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以降,"道"逐渐上升成为中国文化中的最高原理.然而,与希腊哲学及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原理"概念相比,这个"原理"从来不是含义清晰明确的,也无法从中推导出一切人间事务的具体规则.因此,这个"原理"只能作为信仰来对待.道其实代表了中国人独特的信仰.道何以成为中国人的最高信仰?为何在人类其他文明中未出现此信仰?考察认为,在"一个世界"预设下,中国人的求"道"思维基于如下几重预设:一、天地或宇宙(世界整体)是一有生命的总体,这一生命机体有自身内在的目的和价值;二、天地或宇宙代表了无比神圣崇高的力量或权威,一切事物,包括人、社会、国家以及万事万物在内,都需要顺应着宇宙生命的整体目的而存在.正因为天地或宇宙作为一切人或物的唯一生存之所,它的存在必定会被认为拥有至高无上的价值.文章不是基于提供如何求道这样的实用追求,而是为了更好地解释导致"道"兴起的文化预设或深层心理结构.
按照辩证法原则,不仅物质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推动的,而且精神也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推动的,精神同物质那样也存在着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不断质变转化的发展演化过程.决定精神之所以是精神从而与他物相区别的内部联系形成的内部力量就是精神不断质变、转化的内因自组织力量,精神具有内因自组织力量是解释、说明人为何具有精神创造力量和精神为何存在不同质的多样性的逻辑前提.
康有为是近代史上阐扬董子之学用力甚巨、影响甚大的思想家.他从今文经学的立场出发,将董仲舒看作是"自孔子之后一人",极大地提升了董仲舒在儒学道统中的地位.在儒学普遍主义的重构中,一方面,康有为发展了董仲舒的历史哲学,将"三统"和"三世"说进行现代阐释,创造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进化主义;另一方面,他继承和阐发了董仲舒的元本论,将"元"作为其哲学体系的最高概念.康有为的创造性诠释提示我们,董子之学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可能,仍然有待于深入发掘.
西南联大时期是雷海宗学术活动的高峰期.在此期间,他出版《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享誉全国;他参与创办编辑多份刊物,尤以《战国策》及其副刊最为突出,由此形成轰动一时的"战国策派";他关心时政,发表大量时政文章,由书斋型学者逐渐转变为时政型学者.
董仲舒思想在不断转述和重组中传承,司马迁是其中重要一环.董仲舒的思想体系非常复杂,"三道"说历史内容较多,"三统"说历史内容和政治理论杂糅,"四法"说政治理想色彩突出,三种理论分属于三个不同的系统.司马迁对"三统""三道"说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阐释,将之潜移默化地贯彻在历史叙述中,对"四法"说比较淡化.他看重的不是"三统"的名物制度表象,而是"三道"的"忠""敬""文"的本质,并且认为"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弟子会根据各自的知识背景与需求,形成对董子学说的叙述.
翻译英美文学作品时要适当选用归化翻译策略,并在翻译伦理视角下做好作品的汉译.以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的长篇小说《喜福会》的程乃珊译本为例,综合运用不同的翻译手法,兼容各种翻译策略,从而更加有效地向读者呈现翻译内容.在了解语言差异的同时,关注文化差异,才能取得更好的翻译效果,从而展现出原作品的韵味,实现对作品内容的升华.
《论语》"兴于诗"章的诠释颇有争议,古今学者常理解为教(学)之序、政之序,后转向乐教、立德、成人、情感、人格培养的理解.如此便仅关注了"兴于诗"的方法义,实际应当还有境界义,即情志与经典的统一,乃至天人合一的境界.方法上,诗礼乐本质上在兴发、培育人的乐感,再融通美善悦朝人外部方向的社会层面发展,最后又回到人的心性层面升华为贯穿人的一种乐性.
今在大运河畔衡水市景县北留智镇老君堂村发现清代嘉庆年间石碑一通,名曰《重修敕赐法雨禅寺碑记》.经查《景州志》和《德州志》,均不见著录该碑.今排比碑文可略补史志之缺憾.《重修敕赐法雨禅寺碑记》文字如下:
董仲舒将"情"定义为"情者人之欲也",将"情"从先天的"性"中分离出来,认为"情"是后天的、受外物"动"而"变"发出来的精神状态.他将阴阳和"情性"联系在一起,为"情"寻找自然哲学根据.他提出"情非度制不节",强调社会规范、法律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倡通过制作礼乐、宣传教化、加强"君子"的示范作用,以改变民风、优化民俗、体恤民情,使情安定,走上正道.这些都有助于政权的巩固、社会的稳定和民情的安乐.
