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东北亚安全不确定性增强.乌克兰危机推进了东北亚安全秩序重塑,呈现新旧秩序交替特征.从力量格局看,未来中美战略互动将对地区安全局势起到主导性作用,美日韩与美日台"三方安全合作"不断强化,美国对华"战略遏制"将会加强,东北亚周边安全挑战压力增大,摩擦增加并将呈现多发态势.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挺乌反俄"成为韩国政府、媒体与民众的普遍认知与主流声音.韩国不仅跟随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多方面制裁,深度融入美国的全球同盟体系对俄罗斯进行遏制,还与乌克兰政府保持密切磋商,实施大规模非武器援助和多渠道资金援助.这其中既有美国推波助澜、拉拢诱导的影响,也有韩国自身安全需求的考量.基于国家利益和外交战略考量,韩国始终没有突破"对乌军事武器援助"的红线,而是选择性地参与对俄极限金融制裁.韩国对乌克兰危机采取的应对举措导致乌克兰危机及亚太安全局势更趋复杂,进一步推动韩国对外战略取向靠拢美西方阵营,强化韩美同盟及韩美日合作关系,并阻碍韩国"新北方政策"的实施及韩俄关系发展.
冷战后特别是安倍晋三长期执政时期,日本逐渐构建起了以首相为主导、行政官僚和执政党(自民党)为辅助的政治决策机制.2020年以来,肆虐的疫情及国际变局对于这一机制产生了空前冲击,影响了从安倍政府末期至岸田文雄时期的政局发展.尽管政治决策机制遭遇动荡考验,但总体可控,作为其支撑的各项制度、环境和认知性因素仍发挥着作用.未来日本政府应会针对该机制存在的缺陷,进一步加强集权化趋势.
朝鲜半岛作为地区乃至全球热点,使得朝韩首脑会晤举世瞩目.文在寅政府对朝"月光政策"触发朝鲜通时合变,力图"借南通美".文在寅时期的朝韩首脑会晤试图以南北共存共荣为目标,力争自主解决半岛问题,在南北和解的基础上进行全方位合作,实现朝韩关系化敌为友.朝韩首脑会晤与朝美首脑会晤良性互动与相辅相成仅昙花一现.朝美矛盾的爆发将朝韩首脑会晤成果毁于一旦.美国因素的破坏效果巨大.在朝韩首脑会晤问题上,中国一直发挥劝和促谈的建设性作用,是维护和促进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与发展的积极力量.
日本通过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利用促进乡村文化振兴,并制定具体的落地政策《历史文化基本构想》.《历史文化基本构想》要求市町村保护多样化的文化遗产及其周边环境,凸显以文化遗产为核心的乡村魅力.小滨市和若狭町作为《历史文化基本构想》的试点地区,针对本地区的历史文化特点确定主题词;围绕主题词打造文化遗产群,并将文化遗产群的物理空间打造成文化空间.研究小滨市和若狭町的实施路径,可以为我国通过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利用促进乡村文化振兴提供可操作性的建议.
在最新一次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评选中,《东北亚学刊》再次荣获“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2021年度政治学最受欢迎期刊”,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2016—2021年最受欢迎期刊”。“2016—2021年最受欢迎期刊”汇总了各期刊近六年的关注度指数,在纳入统计的1913种期刊中选取关注度最高的200种期刊。
从古至今,日中两国紧密联系,尽管有过战争和教训,但随着日中邦交恢复正常化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两国关系回到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正轨.自20世纪80年代起,日中关系出现变化,历史因素产生重要影响,此后两国关系在曲折中走过了 40多年.近年来,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日中关系又迎来新挑战.要实现东亚的和平与繁荣,离不开日中两国的稳定合作,两国应进一步加强对话并加深相互理解与信任.
20世纪末俄罗斯的海洋力量经历了收缩和低迷,给国家带来了巨大损失.面对"海洋世纪"的到来以及国内紧迫的社会经济发展压力,俄罗斯需要重新适应变化了的海洋地理条件,借助海洋发展社会经济,并重塑海洋大国身份.叶利钦政府后期重新思考国家与海洋的关系,将海洋军事战略与其他海洋活动战略融合,全面部署和详细构建了开发利用世界大洋的专项规划,普京执政之初明确了新世纪国家与海洋的关系以及俄罗斯经略海洋的基本构想,并正式确立为国家海洋政策的指导思想.1997-2001年俄罗斯重塑海洋经略构想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开启了面向新世纪全面争取国家海洋利益的历史进程,丰富了国家海洋历史.
