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ing the survey data consisting of 1385 farm households engaging in maize production, we construct a Stochastic Frontier（SF） model augmented with a instrumental that controls for an index capturing mechanization services, to conduct an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services on technical efficiency, as well as the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production links. The index is constructed with a Probit model based on farmer’s mechanization service adoption decision. We show that mechanization services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using traditional techniques doesn’t necessarily cause efficiency loss. Small farms are less efficient than their larger counterparts, but mechanization services can help reduce the gap between them. The impact of mechanization services on technical efficiency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 labor-intensive production links such as tillage, irrigation and harvesting links and in semi-labor and semi-technology intensive production link（sowing service）, while i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the technology-intensive link（pest control service）.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mechanization services are an important source to increase farm efficiency and it is urgent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standardization of mechanization services, especially in technology-intensive links so as to reduce supervision cost.
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制造业+物流业两业融合发展的趋势不断得到增强.新时期制造业物流生态的技术创新需要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协同参与,本文构建制造企业与物流企业不同行为策略的演化博弈模型,重点考察在政府参与情况下,二者技术协同创新投入行为的稳定策略,并通过数值仿真,讨论制造业物流技术协同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转化收益能力越强、信息共享度越高、风险系数越低,制造与物流企业参与主体更倾向于技术协同创新;当技术协同创新收益在不同的区间范围时,双方投入策略会呈现出不同的演化稳定状态;当双方不进行技术协同创新而选择模仿创新时,引入政府的参与,找到制造企业和物流企业都进行技术协同创新投入的最优干预策略,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在政府干预机制下,补贴额度、激励标准、税收减免和监管惩罚力度都对技术协同创新起到了正向作用,防止了搭便车现象发生.
利用 2011-2020 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年度财务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基于信贷期限结构视角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企业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的作用效应和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信贷期限结构;数字金融通过延长企业信贷期限调节企业投资行为,促进企业实业投资,抑制金融投资;数字金融对企业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的影响在高融资约束和市场化程度高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行为的作用效应能够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和降低经营风险.
利用中国"金税三期"工程分批实施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显著提升了企业劳动投资效率,且对劳动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均有显著缓解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劳动投资效率的作用机制在于缓解代理问题和降低避税行为;该影响在民营、外部融资依赖度高、分析师关注度低、税收优惠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
节能减排财政政策作为一项重要的环境规制政策,是政府通过节能减排方式促进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的有力抓手,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对企业绿色创新有着重要影响.本文以 2011 年以来推行节能减排综合示范城市建设的三批次试点城市企业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节能减排财政政策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在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内生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对东部地区企业、绿色金融水平较高地区企业、规模较大企业、高污染行业企业、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绿色创新促进作用更明显.机制检验表明,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的实施通过增加政府补助、提升政府环境治理水平、增加企业研发投入三个渠道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本文选取 2011-2020 年我国沪深上市公司的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了金融机构识别客户的能力,显著促进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表现出"马太效应".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主要通过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来实现.同时,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组,数字金融发展更是助推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而非金融企业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能够有效抑制数字金融发展对其影子银行化的助推作用.
人口论、人力资本积累论、技术扩散放缓论、全球贸易摩擦论、金融危机持久伤害论以及统计幻象提供了"全要素生产率之谜"部分解释.然而,"全要素生产率之谜"的剖析不能忽视经济金融化转型的典型事实,实体经济金融化导致金融资本对实体资本的"挤出"而产生负面冲击,引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停滞.这种"挤出"存在资本运动、产业结构和企业金融化的三层次作用机制,表现为金融资本趋强而产业资本趋弱、核心经济由实体部门向虚拟部门的转变、"收入差距"扩大伴随的有效需求不足和企业主营业务的"金融化"行为.进一步利用跨国投入产出数据对此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经济金融化是"全要素生产率之谜"的重要原因.鉴于此,我国高质量发展要关注全要素生产率中的金融化因素,需要深化金融制度改革,坚持制造业是实体经济核心的地位,促使金融业回归资金融通服务中介的本质,提升金融服务新兴经济的能力.
