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繁荣乡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与促进农村发展提供了动力,数字乡村建设为农户创业提供了新动能.本文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在考虑和修正样本选择性偏差的基础上,采用内生转换概率模型(ESP)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的创业效应、异质性及其作用机制."反事实框架"下的分析发现,数字终端具有显著的创业效应,使用数字终端农户的平均处理效应(ATT)为16％,在重新定义因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后,回归结果依然稳健;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终端可以通过提高数字金融可得性与缓解信息约束的渠道助力农户创业;代际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终端对中青年农户创业的促进作用更大.因此,弥合乡村"数字鸿沟"是优化农村创业环境,释放农户创业潜力的重要抓手.
在"后2020时代",相对贫困治理成为工作重心,扶贫实践也被赋予更多的"缩差"任务.本文利用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微观跟踪数据,基于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比较分析视域,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产业扶贫与普惠金融两种扶贫模式对农村人口"增收"与"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扶贫与普惠金融对绝对贫困及相对贫困都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但在绝对贫困治理即"增收"功能上,产业扶贫具有更高的治理效应,而在"缩差"上,在有效控制贫困人口能力干扰后,普惠金融成为具有更强增量治理效应的扶贫模式,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社会再生产覆盖及利益联结机制构建为核心的产业扶贫模式依然是主要金融扶持路径;未来金融扶持应该进一步扩大普惠金融的相对规模,保证普惠金融成为农村人口收入差距缩小的重要政策构成;在金融扶贫过程中,应进一步强调产业扶贫与普惠金融的有效衔接.
"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政策对中国OFDI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东道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纳入经济政策分析框架,基于2005—2019年73个"一带一路"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差分GMM模型,从静态角度和动态角度分别研究东道国经济政策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国家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显著扩大中国OFDI规模,且上期OFDI规模会对当期OFDI规模产生累积效应.本文研究对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共同发展、完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具有积极的意义.
提高贫困地区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助于解决教育发展地区不平衡,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8)的相关数据,采用截面双重差分法,分析2005年针对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实施的"两免一补"政策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两免一补"政策的实施对受益个体的人力资本存在正向影响.其影响具体表现为:该项政策使受益个体义务教育阶段中途辍学率降低,继续接受高中及以上同等学力教育的机会增加,从而提高了其接受教育年限;使受益个体选择非农职业的意愿提高,并且在提高受益个体教育状况的基础上,实现了增加收入的效果.在采用PSM-DID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女性以及多子女家庭中首孩,"两免一补"政策的实施所带来的教育与收入状况的改善更加显著.综上所述,"两免一补"政策的实施,能够改善贫困地区受益个体的教育与收入状况.
本文从生产系统视角,以金融企业人力资本投入和知识产权资本投入向金融业务创新的转化机制为核心,结合分支机构作为金融企业生产设施在上述转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建构了一个包含生产系统规模异质性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本文以中国商业银行为样本,运用门限面板模型和交互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显示:对小型金融企业而言,人力资本投入对金融业务创新有正向影响,知识产权资本投入对金融业务创新的影响依赖于分支机构扩张的正向影响,但两类投入要素对金融业务创新的正向影响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分支机构扩张会直接干扰金融业务创新并抑制投入要素向金融业务创新的转化.对大型金融企业而言,两类投入要素对金融业务创新的正向影响相对于小型金融企业显著减弱,两者之间不再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分支机构扩张对金融业务创新直接或间接的负向影响亦不再明显.研究结果支持了生产系统分析框架在解释金融业务创新投入产出机制问题时较强的适用性,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框架性工具;具体结论揭示了金融业务创新的人力资本投入主导特征和分支机构扩张对金融企业生产组织的影响,为监管实践提供了参考.
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技术融入文旅产业发展并催生新业态,实现助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耦合作用机理,从发展规模、资源要素、市场效应等三个方面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广东省为例,分析2011—2020年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耦合发展的时序演变规律和协调发展类型,构建障碍度模型进行障碍性因子诊断.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发展整体关联性强,并且由低水平制约逐步向高水平相互促进转变,耦合协调度由中度失调向良好协调转变.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结构和市场机制是影响产业耦合协调度的重要障碍性因素.为此,政府和行业应加强弱发展地区的技术设施建设与升级改造,加大数字创新主体投入度,完善数字化人才引进体系,培育数字文旅市场发展新模式.本文聚焦区域产业耦合研究,丰富了文旅产业数字化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
数字经济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资本的积累能够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本文运用永续盘存法和基年迭代法测度数字经济资本存量,运用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和莫兰指数分析数字经济资本存量的区位差异和演进趋势.研究发现:全国整体及30个省份数字经济资本存量均呈迅速增长态势,区域间数字经济资本存量分布表现出"东高西低"的特点;基尼系数分析结果表明,区域间差异是数字经济资本存量区位差异的主要原因;核密度估计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资本存量的省际分布存在区域集聚现象,分布不均衡程度加重;莫兰指数分析结果表明,大部分省份处于低水平区域并保持无跃迁的稳定状态.本文对于完善数字经济核算体系、推动数字经济产业融合与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以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进新型工业化是中国深化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战略选择.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逻辑是:以国家数字化转型能力建设为前提,形成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赋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协同发展模式并孕育出现代化产业集聚,进而通过产业集聚效应推动数字化思维的形成.新型工业在应用层面所形成的数字生产力可以赋能工业生产力以形成新质生产力,从而实现效益型工业化.新型工业化的现实要求是:创新数据要素产权制度,提高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数据利用效率;提高数字技术创新投入,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推进新型工业化提供技术经济条件;构建多层次教育新体系,解决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数字人才供需矛盾;发展数字化思维转型模式,形成新型工业化的新思维体系;提高政府数字治理能力,优化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市场环境;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新型工业化支撑体系.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战略路径是: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遵循,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新型工业化;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的制度优势推进新型工业化;以新兴产业集聚为主线,发展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生态战略支撑新型工业化;强化数字经济政策顶层设计,构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物质技术基础.
