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法律在亲子关系的认定上实行单轨制,体现为身份关系严格要式登记主义以及单一的完全收养效力模式的设置.这可能导致现实中缺乏形式要件的事实亲子关系无法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收养关系中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拟制亲子关系完全取代自然血亲亲子关系,也与我国传统亲情伦理传统相悖.而亲子关系双轨制的实行,可以兼顾自然亲子关系与法定亲子关系,更有利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实现,也更加符合我国当今社会现状.建议通过增设身份占有制度与不完全收养制度来构建亲子关系双轨制,作为我国现行亲子制度的补充,以满足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之需.
基于 2011-2020 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探究了财务柔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程度,并引入融资约束实证检验其是否在二者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财务柔性能显著促进企业金融化,且促进效果在不同行业竞争与不同地区条件下不同产权性质和企业规模的企业中呈现显著差异.在竞争激烈的行业,财务柔性更能提升企业金融化水平;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其促进效果尤为显著;融资约束正向调节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细分财务柔性后发现,在高竞争行业中,融资约束对负债柔性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调节作用更显著;现金柔性的促进效果在中西部地区的国有企业中并不明显,而负债柔性对国有企业的促进效果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均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据此,企业应提高财务柔性意识,合理选择财务柔性政策,政府应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的帮扶力度,拓宽其融资渠道,缓解其融资压力.
身体是理解余秀华创作的重要密钥.先天的残疾使余秀华之于身体有着超乎寻常的敏锐与感知,强烈的身体意识贯穿于其文学创作之中,承载着作家丰富的生命情感体验.权力规训下的身体痛感体验、女性视角下的独特身体体验、情欲炙烤下的身体书写、自然体悟中的生命启示是解读余秀华身体诗学的四重空间.独特的个体身体感知成为余秀华创作的源泉和中心,但在一定程度上其又使诗人困守于有限的个体身体体验内,限制了诗人创作对灵魂与世界的深化与拓展.
互联网催生的网络音乐,随着数字化时代技术的迅猛发展,其面貌也日新月异.从早期的数字化分享,到后期的媒介化演变和虚拟化拓展,网络音乐不仅改变了人们获取和聆听音乐的途径,而且构建了新的音乐社交空间,赋予音乐新的表现手法、创作手段、传播与接受方式,不断带给人们新的感官享受和审美体验.
考诸史料,荆河戏器乐曲牌之考证尚无专论,已有研究只是提及荆河戏与楚剧、汉剧等存在关联,而对曲牌名未作深入阐释.以挖掘出来的代表性谱本为基础,通过论证荆河戏曲牌[大开门]外八调名称与曾侯乙钟铭、传统《周易》之辩证关系,探析荆河戏曲牌[大开门]外八调名称之含蕴,是破解这一课题的可行路径.
隋代王通所作《元经》,在编撰方面具有叙述的贯通性、材料的简明性、正统的凸显性以及对《春秋》的比拟性等突出特点.其保存了一些《晋书》没有的史料、一些与《晋书》不同的史料;这些史料可以与《晋书》互勘互证,具有一定的价值,值得进一步整理和研究.《元经》的史学价值理应引起学界的关注与重视.
陈云同志的一生,经历了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是伟大、光荣的一生.他对于经济建设、党的建设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等问题进行的深入思考、提出的主张,不仅经受住了实践的反复检验,而且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许多契合之处.陈云研究在新时代是大有可为、大有前途的,要更加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繁荣发展、为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汪曾祺小说中,叙事话语的多样性是一个突出的文本现象.具体而言,在其小说中,叙述者通常会与读者以及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对话,甚至跳出作品,对作品中的人与事乃至作品本身的艺术水平进行评价,使得小说的叙事话语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其叙事话语中既有叙述者与读者的对话,也有以大量补白形式出现的说明文字,还有作者的插入语交代其写作动机与构思过程,等等.汪曾祺小说中叙事话语的多样性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进行"对话"与"共情"的重要方式,也赋予了小说文本极大的开放性.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已能为编辑工作提供许多帮助.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在文稿校对和修改中提供协助,云计算可以提供文稿存储、协同编辑、数据挖掘的功能.此外,区块链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也可以应用于编辑领域.但由于技术本身、应用对象等多方面的原因,数字技术在编辑工作中实际应用过程中还存在诸多的局限,对此,编辑工作者应高度重视、积极应对.
人工智能在民事法律体系中的客体定位,使得人工智能创作物由于非民事主体创作而无法受法律保护,同时也引发人工智能侵权无法确定适格责任主体等问题.突破民事主体以理性为核心的传统哲学基础,赋予人工智能民事主体资格,通过配套强制保险等措施强化人工智能责任能力,建构综合性的人工智能民事主体制度,是解决人工智能引发系列法律问题的可选之路.
马拉松赛事作为一种社会生活消费品,其供给过程归属城市特殊事件,其供给质量辐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态等领域公共治理镜像.马拉松赛事供给质量治理是多维利益博弈、多元主体参与的复杂系统.马拉松赛事供给主体的多元性使得其供给质量受"个域"共同体限制,存在外在合乎规定性质量评定问题、放射式质量治理权力问题以及反应式逆向质量决策问题等.马拉松赛事供给质量治理应推进治理的公共善意,实现供给质量治理的"公共理性",达成供给质量善治的"公共的善";同时,应构建共担共治共享共赢机制,建立治理共同体,明晰治理关系,调控治理全过程,以助推马拉松赛事公共领域发展的共生共赢.