基于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现实背景以及更好地实现创新强国目标,本文利用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不同动机下的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开发式创新,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的探索式创新具有显著影响,且短期金融资产能促进企业的探索式创新,长期金融资产会抑制企业的探索式创新.机制检验表明,短期金融资产配置通过研发投入和现金流水平机制作用于探索式创新,长期金融资产配置通过"获利效应"和"替代效应"机制影响探索式创新.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在低主业盈利能力和股权激励不足的企业中更显著.考虑外部金融环境影响后,地区金融发展对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探索式创新具有显著调节作用,且这一调节作用因企业性质的不同有所差异.
出口产品质量事关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及企业国际竞争力,而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变革着外贸企业的生产函数和要素组合,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数字化视角,通过手工整理计算 2012-2015 年中国上市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并与同期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进行匹配,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延长生产迂回长度、深化分工网络为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创造了先进技术外溢条件;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为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创造了充足资源投入条件;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为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创造了高级劳动力条件.
在数字经济下,数据要素的加入使生产要素结构发生变化,通过优化生产要素结构可能有助于地区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基于 2011-2020 年 30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系统探讨数字经济对地区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并通过构建生产要素结构测度指标体系,探究生产要素结构的中介效应、考察数据要素配置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地区价值链地位,其中对东部地区的作用尤为明显,这一结论在使用外生政策冲击克服内生影响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物质-劳动力要素结构已成为数字经济推动价值链地位攀升的重要渠道,数据要素暂未呈现显著正渠道效应.此外,数据要素配置在数字经济推动价值链地位攀升中呈显著U型门槛效应.由此,各地区需要借数字经济助力生产要素结构性改革,尤其是重点培育数据要素,以实现价值链地位的不断攀升.
在对外开放战略升级和国内产能过剩的双重背景下,本文将全球价值链(GVC)与产能利用率置于统一框架,分析不同GVC嵌入方式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机制,并利用2000-2014年中国工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和产能利用率的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前向GVC参与度提高有利于产能利用率提升,后向GVC参与度提高则对提升产能利用率不利.具体而言,前向GVC参与主要通过技术进步而非投资对产能利用率产生影响;后向GVC参与影响产能利用率的技术进步渠道不显著,其主要通过加大投资降低了产能利用率.进一步研究发现,抑制后向GVC参与对产能利用率的负向作用可成为现阶段提升产能利用率的重点,鼓励竞争和加强环境规制水平是可行措施.
在国家审计引领下,充分发挥国家审计监督职能,加强与社会审计的协同作用,并协调多种治理机制,对促进企业创新具有重要作用.利用2008-2020年中国沪深A 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国家审计及其协同社会审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从内外部治理机制视角考察媒体监督和内部控制对其影响过程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国家审计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均起到显著的激励效应,并且治理效果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的滞后效应;国家审计和社会审计在促进企业创新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协同关系,高质量的社会审计能显著增强国家审计对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国家审计有效协调媒体监督和内部控制机制发挥治理效应,媒体监督与内部控制均能促进企业创新.媒体监督与国家审计在促进企业创新中存在互补效应,而内部控制与国家审计在促进企业创新中存在替代效应.因此,要充分重视和发挥国家审计协同监督治理功能,从加大国家审计实施力度、有效整合国家审计与社会监督的资源、完善外部治理机制等方面协同促进企业创新.
统筹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及稳步提升工业产能利用率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本文基于2001-2017 年省际面板数据,综合运用面板固定效应与交互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经济增长竞争及其二者交互影响对工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经济增长竞争与工业产能利用率之间均呈显著倒U型非线性形态关系;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竞争的交互作用对提高工业产能利用率起到显著作用,这种正向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尤为突出.为此,要持续强化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的红线意识,精准优化环境规制工具组合,适度把握环境规制强度区间范围,逐步完善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结构与绩效考核体系,统筹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与新兴产能投资,加快引导地方政府在推动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绿色创新"赛道"中开展"逐顶竞争",加快推动实现环境质量好转与工业产能利用率提高的双赢目标.