领导纳谏行为是推进数字时代企业民主管理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领导纳谏行为的实践过程,剖析领导纳谏行为的过程机制.本文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在泛家族主义情境下,信任感知、权力调用及制度依循是领导纳谏行为实现的重要路径,其中信任感知过程包括上下级沟通频率和员工专业度,权力调用过程包括德行领导与赋权领导纳言,制度依循过程包括谏言渠道、反馈程序及激励手段.本文丰富了领导纳谏行为的过程研究,揭示了泛家族主义下领导纳谏行为的理论"黑箱",拓展了泛家族主义下的信任、权力及制度对于个体行为影响的研究,有助于提高中国企业在不确定性环境中的决策质量和组织创新能力.
短期反转效应是中国A股市场中的一个重要市场异象,受到资产定价研究者和股市量化交易者的特别关注.但是,基于短期反转效应的多空组合收益波动较大,时常出现很大的回撤,因而有必要对其加以完善.基于2004-2022年中国A股数据,本文采用组合价差法、异常收益率法和FM横截面回归法,细致地考察了基于短期反转效应和MAX效应的联合交易策略.研究发现:联合交易策略多空组合的收益率高于短期反转多空组合和MAX多空组合的收益率,标准差适中;联合交易策略多空组合的夏普比率和索提诺比率最高;基于九种因子定价模型,联合交易策略多空组合的异常收益率全部显著为正;联合交易策略多空组合的收益率和异常收益率均来自于多头组合,其空头组合的作用是降低多空组合的标准差;联合交易策略多空组合在小市值、中流动性和高换手率股票中有高收益率,夏普比率和索提诺比率最高;等权重的联合交易策略多空组合的绩效表现优于市值加权的联合交易策略多空组合.
本文在充分认识和认可数字化技术及其普及应用带给人类巨大进步的同时,基于对现实的观察和预测,提醒人们谨防对数字化经济的三个认识误区:数字化技术的普及会排挤就业,数据等资源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数字化技术及其对经济的影响都是正向的.同时,本文提出,谨防数字化经济陷阱:"数字产业化"要避免为产业而产业,"产业数字化"要避免为数字化而数字化,谨防"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陷阱;政府谨防关于数字化的产业政策失灵;谨防消费者落入数字化需求陷阱;谨防数字化技术背景下"垄断平台—垄断数据—控制'垄断'人(的行为)—信息歧视和价格歧视"的新垄断形式;谨防数字化技术成为增加社会运行成本和控制人的手段;谨防违背技术伦理的数字化技术及其应用.
本文利用Nelson-Siegel模型构造反映利率期限结构的水平、斜率和曲率因子,并将其与结构性货币政策变量、回购利率、通货膨胀率一起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以此分析结构性货币政策对我国利率期限结构的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影响.研究表明:通过Nelson-Siegel模型提取的利率期限结构三因子可以较好地体现出利率期限结构的形态特征.从长期来看,在"量"的方面,通过中期借贷便利操作释放流动性能够显著降低长期债券收益率,引起债券长短期利差的减少,收益率曲线变得更弯曲.在"价"的方面,提高常备借贷便利利率使得收益率曲线平坦化,但并未有效引起收益率曲线上移,而上调中期借贷便利利率,能够提高长期债券收益率,债券长短期利差增大,收益率曲线弯曲程度变小.本文通过对比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发现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市场利率有着更显著的影响.
