界、跨媒介的特质。其对跨国资源的运用,对少数民族及异国文化的观察,以及对影像表达的再思考,建构了一个新的、跨文化的电影生产与对话空间。
新世纪以来,随着“唐探”系列、“我和我的”系列、“长津湖”系列等作品成为中国电影的“头部电影”,国产系列电影的品牌建构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业界和学界持续关注的焦点问题。系列电影生产从属于类型电影生产,具有“可持续性”“品牌效益最大化”等特点,这与电影工业美学不谋而合,是电影工业美学“接着讲”的重要方向。本文在电影工业美学理论视域下,对标国外系列电影生产的有益经验,审视中国系列电影现状,力图发现问题并提出发展建议。本文认为,系列电影作品应注重剧情的互文性,人物设定的互构性,构建“跨媒介”的故事世界;制作上应以“缔造标准化”规范电影生产各环节,以“差异性重复”为系列电影再生产的主要原则;注重“类型化”生产,以技术加持内容,关注互联网时代粉丝体验与粉丝经济;注重长远布局规划,全产业链、全媒介化经营和品牌建设。
系列电影是世界电影发展历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持续引发着创作热潮。在繁荣的实践背后,相关理论研究还有待继续深入。实际上,系列电影诞生之初,是作为短片向长片过渡的桥梁而存在的,与当下的创作环境和模式并不相同。以此为视角来重新审思系列电影,能更为合理地总结其发展历史,并考察当中存在的问题。
虚拟制片是最近几年新出现的一个影视制作技术概念,其核心是基于图像引擎整合的数字视觉资产,在LED屏幕创造的虚拟环境中进行影视视效制片的新技术管线。这一技术的应用优化了影视制作的流程和效率,降低了拍摄成本使得整个制片生态产生了极大的变革。针对这一变革,也需要从业者思考和研究基于该技术的相关概念的阐述,标准的制定及在单一技术平台模式下技术变革的隐忧和解决方案等一系列问题,以期我国影视行业能在标准和安全的技术背景下实现行业技术迭代和升级。
新时代不断推动着传统文学题材动画的文化创新,唯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文化自觉为内驱力,遵循文化创新规律,在文化内容与形式、业态与传播等各方面不懈探索与实践,才能促进传统文学资源创造性转化,更好地实现社会经济文化功能。
元宇宙视域下,如何利用VR媒介表达故事成为内容制作者,尤其是互动式电影制作者关注的焦点。VR的媒介特异性决定了VR电影叙事不同于传统电影的叙事技巧,是一种崭新的语。本文旨在结合VR媒介特征,从空间、具身、互动和引导四个方面,探讨VR电影叙事背后的逻辑关系问题。着重阐述空间边界设计、身份和具身认知、互动叙事结构以及注意力引导叙事方法,为VR电影制作者提供叙事设计建议和理论资源。
进入新时代以来,主旋律影片愈发重视银幕青年形象的构建以及青年文化的书写,呈现出风云激荡中的革命青年、改革岁月中的时代青年及强国征程中的当代青年三种创作路向。这种文化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产业经济的选择与推动,也不可忽视历史文化因素或现实政治考量。综合来看,近年来主旋律影片中青年形象的集体在场是中国电影对社会文化心理变革的应时反馈,显现出主流文化与青年文化不断互动、交融的趋势。
《八佰》和《对岸的战争》是新世纪中国战争电影中以苏州河、四行仓库为重点叙事空间的作品。苏州河和四行仓库作为战争空间的影像区隔、战争影像的城市符号与“历史空间”的想象性“在场”的关键,对其进行文化解读十分必要。依靠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以影像文本作为阐释的基础,借助其中对于战争影像的书写,揭示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隐喻和文化心理。认为战争电影中的空间呈现有其多元的意义和丰富的阐释空间,战争空间的塑造中蕴含着意识形态的表达和文化表征的展现。
桌面电影全程都在以电脑桌面为代表的电子屏幕上进行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电影进行重塑,既借鉴了传统电影相对完善的规则制造出沉浸感,又应用计算机各类媒介以其不完全性以及被建构性产生游离感,形成沉浸与游离的双重逻辑。本文旨在分析沉浸与游离的双重逻辑在桌面电影中的运作机制,探究双重逻辑对观影过程的影响。
近年来,当代中国动画电影掀起了一波创作热潮,以追光动画为首的动画公司为当代中国动画电影在美学艺术及工业技术等方面的发展做出了重要探索。中华民族神话宇宙的建构逐渐成为中国动画电影在改编及重构传统经典神话的核心方向,如《大鱼海棠》《白蛇:缘起》《姜子牙》《哪吒之魔童降世》等动画电影都是成功范例。追光动画的最新作品《新神榜:杨戬》,不仅延续了追光动画在“新神榜系列”及“新传说系列”中的风格与框架背景,而且通过英雄人物的成长式塑造,宇宙神话空间的景观化建构,传统东方美学的诗意表达以及超越民族化的东方蒸汽朋克,重构了中国古典神话的民族化想象,打通了神话宇宙建构的新方式。
主旋律电影对社会文化认同的场域化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主旋律的影像文本往往与历史经验、社会记忆相关联,并形成独有的情境互动体验,而这种记忆式情境的互动观影体验是国家文化认同场域化构建的重要路径。本文从欧文·戈夫曼的情境互动论的观点介入,对主旋律电影中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的情境互动逻辑展开分析,认为双重记忆维度的时空架构叙事是记忆式情境的主要形成。受众通过对主旋律电影历史情境的沉浸式体验,在身份认同、情感认同、价值认同的多重维度中完成了对文化认同的场域化建构,也实现了国家对主流文化的现实认同导向。
影视动画网络微营销具有传统营销无可比拟的优势,其制作、发布、传播、接受和反馈信息的主要工具,除电脑外,便是“媒介至尊”智能手机。其内容一是以微图文形式来承载;二是以微视频形式来承载。影视动画网络微营销中信息传播的特征有三:海量信息的碎片化传播;快捷高速地瞬时传播;互动化与娱乐化传播。在影视动画网络微营销中,要以大数据分析应对超级信息洪流与“信息垃圾”,理性克制地对待“信息茧房效应”及网络暴力,解决信息爆炸引起的诸多难题。
科幻电影的真实性可从三个方面来认识:“个体化真实”“人造真实”和“媒介真实”。“个体化真实”的趋势因应了科幻已成为当下的现状,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以数字特效技术生成逼真影像为代表的“人造真实”,并不意味着真实在所有科幻电影中的消解,而是真实性实践手段的多样化;“媒介真实”则在文化共识、“合成化叙事”和临场沉浸三个方面完成了对真实性的塑造。秉承上述真实性特点的科幻电影可界定为“科幻现实主义”科幻电影,是科幻电影创作的重要方向。
"上海电影"是指以上海为故事背景展开的电影叙事,而银幕中的女性形象是被社会文化观念不断塑造的,她们往往被符号化,反过来影响日常生活中女性对自我的想象.本文以沈西苓编导的《十字街头》为个案进行分析,通过分析镜头画面"设计"和剧情叙事"设计",挖掘导演如何将美术、图案设计语言运用到电影剧情叙事、银幕主体形象的场面调度以及观众互动方面,从而进一步研究新兴市民阶层的娱乐价值是如何影响电影创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