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商平台交易规则关涉网购消费者的权利义务,作为交易强势一方的平台经营者,往往通过其制定的交易规则扩张自有权利、限制消费者权利,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电商平台交易规则法律属性的认定对其法律适用、法律规制及电商平台治理都具有重要意义.理论上通常将电商平台交易规则视为"格式合同",但电商平台交易规则具有制定主体"权力"大,适用范围广泛而复杂,规则内容强制规定多、变动性大且有一定外部性等特征,使其不同于一般格式合同.也有学者注意到电商平台交易规则异于格式合同之表征,主张采"习惯法说""平台章程说"等不同见解.这些观点虽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仍无法完全合理解释电商平台交易规则的内在品格.相较于一般格式合同,电商平台交易规则在法律关系构造上兼具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和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准行政关系",行政色彩甚为浓厚,故应将其认定为"准行政性格式合同".这一认定不仅符合电商平台交易规则的特殊性,还契合司法实务的裁判逻辑,并有利于对其进行预防性行政规制.一则电商平台交易规则制定主体履行"准公共管理职责",适用领域具有"公共性",规则内容"行政规范性"较强,整体行政色彩浓厚,将其认定为"准行政性格式合同"符合其特殊性;二则在因电商平台交易规则及其制定主体法律地位产生争议的纠纷、对电商平台经营者作出的监管处罚措施产生争议的纠纷以及对电商平台交易规则本身合法性及合理性产生争议的纠纷中,"准行政性格式合同说"的认定均契合于司法裁判逻辑;三则"准行政性格式合同说"的定位有利于进行预防性行政规制,弥补司法规制个别性、被动性调整的局限.
当前,中国乡村振兴机遇与挑战交织交融、同步激荡.乡风文明在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中居于重要地位,它推动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维互动发展,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施行营造健康文明、和谐美丽的乡村社会氛围,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乡风文明内蕴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健康的风气习俗,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优秀文化引领乡村文化的前进方向,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乡风文明的价值力量深深内嵌至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全过程,为振兴乡村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积聚深厚的文化力量,提供重要的精神保障.在乡风文明建设过程中,由于受到各地乡村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农民科学文化水平各异、乡风文明建设重视程度不一等因素的掣肘,使得乡风文明助推乡村振兴的实际效果被弱化,这集中体现在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存在难题、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面临挑战、公共文化建设相对薄弱、移风易俗有待加强四个方面.着眼于当前乡村振兴的现实境遇,全力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保护和传承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倡导移风易俗,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就成为现阶段全力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优化进路.同时乡风文明建设是一项极其复杂且漫长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我们在不断的实践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在乡村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保障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推进,进而达成乡村振兴之目的.
智能媒介时代,各类媒介在成为青少年重要信息渠道的同时,也成为了一支重要的"塑型力量",媒介信息正潜移默化地塑造着青少年的社会行为、价值观和世界观,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家庭是青少年最早接触的生活环境,生活时间最长的活动场地,也是影响最大的教育场所.家庭同时也是青少年大部分媒介行为发生的主要现场,是媒介影响产生的重要场域,将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放在家庭教育的视阈下观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媒介素养包含了媒介基本知识、媒介使用能力、媒介批判思维、媒介价值观四个维度,相比于其他领域的媒介素养教育,家庭媒介素养教育具有渗透性高、针对性强、灵活性好等特点,但我国的家庭媒介素养教育还存在教育意识缺位、家长能力不足以及青少年自我教育所形成的阻碍等现实困境.为突破这些困境,结合媒介素养的四个维度,家庭媒介素养教育首先应加强网络信息安全教育,将网络信息安全教育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案例分享、知识介绍、视频观看、家庭讨论等多种形式,普及网络病毒、网络暴力、网络隐私、账号密码安全等互联网信息安全教育;其次,进行媒介使用干预,对青少年的媒介接触采取禁止与鼓励、选择与开放、了解与跟踪、讨论与交流等一系列干预措施,在遵循家庭规则的基础上进行积极的媒介使用干预.第三,实施媒介批判教育,引导青少年能够以科学、正确的立场参与网络活动,指导其以理性的角度对媒介信息进行批判性接收,并提升青少年的媒介运用高阶能力.第四,媒介价值观引导,通过对网络事件和案例的陈述、讨论、分析、引导,帮助青少年强化网络道德意识,端正网络道德行为.
开展党建工作是社区党组织体现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领导核心地位的主要方式.近年来,中央密集出台政策文件,大力推动基层党建工作引领社区治理全过程,"党建引领"成为研究社区治理的重要观察视角.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党领导国家体制的微观展现,以党建促治理本质上是政治与法治两种治理模式的相互促进、有机补充.在社区治理中,无论是规则治理还是价值治理,都不可或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既是党的宗旨的生动展现,也是党领导各方的实现机制.党建引领一方面表现为,通过社区党组织向上协调科层体制,避免产生行政僵化;另一方面表现为,基层党组织向下沟通各类治理主体,实现治理合作机制深化.党建引领的本质是基层党组织通过多种形式的工作向社会传导党的价值理念,通过做出价值表率、凝聚价值共识实现社区治理中的价值整合,进而形成社区内的主体团结.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既强调党员的先进带头作用,也重视基层党组织的串联作用.在理解社区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既要关注各类组织之间的结构性互动,也要关注个体的能动性,尤其是身兼多职、多重角色所带来的行动能力放大效应.在从社区向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中,最为核心的是形塑"作为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对于社区共同体建设而言,这种价值理念既包括基层政府"为人民服务"的价值,也包括市场主体成长于社会、回馈于社会的价值,还包括广大居民树立起社会治理主人翁、社会治理参与者的价值.只有将这些价值观念有机整合、凝聚为价值共识,共同体才能够由理念成为现实,使社区成为城市中有活力的细胞单元.
对影子教育的研究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但是影子教育仍然是教育领域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影子教育的作用,过去人们的理解仅限于认为其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而对于其中的作用机制与影响路径却鲜有剖析.这种认知上的单一化和简约化,一方面导致了学生低效但是又不得不参加的愈演愈烈的影子教育竞赛,课业负担越来越沉重,这种"填鸭式"的做法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家长在影子教育投入上越来越沉重的经济负担,这种"以钱买分"的做法也增加了家长的教养压力.基于此,在梳理与归纳影子教育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影子教育中家庭经济投入对学生学业成就影响的理论模型与中介机制,并基于CEPS2013-2014年度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剖析出影响机制.以学生在本学期中对影子教育的花费为自变量,以学生学业成就作为因变量,以家长参与和学生自我效能感两个变量作为中介变量,归纳分析了各结构方程模型各影响路径的显著程度、影响方向和影响系数的大小,确定了影子教育中家庭经济投入对学生学业成就影响的关键路径.结果表明,在5%的置信水平下,影子教育中家庭经济投入对学生学业成就的直接效应并不显著;但是在间接效应中,各个路径之间都是显著的.即家庭经济投入会通过提升家长参与的程度,进而提高学生学业成就;家庭的经济投入会减弱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最终降低学生学业成就;值得注意的是,家长参与可以通过提高学生自我效能感,最终间接提高学生学业成绩.这项研究表明,政策制定者应该坚持"双减"政策,同时着力促进教育资源的均等化.家长应该着重教育中对孩子的陪伴,教师和学校则应该把培养学生自我效能感作为重点,多方通力合作互相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