《春秋繁露·灭国》考察春秋亡国阐发的存亡思想,是董仲舒春秋公羊学政治学说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表明‚群‛能凝聚力量、对抗风险,主张君主对内不失其群,对外要与诸侯为群.二,强调君臣推心、托付得当的重要性,并以之为治国者不可不知的存亡之端.三,推崇霸主兴灭国、继绝世的华夏互助,视之为各国存亡的重要保证.《灭国》论及的所有灭国,或因三点不居一而致灭,或因有始无终而遽亡.《灭国》蕴含之存亡思想与治理原则,不仅可为汉鉴,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近三年(2021-2023)来,张栻研究成果较多、研究领域宽泛,研究成果整体上比较深入.张栻思想研究成果最多,包括张栻哲学思想、张栻与《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研究、张栻与朱熹互动与比较研究等;张栻的文学艺术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对他的诗歌、赋作和散文及其蕴含的理学思想等的研究;张栻与书院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他对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石鼓书院等的重要贡献及对当今高等教育的借鉴意义方面;张栻生平与影响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他人生及其思想的全面研究以及从不同视角进行的人生与学术影响的诠释等.总体来说,近三年(2021-2023)来张栻研究成果呈现出研究视角与观点新颖、整体学术水平高、学者梯度合理等特点,但部分文章有重复研究,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周易明意》是中国人民大学温海明教授的一部易学著作,该书具有三大特色:第一,是以"意本论"为总纲 [1],对《周易》经文进行了哲学阐释.朱高正在书中作"序"时写道:"本书的特色之处在于提出'意'为本的'意本论'或'意哲学',以'意'贯通六十四卦整体,并对每卦每爻都以'意'为本做出了哲学思想的分析和构架."[2]序 2 第二,该书的解易体例采用的是卦变说,"《周易明意》继承了马恒君的'卦变说'并有所发展,因为'卦变说'是解释卦爻辞最精确到位的路子"[3]彩插16.第三,该书在研究出一套完备的卦变体例的基础上,还作出了一幅"文王卦变方圆图"[2]52-57.本文将重点探究《周易明意》的卦变说理论.因为,该书不仅完善了历代卦变说,解决了卦变易学史上诸多卦变体例不一、卦变方式不一的难题,还创造性地提出了诸多卦变理论以及围绕"观象系辞"的卦爻变化规律构建了一套完备的卦变说体例.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 大家上午好! 自 6 月份以来,举国上下、各界人士都在讨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话题.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整合力、凝聚力又非常了不起的时代命题.这个命题有灵魂,有内在,也有生命力,因为它赓续并凝聚了我们民族自晚清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来,到民国"新文化""新生活"运动,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四个现代化"蓝图、"改革开放"事业,这是横跨三个世纪,无数仁人志士的梦想和追求.实现现代化,让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让我们的古老国家再次雄起、再次强大,已经成为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和美好愿望.在 21 世纪 20 年代,党和国家能够重申这个主体旋律,无疑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很得人心的倡导.
2021 年 12 月 26 日,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四川大学哲学系协办的第九期"中国儒学缄默维度工作坊"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成功举办.本次工作坊的主题是"西蜀之学的玄静气象",以《中国儒学缄默维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年版,以下简称《缄默》)涉及的西蜀之学展开讨论.本次工作坊主讲嘉宾为四川大学舒大刚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李远国研究员,本次工作坊由四川大学张培高研究员主持,武汉大学张昭炜教授召集,武汉大学研究生肖宴红、朱智通、韩文菁等共同参与.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毗卢寺正殿内的"主病鬼王五瘟使者"图,不但图像保存完整,而且"瘟神"形象设定夸张,造型生动,富有情态;绘画手法细腻考究,颜色对比强烈亦不失协调,在"五瘟使者"图像研究中具有典范式意义."五瘟使者"图像内涵丰富,蕴含着人兽复合形象的心理逻辑、民间生活经验的现实观照以及心灵慰藉、道德审判、凝聚整合的社会功能.
中国伦理思想的基本倾向1988 中国哲学中关于人类本性、道德原则、人生理想、人生价值的学说,都属于伦理学说(道德哲学).中国哲学中的伦理学说具有深微复杂的内容.春秋战国时代,学术繁荣,百家争鸣,最主要的有四家,即儒家、道家、墨家和法家.
张申府是第一个翻译引进罗素哲学论著的中国哲学家.罗素哲学曾经在中国引起时代性学术思潮,张申府成为罗素哲学忠实的传递者与辩护者.出于对罗素哲学的偏爱和对罗素本人的崇拜,张申府与罗素交往密切,总是在第一时间准确无误地翻译罗素最新论著,并在国内广为推介.至于同时期国内外不同哲学家对罗素哲学的理解或定位,张申府又在第一时间予以反驳、纠正和辩护.张申府收摄罗素哲学之精粹,提出三流合一,以新实学的面貌对话世界文明,突破了中国哲学在近现代发展的高度和格局.
董仲舒基于政治需要而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孔子的形象也由此而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将孔子形象定位为圣人、素王、神人.董仲舒视孔子为圣人,确定了儒家学说的独尊地位;又视孔子为"素王",明确孔子秉承天意得授制作之权;通过建构孔子"神而先知"的形象,提出"替汉改制""灾异谴告"等理论,将其政治学说神圣化.董仲舒通过对孔子的形象的诠释,使得孔子的形象在西汉时期转而成圣、成王乃至成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