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演化发展至今,面临共识危机、价值缺失等问题,研究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科学内涵,总结十年共建"一带一路"实践成果,对于更好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一带一路"倡议实践发展中呈现的科学内涵进行系统研究,对"一带一路"建设十年的实践成果进行梳理总结,在分析共建"一带一路"面临多重挑战基础上,提出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科学内涵是"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制度设计,是与时俱进的国际合作平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十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在机制层面、国际经济合作层面、文明文化交融层面取得了丰硕成果.面对"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挑战,应完善制度安排和合作机制,创新投融资体系,打造绿色产业网络,提高舆论宣传水平,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
在数字科技主导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加速演化进程中产生了诸多道德伦理冲突与社会问题,因而构建一套契合数字科技发展规律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体系尤为必要.在构建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力社会"的监管框架下,本文着重梳理分析全球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主要主体、重点议题与政策布局、监管模式等,在主要主体方面涵盖政府、行业协会与社会组织、企业等多重主体;在重点议题与政策布局方面涵盖人工智能伦理、大数据伦理、区块链伦理等方面;在监管模式方面涵盖立法主导式、"整体政府"统筹式、"泛国家"统筹式、政府部门与跨政府组织联动式、多元社会主体分散参与式等多重差异性监管模式与机制.本文认为,中国应加快构建契合中国国情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体系,在监管制度设计方面重视政府立法的前瞻性引导作用,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监管的自主性与积极性,在监管模式设计方面需要形成政府、企业与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监管模式,在监管合作层面需要加快形成面向国际社会广泛合作交流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体系.
以利率形成机制市场化为核心的金融深化改革可以极大地消除金融抑制导致的市场扭曲.本文以2009-2018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中国金融深化改革中的重要事件,即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于实体企业"短贷长投"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深化改革降低了市场扭曲,具体表现为贷款利率下限放开显著抑制了实体企业"短贷长投".机制分析说明,贷款利率下限放开促使银行间竞争加剧,扩大可供企业选择的资源范围,增加企业长期贷款的可获得性.异质性分析说明,贷款利率下限放开的政策效应在投融资期限结构失衡、银行竞争程度较高、融资约束程度较高、高企业成长性和固定资产占比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综上,厘清贷款利率下限放开对企业"短贷长投"的抑制作用对于认识金融深化改革如何向市场主体释放改革和传导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现实中人的非独立性导致生育行为受内生因素与外部性共同影响,并且这种外部性在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农村社会更显著.本文探究人口流动常态化背景下,农村居民生育行为是否具有外部性,并使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中的农村样本,根据调查员编码定义农村居民的参照群体,选取县级生育率水平作为工具变量,系统研究农村居民生育行为的社会互动效应.基准回归分析发现,群体生育率水平提高1单位,农村居民生育行为的发生概率提高23.9％.作用机制分析发现,社会互动效应通过提高生育偏好与增加生育信息对农村居民生育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农村居民规范认可程度越高、受教育水平越高,其生育行为的社会互动效应越显著.本文为提高生育支持政策的效率提供参考,根据农村居民生育行为的社会互动效应制定生育支持政策,提高农村生育率,进而扭转整体生育率趋势.
本文从知识产权的大国战略博弈出发,以中美关系为切入点,对全球经济体系现代化进程中知识产权制度的演进过程及变迁内因进行比较研究和历史事件分析.研究发现,工业革命以来的近现代历史中,知识产权成为先发国家保护个体创造动力、激发市场经济活力、助力科技企业发展的国内公共政策工具;而当代知识产权的制度属性发生了异化,即从国内政策演化为国际政治安排,逐步融入相关国家维系技术霸权、打造贸易壁垒、维系长期竞争力的大国战略之中.新时期全球战略格局的高度不平衡性、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将使知识产权制度更深刻影响中美关系发展,基于知识产权的相互依存将会成为实现两国战略安全平衡的重要基石.在此基础上,以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立足点,提出新时期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政策建议.
医疗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充分利用是推进分级诊疗制度改革、解决中国"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突破口.基于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本文以1998-2023年医疗卫生资源研究的CSSCI期刊文献为研究样本,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从复杂的研究网络中梳理出目前的研究动态.进一步,根据高频关键词统计和共现网络关系图刻画出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重点问题,并采用定性分析法进行详细综述,旨在厘清医疗卫生资源的研究脉络,洞察前沿方向.研究结果表明,目前国内医疗卫生资源理论研究滞后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存在可以继续拓展的空间.未来研究应紧扣国家政策演变、瞄准社会问题展开更细化、更系统的分析,以期为未来政策制定、现实难题解决提供理论参考.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劳动报酬份额是在初次分配环节中连接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纽带.本文基于2004-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劳动报酬份额的作用途径及税收征管对其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劳动报酬份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主要包含数字经济技术创新效应、数字经济规模集聚效应与数字经济群众普及效应三个作用途径.税收征管对数字经济与劳动报酬份额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税收征管通过实现更公平的要素价格与更完善的市场监管体系来改善劳动者在初次分配环节中的处境.此外,数字经济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路径与税收征管的调节作用还会因产业性质与区域特征而异.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与改进方向.
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是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因素,但中国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却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与地区分化特征.因此,本文整合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库(CHIP)数据及城市中观数据,利用Mincer工资方程并以各城市高校扩招窗口期高考录取人数增量为工具变量,检验了中国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地区分化特征,并从产业多样性与城市群经济的视角对人力资本外部性地区分化进行了解释.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引致的工资溢价水平大致处于10％-20％的区间,但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存在典型的地区分化特征,且呈现出典型的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梯次衰减特征,同时地区间人力资本外部性差异在时间维度上还存在扩大趋势.产业多样性和城市群经济是决定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水平的关键因素,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在地区维度逐渐分化.最后,本文针对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提升人力资本外部性水平提出了相关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