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数字技术的广泛普及和跨界融合,使数字技术赋能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现实可行性.它拓宽了民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使获取协商议题更加及时和便捷,民主监督更加公开透明,民主流程间的衔接更加顺畅.但数字技术赋能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在运转中也存在着潜在风险,例如民主冷漠现象日益加剧,群体非理性行为增多,政府的管控难度增大.规避上述潜在风险,要在保持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平衡、理性认知与利益表达平衡的基础上,构建基于规则的数字技术支持,提升参与主体的数字民主参与能力与意识,加强数字民主安全治理保障,以此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数字技术赋能下的良性运作.
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威力,打造契合中国特色的话语叙事,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义.这不仅要用马克思主义来"化中国",更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夯实意识形态话语根基;回应时代之问,发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话语力量,维护意识形态安全;让马克思主义在与人民群众相互"掌握"中,在理论力量与实践力量的双向互动中,彰显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中心"旨归,为现代化与"美好生活"提供强大"精神引擎".
数字政府的发展离不开科学合理的政策指引,分析数字政府相关政策文件成为引导数字化改革、加快现代化进程的关键举措.选取数字建设典型案例,运用文本分析与扎根理论方法,研究地方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政策演进逻辑、政策扩散特点及政策焦点转变的议题,结果表明:"时间—结构—内容"分析模型能够较好地反映地方数字政府的演进路径、政策扩散特点及建设焦点变迁.从时间维度上看,地方政府数字化建设过程中政策演化逻辑与注意力投入呈现"起伏式"变化;从结构维度上看,地方政府数字化建设过程中政策扩散向"纵深式"发展;从内容维度上看,地方政府数字化建设过程中政策焦点由"碎片式"向"平台式""规范式"过渡.
贯穿罗默的从剥削到市场社会主义路径建构的核心线索之一是财产关系.首先,罗默否认劳动价值论之于支撑剥削理论的有效性,以财产关系取而代之,用博弈论的表达建构起"一般的剥削概念".进而,在其社会主义蓝图中,直接并且唯一改变的就是初始财产的分配方式,这便是对资本主义的进步性替代方案.罗默将对剥削和社会主义的探讨全部简化为财产分配问题,甚至不主张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这注定会是一条无法实现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认清其局限性对我国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地方政府在重大风险治理中产生了风险放大的治理行为.对风险空间评估的放大是地方政府在疫情防控中"层层加码"的现实表征.基于4个省级疫情风险防控政策中对外在风险空间的界定可以发现,风险空间界定表现出一定的地方自由裁量:地方政府对外在风险空间的界定与行政区划基本重叠,地方政府的疫情风险治理存在着"风险空间放大"的层层加码行为.地方政府基于重大风险淡化行政边界的跨域属性,在科层逻辑下形成对重大风险治理属地管理的权责,加之纵向干预政策的功能错配、不充分嵌入下的技术依赖及社会风险放大的舆情倒逼,进而生成"风险空间放大"的风险放大治理行为.因此,要优化地方政府风险治理行为,避免地方政府风险放大带来地方层面的发展与安全失衡.
北朝造像记文献类型丰富,经历了从个体到团体的发展演进.民众将皇帝、权臣和女性政治人物作为造像对象、祈愿对象,在发愿文中进行政治书写,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向性——其背后反映出皇权崇拜、权臣秉政、女主称制的历史镜像,蕴含着民众对执政者政治身份的认同.而王室成员、世家大族在造像记中刻意提到家世门第,则是出于政治身份的自我认同.有些造像记在书写时运用记叙、抒情、描写、议论等表达方式,结合灵活多变的句法形式、骈散相间的写作风格,生成了文学色彩浓郁的造像记文本.
