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室主办的“动荡变革期的国际政治走势”暨2022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在线上举行，对国际政治走势以及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的目标与任务进行了研判。
大国竞争的战略节奏是一国决策者依据国内外形势节律性调整轨迹发展的速度与波动程度的动态过程.在内外因素的约束下,战略节奏变迁呈现加速或延迟、平稳或起伏、断裂或延续的非线性变化特点.在特定时间内稳定发展的对外战略节奏可能在偶然的外部冲击下急剧变化并偏离原有轨迹.间断均衡理论认为,外部冲击反馈与大国竞争程度两大变量驱使战略节奏发生"平衡—冲击—间断—平衡"的变化.根据外部冲击的正负反馈与竞争程度高低,可将战略节奏分为激进变革、积极进取、时机顺应与拖延观望四种类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确定环境下,印太地区的大国竞争节奏呈现出渐进稳定与剧烈变化交替叠加的趋势.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外交战略方针从"韬光养晦"转变为"奋发有为",呈现积极进取的战略节奏形态.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国开始反思与调整拖延观望的战略节奏,加紧对华战略制衡.而在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与中美竞争大背景下,莫迪执政下的印度积极把握印太变局下的发展机遇,其战略节奏呈现激进变革的形态.面对中美印竞争关系的复杂联动,中国外交须审慎平衡大国竞争与外部冲击的双重约束,在奋发有为的战略节奏中坚守战略定力.
自开禧伐金失败到端平元年宋蒙联军亡金的28年中南宋的对金政策是战略决策反复自我否定的经典案例.前景理论中的沉没成本学说假定前期投入的成本将干扰决策者的风险认知,继而影响后继政策的发展.然而,尽管南宋在宋金关系中付出的惨痛代价构成了其决策集团的沉没成本,但这些成本未能促使南宋采取坚定的北伐政策.鉴于既有研究的解释力不足,需要对沉没成本假定进行修正:决策者对于沉没成本的敏感度存在差异,决策集团内部还存在着沉没成本的类型差异.敏感度与类型的差异造成的沉没成本竞争和排序使得共同沉没成本效应复杂化.此时,即便决策集团存在共同沉没成本,也可能受其他沉没成本影响而产生严重的内部分歧.修正后的假定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南宋决策集团在伐金问题上的犹豫和反复:君主、权相和士大夫集团都受到对金交往屈辱历史的深刻影响,但他们在伐金还是和金的路线选择上存在着明显的敏感度差异,国内政治造成的普遍不安全感作为其他类型的沉没成本干扰着决策集团达成共识.最终,政治上的内讧使南宋丧失了最后的战略机遇期,未能坚定选择伐金与和金两种选项中的任意一项.
规范是国际政治的重要内容,新兴国家如何推动国际规范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聚焦建构主义前沿理论有关"争论"的研究,作者把争论的内容分为自主争论、工具争论和目标争论,认为新兴国家可以运用争论内容的递进来推动国际规范转变.自主争论是为自身行为辩护,工具争论旨在反思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目标争论则重塑如何行动才具有正当性这一价值判断.争论递进的机制是学习,即通过成功实践创造可供观察与解释的经验证据,进而促使国际认知社群实现自我理念的更新.在资本账户管理方面,马来西亚与中国成功实践了适用于本国的"非正统"政策,为国际技术专家提供了新的学习素材,进而推动了管理资本流动规范的转变.争论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国际规范必然受到冲击,但争论内容的不断递进会对国际规范产生实质性影响.尽管短期内难以利用强制、模仿和说服等传统理念传播方式,但新兴国家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推广其理念.在此过程中,成功的实践是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关键因素.缺少经验证据的累积,单凭外部危机所触发的"机会窗口"无法真正实现国际规范的转变.
针对当前美国对华价值观外交实践,认知理论指出,美国决策者认知倾向的转变促使其在对抗的二元模式下重塑了对华政策框架,导致对华各领域交往均呈现不同程度的"意识形态化"特征,中美价值观矛盾迅速激化.在后冷战时期,秉持一贯价值理念的美国历任决策者将价值观因素纳入对华决策过程,并对双边关系走向和互动模式产生差异化影响,这依赖于"图式演绎"机制在决策者认知层面发挥的导向作用:基于对既往相关政策图式的借鉴,决策者得以在有限的决策空间内完成对当前情势应对方案的选择、在话语层面形成相应的政策叙事,并将其确立为指导具体政策行动的原则.作者借鉴图式理论和公共政策学叙事分析方法论,搭建起图式—叙事—政策分析框架检视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过程,尝试为价值观外交政策趋向的演化提供一以贯之的解释.研究发现,基于对"冷战图式"的演绎,不同美国决策者的主观认知决定了价值观因素对中美关系作用的方式、时机、场景及限度,其差异通过政策叙事的不断重构得以连贯呈现,并持续塑造着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互动模式.在双边关系复杂变化的当下,强化认知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中美认知域博弈态势的把握,并为应对美国对华竞争、管控竞争风险带来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