随着抗战文学的繁荣与工业合作运动的蓬勃发展,表现"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运动")的文学应运而生.它以描写工合运动的生产、生活,歌颂"工合"精神为主要内容,塑造了一大批富有时代色彩的崭新工人形象,形成了格调激昂的美学风貌."工合运动"文学结合了"工业"与"合作社"两种题材,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独特的文学形态,其开拓性、先锋性不应被文学史所遗忘.
新型举国体制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面向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军民协同创新是科技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体现.新型举国体制与传统举国体制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其军民协同科技创新发展演变脉络可归纳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有利于军民科技资源一体配置、联合攻关,推动"两弹一星"国防尖端科技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新型举国体制下军民协同创新推动载人航天取得突出成就,探月工程稳步推进为后续工程奠定坚实基础;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型举国体制不断健全发展,军民协同创新推动载人航天实现新突破,探月工程和北斗系统等也取得重大成就.
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海峡西岸城市群的建立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海峡西岸城市群的设立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作用,在加入众多控制变量后政策效应依然显著为正,基于PSM-DID估计方法的检验也得到了基本一致的结论.据此,建议加强地方政府的支持与引导,强化中心城市在海峡西岸城市群建设中的核心引领作用,同时因地施策,促进区域内产业分工与合作,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过程民主与成果民主、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人民民主与国家意志的统一."统一"在唯物辩证法中指矛盾着的对立面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性质和趋势.在唯物辩证法视域下,"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为过程民主与成果民主、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人民民主与国家意志四对范畴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贯通,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目标的辩证统一.
地球话语与行星视野是西方生态批评的重要内容.1968年以来,西方学者围绕生态批评与地方、地球及行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其在 20 世纪 60 年代、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以及 21 世纪后这三个时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西方生态批评中地球话语与行星视野的凸显,有力地促进了学术界对人类生态问题的探索与思考.
启蒙理性遵循同一性逻辑.同一性意味着概念与实在的分离,且概念替代实在并拥有对实在的控制权.其结果,自我保存理性将内外自然彻底剥离,并实现了对自然的全面统治.否定辩证法的根本特征是否定性,其核心即矛盾,矛盾双方具有向对立面转化的潜能.在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框架内,自然并非仅指同一性所赋予的外观——历史的维度,同时也具有原始自然的维度.自然是一种矛盾的存在,而且,它总是处于历史对它的否定与抵抗中,在具有反思性的否定中,自然获得了重建与救赎的可能.阿多诺的自然理论对破除自然与历史、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他对自然的理解具有观念性,且否定辩证法本身有一定的悖论性.
以长江经济带物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分解和Kernel密度估计分析等方法,测度 2010-2021年长江经济带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分析区域内发展差异.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向好趋势明显,然而地区差异明显,呈现出下游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而中上游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的格局,但区域发展差距呈现缩小趋势;具体而言,经济发展基础、物流运载能力、技术创新能力总体呈下降趋势,绿色发展成效较稳定,物流产业绩效呈波动上升态势.据此,建议加强长江经济带物流业区域间的合作,缩小其区域差距;重视物流业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物流运输效率;大力发展绿色物流,构建区域绿色物流网络,提高材料的回收利用率.
在对待科举的观念上,曾国藩迥异于当时的主流教育观念.对弟弟们和长子曾纪泽的科举,曾国藩表现出不必学科举、不强求中举、得失不足挂怀的观念;对次子曾纪鸿的科举,他表现出始于重视终于释然的观念.曾国藩的弟弟和两个儿子都未中举,曾国藩并没有让他们困在科举的泥潭里,而是引导他们另辟蹊径,使他们最终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取得了一定成就.曾国藩的科举观不仅仅是简单的教育观念,背后蕴含了丰富的家教思想,诸如读书非功利、得失随缘、笃立大志、孝友传家、因材施教、开明务实等思想,这些思想对家族成员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曾家成为享誉中外的百年家族.曾国藩的家教思想历久弥新,在当下的读书考试、升学就业和家风传承等方面仍有启示意义.
贝林在构建客观构成要件理论的基础上,认为不法评价是和构成要件关系不大的"违法性"评价,仅需进行违法性评价,而不需进行构成要件评价,就能得出行为是否具有不法性的结论.自从发现了主观构成要件要素和规范构成要件要素,构成要件就无法再作为一个客观的观念形象而存在;不法评价中,应将构成要件和违法性两者共同作为不法评价的基本要素.由此,要维持"构成要件是不法类型"的基本判断,就必须将构成要件和违法性共置于"整体不法构成要件"之下,使之成为"整体不法构成要件"的两个组成要素;如此,构成要件即不法的正面构成要件要素,违法性即不法的负面构成要件要素."整体不法构成要件"理论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整体不法评价理论经历了从负面构成要件要素理论到整体不法构成要件理论的发展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