《明史·地理志》在部分地名词条注有朝廷修建王府的时间,该时间恰好与《明史·诸王世表》中藩王被册封或要求移藩的时间吻合.这一特点一般适用于关外移藩者,对于一般新封亲王而言,建府时间要稍晚于册封时间.结合洪武时期倚河、倚重(镇)、文武分界和永乐时期重视建府基础等封藩特点,再考察庆、岷二王的移藩时间和移藩地的府邸修建时间后可以发现,二王府的建府时间明显也晚于移藩时间.韩、沈、安、唐、郢、伊等六王的实际藩地建府时间也并非洪武时期的封藩时间,而应早于成祖下达就藩命令的时间.
随着世界经济下行压力的持续增加,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加.理论逻辑和历史经验证明: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强调联动循环、主动循环和动态循环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仅是大势所趋,更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内蒙古是中国向北开放的前沿及内外联运的通道,是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交流合作的枢纽与节点.内蒙古应发挥自身区位优势,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构建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机制、制造业产业发展升级机制、区域互济协调发展机制及多边争议解决机制,推进沿边开放.
虽然"礼之文"和"诗礼相成"皆说明"诗"是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从"礼之文"到"诗礼相成",反映了"诗"从礼乐文化的附庸发展为礼制重要载体的逻辑演变过程.周公"制礼作乐"之后,"诗"的产生、流播皆依附于"礼文",最初《诗》的文本也借此而结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于是出现"诗礼相成"的文化现象,《诗》这一文本获得与"礼"同等重要的地位.孔子对《诗》育人效果的关注,春秋"赋诗言志"的传统,发掘了《诗》的文本义和引申义,拓展了诗的社会功能,推进了《诗》的经典化过程,从而指向经学一路.
近年来,在惠农资源下乡过程中,普通村民对待精英俘获的态度从反对转变为默许.这一转变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基于"变迁、结构、话语"的理论框架分析发现,农村社会的变迁、相对开放的政治机会结构,以及精英俘获这一话语议题的转变,共同促使普通村民"默许行为"的生成.因此,在惠农资源下乡的背景下,面对难以避免的精英俘获现象,可以通过持续推进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提高基层政府对村民诉求的回应能力,以及在惠农资源分配中兼顾多元主体权益等措施,缓解基层治理压力,维护乡村治理秩序.
治理结构、政策、目标和技术工具(信息资源)的"碎片化",是制约内蒙古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的主要因素.整体性治理理论及其方法,为破解内蒙古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碎片化"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方向.推进内蒙古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实现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整合城乡义务教育供给结构,建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整合供给政策,实现政策的配套联动;整合治理目标,确保价值理念的协同一致;整合信息资源,打破"信息孤岛"壁垒,促进信息共建共享.
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提是各民族群体在时空上的密切接触与互动,尤其是地理空间上的交错聚集或杂居,这是先决条件.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自治区牧业地区从周边农村地区接纳了部分汉族移民,经过七十余年的发展,逐渐形成蒙古族与汉族杂居村落.这一空间上的交错加深了蒙汉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促成蒙汉民族和谐共存、共同繁荣的新时代.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和合"文化对21世纪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近年来国内学者从各自的专业出发,主要论述了"和合"文化与诸子百家、社会建设、国家治理、外交关系、民族宗教、经济管理的关系,成果颇丰.总体来看,已有研究仍不够深入细致,流于碎片化、零散化,既没有具体阐发"和合"文化如何实现现代转型,也没有讲清"和合"文化与革命文化、"和合"与"矛盾""斗争"的关系,鲜有学者将"和合"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研究视角之下去探讨.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给国际发展体系带来了巨大挑战,国际发展合作格局呈"东升西降""南起北落"之势.疫情暴露了全球治理困境,贸易投资受阻,经济持续低迷.中国参与国际发展体系面临新形势.一方面,中国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多双边发展合作稳中有进;另一方面,中美博弈向纵深发展,两国关系走势影响中国参与国际发展体系.后疫情时代,中国应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开展国际发展合作,以双边合作为基础扩大多边与三方合作试点,以全面脱贫、乡村振兴助力全球减贫与发展治理.
