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职业成长对于企业与员工共赢具有重要意义.但在现实中,员工却面临职业成长内驱力不足的问题,职业成长现状不容乐观.如何激发员工职业成长内驱力促进其职业成长,成为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探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和工会实践耦合对员工职业成长的影响.通过分析11家企业共333名员工的三阶段问卷数据发现,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和工会实践耦合对员工职业成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和工会实践耦合既可以通过激发员工的职业使命感,促使其认识到职业的价值与意义,进而驱动其"想"实现职业成长,又可以通过提升员工的职业胜任力,促使其有能力处理职业发展中的要求,进而驱动其"能"实现职业成长,在"想"和"能"的共同推动下,员工职业成长最终得以实现.研究结果拓展了职业成长相关的理论研究,可为企业有效促进员工职业成长提供有益借鉴.
智能经济深刻影响企业的直接生产过程.要认识劳动过程的新变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为指导,其理论框架包括要素组织、过程管理和所有制关系.在智能经济条件下,劳动过程的要素构成和技术组织形式呈现出一系列智能化特征.社会组织形式的新变化一方面表现为劳动协作的数字化、分散化和扩大化,另一方面表现为智能经济对私有企业雇佣关系和公有企业录用关系的不同影响.劳动过程的要素运动、劳动者技能的变化以及其主体性的彰显等在不同企业中也存在较大差异.对劳动过程的管理而言,智能技术使科层制高效化、制度算法化、企业文化灵活化.在所有制关系中,委托代理关系的监督成本下降,信息不对称问题弱化;管理关系的组织协调更高效,劳动监督更严格;私有企业中劳动者竞争加剧,公有企业中劳动竞赛的意愿提高.
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数字化转型道路.运用事件系统理论分析框架,梳理我国工业数字化转型的历史演变、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研究发现,我国工业数字化转型经历了从以信息化为核心到以智能化为核心的战略转变,遵循着统筹举国体制与基层创新、结合一般规律与中国实际、共促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实践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数字化转型理论的本体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工业革命理论与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理论的结合,基本方法是渐进式推进与重点式把握的结合,目标导向是高质量发展与共享发展的结合.研究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数字化转型理论的基本框架,为我国后续的转型发展提供参考.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快速融合,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动能.但随着美国对我国数字技术封堵和限制的不断升级,数字技术的"卡脖子"风险和数据资本的金融化风险陡然抬升.数字技术与资本结合后具有对产业链的支配性、对实体物质资料的强烈占有性、重塑经济空间的流动性等特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可以帮助分析在数字产品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数字技术的创新及其与资本结合的规律.在揭露资本主义数字知识产权和技术的垄断性、虚假性的同时,针对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理论缺陷,发展了自主数字产权优势理论,即以自主数字核心技术、数字名牌、数字产业链、数字产权为主要内容的自主优势理论.以此理论为基础,结合"卡脖子"数字技术所具有的鲜明的国家战略特征,提出亟需不断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探索"新四控型"自主发展模式的建议.特别是承担全产业链条数字化创新任务的大型国有企业和具有国家安全战略意义的关键性国家竞争产业,需要承担更多推动数字创新和破解数字"卡脖子"问题的历史性使命.
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离不开村干部发挥"领路人"的重要作用.作为连接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桥梁和纽带,村干部治理能力和领导力是影响乡村治理绩效的重要因素.论文聚焦于村干部公共领导力对乡村治理绩效的影响机制展开研究.基于公共领导力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提出研究假设和模型.采用国内外成熟量表测量变量并形成调查问卷,采用SPSS和AMOS进行回归和因子分析.研究发现:村干部公共领导力的责任领导、守则领导、网络治理三个维度对乡村治理绩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村民政治信任在村干部公共领导力与乡村治理绩效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基层民主在村干部公共领导力与乡村治理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村干部公共领导力三个维度分别通过村民政治信任与基层民主的链式中介,正向影响乡村治理绩效.研究结论揭示了村干部公共领导力影响乡村治理绩效的两条中介路径及有序的链式结构路径,有助于拓展村干部领导力对乡村治理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丰富公共领导力在中国情境中的理论研究,并对乡村治理绩效提升和乡村振兴中干部队伍领导能力建设具有实践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