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是国民经济稳健循环的基础,亦是保障经济社会长期稳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2010-2021年我国30省份面板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影响产业链韧性水平的效果、作用机制、异质性表现及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产业链韧性水平,并且,这种影响随着数字经济水平的提升存在"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特征;数字经济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弱地区产业链韧性的提升更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效应两条路径间接影响产业链韧性水平.
碳排放绩效提升是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协调发展的关键.本文从新一轮智能技术革命出发,利用中国城市层面样本数据,实证检验工业智能化发展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及可能的传导路径.研究发现:工业智能化有助于碳排放绩效的提升;产业结构升级与要素优化配置是工业智能化提升碳排放绩效的有效路径;城市规模与资源依赖属性成为工业智能化作用存在差异的重要成因,适度的城市规模与非资源依赖型城市工业智能化的作用效果更为明显;外部环境是影响工业智能化作用效果的关键,其中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增强了中国工业智能化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而市场化环境却表现出显著负向作用,暗示了环境规制在降低污染排放中的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加快国内市场一体化来提升双向FDI技术溢出效率,推动绿色经济增长.本文选取2003-2019 年我国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助动态SBM-GML模型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采用相对价格法分别测算商品市场分割指数与要素市场分割指数,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定量分析双向FDI协调发展、市场分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发现:双向FDI显著地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通过提高绿色技术进步水平来实现;东部地区双向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双向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双向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只有当存在商品市场分割指数与要素市场分割指数分别超过某个门槛值时,双向FDI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基于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和增加值核算框架,本文测算了中国省际地区参与双重价值链的程度,并构建国内价值链、全球价值链、市场化改革、交通网络等对制造业增长的空间影响的实证分析框架,考察产业间关联的空间溢出效应、溢出效应的异质性及动态演进过程.研究发现:参与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均促进了制造业增长,前者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且存在地区的异质性,后者相反;参与双重价值链对低技术行业产出的促进作用高于其对高技术行业的作用,出口升级可促进本地制造业增长且空间溢出效应为正.进口投入占比直接降低本地制造业增长,且对低技术行业产出的负效应大于高技术行业;市场化改革、交通网络和资本劳动比例促进制造业增长.
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有效提升是当前我国经济转变增长方式、实现内生增长的核心需求.本文采用静态和动态模型分别评估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农村消费的激励效应,结果发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提升.机制检验发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够通过"预防性储蓄减少效应"和"挤入效应"提高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但"收入效应"并不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深化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拉动农村消费的理论认识,也为我国进一步提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供了实证依据.
先进制造与现代服务"两业"融合发展既"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又"促进服务业繁荣发展".基于价值链分工理论的视角,本文运用2002-2012年全国投入产出表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探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制造业企业的转型升级过程中,关系型生产性服务契合于小规模制造企业的需求能力,结构型生产性服务更合适实力雄厚的大企业,而中型企业利润遭受了"双重挤压".机制检验发现,生产性服务促进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有两种渠道,关系型生产性服务通过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为制造企业降低成本,结构型生产性服务为企业创造差别化而提高其产品附加值.进一步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能够提升服务效率、降低服务成本,从而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推动政府主导平台搭建与大型企业向智慧服务转型是实现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经.
借助2018年开展的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以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数字化供应链变革对企业劳动力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及渠道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数字化供应链变革显著提升了企业劳动力投资效率,降低经营风险和提高创新强度是其主要路径.进一步分析发现,短期内数字化供应链变革对缓解高技能劳动者投资不足的影响较为明显,而对投资过度的作用力度有限.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供应链变革对劳动力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企业以及代理成本较低的企业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