两宋时期,随着诉讼活动的增加,官府开始限制普通百姓书写司法诉状,最终将书状权集中于"书铺户"之手,完成了诉状书写的专业化历程.然而,书状权的集中为书状人非法写状、唯利是图提供了温床.元初书状人不懂法律、扰乱词讼的情况频发.为了更好地监管司法诉状的书写,元政府以待阙吏员写状,由此出现了新型胥吏——"书状",书状人身份渐趋官方化.书状吏制度是元代统治者加强司法控制和追求司法效率的结果,它逐渐渗透到地方社会司法治理之中,但在推行过程中也显现了一些弊端.
政府治理工具的选择是技术操作问题,更是价值判断问题.在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情景下,何种治理工具或治理工具组合能够带来高水平的政府数据治理绩效?将治理工具视角引人政府数据治理绩效研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基于全国31个省级政府的案例,探讨政府数据治理绩效的生成路径与模式,得出生成高水平政府数据治理绩效的两种模式:政府深度参与模式和企社合作参与模式.与以往研究强调政企合作型治理工具的关键作用不同,在政府未处理好既发挥企业相对优势又避免其挑战政府监管权威的情况下,这一治理工具并不构成影响政府数据治理绩效的关键因素.然而,政府数据治理的深入推进,离不开企业等相关主体的有效参与和高效配合,而合理合法、积极主动的制度化建构应当是维系政企良性互动关系的重要路径.
伟大历史主动精神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全新命题,它的生成是理论基础、文化基因与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从基本意蕴而言,历史主动精神体现为遵循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精神、以高远历史使命为己任的担当精神、科学谋划及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刚健自强及不惧艰难的斗争精神.在新赶考之路上继承和发扬伟大历史主动精神,要加强党的建设、筑牢政治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推进理论创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凝聚价值共识,加强党史学习教育、厚植历史根基.
受"厕中鼠"与"仓中鼠"不同处境的启示,李斯决定千方百计追求高官厚禄.来到秦国后,他帮助秦完成统一大业,并设计规划了秦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在推进历史发展的同时,也一步步升迁到秦相之位.随着君主专制的加剧,为了保住权位,李斯逐渐由推进事业发展到谄媚迎合君主,参与沙丘政变,并最终被赵高送上了断头台.早期的李斯将推进和巩固秦统一与自己的富贵追求结合起来,属于"双驱合一";后期的李斯则将自己的功名富贵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属于"双驱互搏".李斯的心理动因及社会环境的变化,决定了他的前期成功与最终悲惨结局.
《汤显祖批评花间集》中体现出的"摹情诉梦"词学观念,与汤氏《牡丹亭》的创作有诸多内在关联;《牡丹亭》人物形象塑造、文学空间构造、主题精神凝练、叙事艺术发展等方面,也与《汤显祖批评花间集》"摹情诉梦"的理论与实践追求相一致.从《汤显祖批评花间集》的序、跋、评点及明清文献的记载来看,遽然论定其为伪书尚缺乏足够的依据.即便该集为伪书,伪作者的意图也是努力接近汤显祖的词学观的,其观点本身也有价值及影响力.在直接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从《汤显祖批评花间集》的核心观念入手探讨其与汤氏创作理念的关系或是一条可以期待的路径.
鉴于传统的土地资源安全观未能充分考虑土地与人类社会其他要素间的联系,故需要构建一种土地安全的系统观,以辨识造成土地安全问题的各种要素,并解释土地安全问题与其他安全问题之间的联系.基于土地安全的系统结构(四个要素:土地资源、土地利用者、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和系统内容(四个层次:资源配置、治理结构、制度环境和社会基础),能够建立一种土地安全的系统观分析框架.将该框架用于剖析内蒙古土地安全问题,能够检验其有效性.研究表明,这种系统性的视角可以为理解和审视土地安全提供新的思路,也能为后续构建科学合理的土地制度提供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