日本与美国于2019年签署的《日美贸易协定》具有不平等性,却成为开启 日本经济安保新战略的起点.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日美经贸博弈的必然结果;日本利用经济安保构建有利国际环境的必然选择;日美协同制衡中国的必然手段.同时也反映出 日本的三个深层次特点:政治外交决策多面斡旋;经济发展对外高度依赖;国家安全战略具有两面性.尽管此次经贸协议的效力未能如"广场协议"那般引发立竿见影的国际效应,但从长远可以预见日本已将经济与安全关联,意在完善日美同盟机制,并发挥国际示范作用,提升日本外交地位,但难免引发中 日经贸合作困境,导致中日关系渐冷.
二战后日本防卫费历经了快速增长、稳步增长、企稳略降及连年增长的四个阶段.2022年12月,日本政府决定了未来五年内实现防卫费大幅增加的政策方针.在日本国内,主张大幅增加防卫费的理由主要包括预防周边"有事"、发展反击能力、增强研发能力与加强继战能力.朝野政党及社会围绕新增防卫费的财政来源与用途展开了激烈的政策论争,各方意见存在较大分歧.日本政府拟通过大幅增加防卫费,加速军事大国化进程,可能会带来一系列后果:将进一步加速国家安全战略转型、提升防卫力量建设水平、强化日美安保合作关系,以及损害地区安全局势稳定.
内容提要:冷战结束至今,日本面对急剧变化的安全发展环境,为实现政治大国目标加速调整对外战略.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日本对外战略调整显现新趋向:政治立场的"美西方化"、政策议题的"高位化"、合作机制的"小多边化",以及战略手段的"军事化".日本试图从乌克兰危机中牟取红利,推动自身突破安保底线,摆脱战后体制束缚,实现"军事正常化"目标.日本还将中国清晰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其对外战略中的对华指向性更加明显.在大国竞争与地缘冲突叠加的背景下,日本借机调整对外战略,或将对中国周边安全及东亚地区安全产生负面影响.
2022年版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做出不同的战略定位.今后五至十年,日本将借口所谓防止"台湾有事"而加紧强化对中国大陆的军事威慑.主要包括:发展对敌基地"反击能力";将防卫费增至GDP的2%;进一步突破修宪制约,成为"能战国家";强化日美针对台海联合作战体制与军事分工;借助美国与中方加紧争夺钓鱼岛;经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拉拢北约国家等介入东海局势;试图将台湾纳入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阻碍中国海峡两岸统一进程.日本开始在国家安全战略制定过程中主动干预台海局势,不仅可能导致台海局势紧张,也将使东亚安全形势更趋复杂.如何以可持续的全球新安全观构筑中日安全关系值得探讨.
韩国尹锡悦政府执政后对朝政策以施压为主,与美国对朝政策越来越趋同.朝鲜半岛局势出现新的紧张与韩美两国对朝政策密不可分.中俄两国明确反对一味对朝施压.各方当务之急在于积极利用相关国家政策中的对话动力,积极营造氛围推进合作,同时有效遏制消极因素,减少对抗,否则半岛局势有可能发生更大震荡.中韩作为半岛局势攸关方和当事国,可通过积极合作稳定半岛局势,并积极推动相关问题解决.中韩两国需加强多层面沟通与交流,互相尊重彼此核心利益,阻止东北亚地区走向阵营化与新冷战化的趋势.
