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主要围绕中国周边地区展开,呈现出战略打压态势,与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出发点、手段、特征等存在巨大差异.中国以"合作共赢"为出发点,美国以"打压假想敌"为出发点;中国以"经济手段"为主,美国以"安全手段"为主;中国的机制安排"开放包容",美国的相关安排则热衷于构筑"小院高墙"、搞"封闭对立".中美两国很可能在中国周边地区继续维持激烈竞争局面,两国的竞争模式将持续下去.面对中美竞争加剧,尽管中日韩加强合作的外部动力增强,但三国合作停滞不前,原因在于日本与韩国已经成为美国对华战略打压最为倚重的盟友.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周边外交上要保持战略定力,统筹"发展与安全",妥善处理美国因素.
国际金融危机、国际秩序变革、新冠疫情以及东亚经济再平衡调整,都成为东亚供应链调整的重要驱动因素.特别是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和日本作为东亚的两个主要大国均加快了供应链调整步伐,在增强本国供应链效率性、完备性的同时,通过向东盟转移以确保供应链安全性的趋势日益显著.中日供应链的调整不仅有助于东亚"三角形"供应链的形成,更有助于推动两国供应链合作的转型,两国供应链合作重心将由以中国市场为主向深化第三方市场合作以及提升中 日市场合作层次并重转移.与此同时,中日供应链合作依然面临来自美国因素、日本因素以及其他东亚域外因素干扰的挑战.对此,中国需要加大开放力度,继续夯实和强化中国在东亚供应链中的枢纽作用,并努力持续深化中日供应链合作,以确保东亚区域整个供应链的有序重构与转型.
福岛核事故是迄今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核事故,由于其特殊复杂性,包括妥善管理超大量核污染水在内的事故善后处理工程是一项史无前例的艰巨挑战.2021年,日本政府决定将处理后的核污染水排海,并计划于2023年春夏之际开始实施.梳理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应对核污染水的历史过程可发现,无论是民主党执政时期任由企业独撑危局的"无政府状态",还是朝野更替后自民党安倍晋三内阁高调宣布"国家介入",相关责任方"少快好省""一排了之"的基本思路始终未变,其核污染水对策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面对仍需继续努力解决的核污染水难题,日本当局不是从改善治理对策、寻求更优方案入手,而是基于混淆是非、本末倒置的政治操弄,做出核污染水排海的决定.此外,核事故处理战略规划与现实的"不适配"、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国家形象建构、日本重返核电的经济产业政策与 日美借核事故危机稳固深化西方联盟的"新冷战"战略等因素,也在深层结构上制约了 日本处理核污染水对策的路径选择.福岛核事故已经造成难以估量的大规模放射性物质的泄漏,如果日本政府一意孤行强推排海作业,不仅将长期持续污染海洋生态系统和整体自然环境,也必将在人类历史中留下难以抹去的污点.
和解是中日关系稳定的基础所在,但中 日关系存在和解难题.中日和解经历了启动、巩固和反复的过程,虽然取得了邦交正常化、达成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开展历史问题共同研究等进展,但尚未实现真正彻底的和解,很多问题尚待解决,尤其是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领土争端等不时突显.当前,中日和解既受到历史认识问题反复发作的困扰,又面临着领土主权问题的爆发和凸显,更有彼此认知负面、国民感情低位徘徊的阻碍;中日实力地位转换和中美战略博弈加剧则将两国推向战略竞争的轨道,导致新老问题交织凸显,中日关系呈现出脆弱性、不稳定性.推动中日和解、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 日关系,需要做到: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与精神,维护中日和解的政治法律基础;加强共同历史研究,防止历史问题阻挠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管控矛盾分歧,妥善处理领土争端和海洋权益等敏感问题;深化人文交流,厚植中日和解的民意基础.
近年来,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日本着力强化防务外交.日本的防务外交与其国家战略、外交战略密切相关,在防长会谈、联合军事演习、防卫装备技术合作以及军事援助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这既是日本提升战略自主内在驱动力的结果,又反映了 日本应对中国崛起、维护美国主导下"印太"秩序的外在需求以及力图控制海上交通要道的地缘考量.日本持续推进防务外交有助于从根本上提升其战略自主性,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同时也加大了中国面临的竞争压力,给"一带一路"倡议、南海局势、台海局势和中 日关系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