近年来,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自然灾害等为由,日本修宪势力谋求将"紧急事态条款"写入宪法,以便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确立"国家总动员体制",实现海外动武乃至发动战争.1889年《明治宪法》中曾设有"紧急事态条款",被认为是其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原因之一.为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盟军占领下出台的《日本国宪法》中未写入"紧急事态条款".如今日本执政党力求启动修宪相关程序,切实推动与发动战争相关的"紧急事态条款"入宪.日本若实现"紧急事态条款"入宪,将改变基于"和平宪法"的对外战略;为 日本全面提升"防卫力"背书;加剧 日本与周边国家间的紧张关系,进而严重危害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及安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为应对美西方空前制裁和孤立,俄罗斯将"向东看"政策视为必需而非选项,其政策调整为:放弃与美西方缓和关系的努力,突出与合作伙伴的共同利益,寻找新的合作市场和战略机遇;充分利用亚太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机遇,而非只看到外部环境对其国内资源造成的威胁;克服与欧洲合作产生的惯性,加快推动系统性措施;巩固与朝鲜、蒙古国的传统友好关系,继续拉住印度;保持中俄关系的强大战略定力且平稳发展;加强在国际组织中的活动,视东盟为优先的多边外交方向,加快布局亚太能源市场.未来俄罗斯亚太外交面临新挑战,任重道远.
俄罗斯的东向战略最初以经济合作为主要目标,意在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但随着大国竞争的回归和亚太地区竞争的激烈化,其东向战略呈现出愈加明显的安全化趋势.俄罗斯东向战略的安全化表现为加强伙伴合作,以双边合作方式为主,多边合作为辅,注重海陆联动等特点.这一变化既顺应了大国竞争与合作的新趋势,也有利于发挥本国优势,是俄罗斯调整外交布局的重要步骤.俄罗斯东向战略的安全化将给地区和国际形势带来重要影响,具有长期化发展的可能.在乌克兰局势改变俄罗斯外部环境的背景下,俄罗斯将更加看重亚太地区,借助东向战略实现国家利益.中俄两国可以继续加强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协作.
韩日关系是东北亚地区一组重要的双边关系,且韩国、日本通过"共享"美国这一盟友使两国在战略与安全领域形成了一种特殊联系.冷战后,韩日关系因贸易、历史等原因龃龉不断.双边关系在2018年之后不断螺旋式下降,摩擦与冲突程度远超以往,其走向备受国际社会关注.2022年初,美国拜登政府出台了新版"印太战略",将盟友视为遏制中国、维护霸权的战略资产,明确将日本与韩国置于构筑美国同盟网络的关键位置,突出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在美国新版"印太战略"中的支撑地位,为韩日关系发展注入了新动力.近一年来,韩日关系在美国因素影响下呈现不断向好的新趋势.韩日政权先后更替,客观上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内部"土壤".双方相互的战略需求为韩日关系转圜提供了关键前提,但两国间结构性、内生性矛盾仍存.未来,韩日关系战术性缓和概率较大,但战略性和解空间有限.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岸田政府大力推行"抗俄援乌"外交.从表面看,岸田外交反安倍外交之道而用之,反安倍外交之意而行之.从深层剖析,岸田外交与安倍外交在推动日本改行军事强国路线、在新战争领域发挥攻敌之"矛"的作用,以及扮演美国印太战略马前卒上,并无本质区别."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日本应顺世界大势而为,而非逆流而动.
近年来,面对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变化,以及企业经营危机,三星电子作为全球芯片产业的代表性企业之一、韩国芯片产业的龙头企业,为巩固其国际竞争优势,创造未来竞争优势,全方位调整其全球战略.在技术层面,三星电子加大研发投入,加强技术合作,建立技术壁垒,扩大应用范围;在业务层面,兼并、收购和出售资产,进行内部整合;在布局层面,进行子公司数量、雇佣员工数量与发明专利数量的结构性调整.三星电子的全球战略调整不仅会对企业经营产生影响,也会作用于芯片产业及地区经济发展.对中国相关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而言,未来要回归核心业务、共建产业生态,聚焦竞争优势、加大研发投入,吸引顶尖人才、培育人才梯队.
日本岸田政府重视并积极深化"印太战略",将经济安全作为主要战略内容在对外安全合作中加以推进,包括在美日印澳四国机制框架下拓展经济安全合作,积极加入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谋取共同制定经济规则,与欧洲国家等在"印太战略"下加强地区经济安全合作,对小国重点就提升经济安全能力开展支援性合作等,多层次构建基于规则的印太经济安全秩序.岸田政府谋求日美共同主导印太经济安全秩序,将与美国发动的大国战略竞争形成联动,推动地区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加大中国在印太地区面临的战略压力,不利于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并阻碍"一带一路"建设,需要重视并加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