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福文化是中华儿女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产生的瑰宝,闽东丰富的福文化资源蕴藏于闽东的地名、传统民俗、传统技艺以及饮食文化之中,加强对其研究有助于塑造科学正确的幸福观为创造美好幸福生活提供情感的储备,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供精神食粮,为构建和谐美好社会提供传统借鉴.为了更好地发挥闽东福文化的当代价值,应通过促进两岸福文化交流、形成福文化价值共识、创新福文化表达方式、开设特色福文化课程等方式,传承发展闽东福文化.
1919 到1949 年是嘉庚精神的早期凝练和传播阶段.嘉庚精神的源头是黄炎培以"毁家兴学"所做的意象概括,林文庆在1931 年以利他精神做了最初凝练.薛光前和茅乐楠分别聚焦实业和教育来丰富其内涵.何励生在1940 年率先定名"嘉庚精神",并与厦大其他教员具体阐释.以陈嘉庚家乡福建为主体的许多进步人士,钦敬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的爱国爱乡精神,自发通过书报大力宣传,既让嘉庚精神的爱国主线不断凸显,也令嘉庚精神获得海内外广泛认同.
人民政协制度作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它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淬炼于革命文化,浸润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人民政协制度的民族文化根基,革命文化是铸就人民政协制度的精神文化根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支撑人民政协制度的制度文化根基.在新时代,深入理解人民政协制度的文化根基,认清人民政协制度基于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鲜明特色,有助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对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协商作为中国本土的一项民主形式,有着特定的历史和文化根脉,其起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参与政治协商主体出发,梳理古代政治协商的清议(民间/非官方的)和言谏(官方的)两种传统,并以言谏传统为主要观照对象,对谏官的主体品格操守、参与言谏的方式以及背后蕴含的文化观念进行探讨,并以此窥探谏官在实践中维护和推进协商制度的落地和完善的过程.
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正确认识当前两者相结合具有的重大现实意义,准确把握两者的同质性与异质性,厘清两者相结合的理论逻辑,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围绕新时代特点和新实践要求,因时而进、因事而化,在聚同化异、互化共美中实现两者的融通共进.
通过深入研究,总结提出"嘉庚精神"的科学内涵、思想渊源和核心要义.结合当前国内外形势,深入剖析在新时代背景下大力弘扬"嘉庚精神"的重要意义,立足弘扬"嘉庚精神"时代价值的厦门实践成功经验,研究提出新时代弘扬"嘉庚精神"的理论思考和实践路径.
在中国传统社会,作为乡村的能人群体,乡贤以其自身所拥有的优良文化品行,在"内生权威"和"外生权威"之间搭建起链接纽带,形成了"乡贤治村"的传统.时至今日,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之际,乡村文化和乡村人才振兴是其中重要一维.然而回到乡村建设的现实场域,乡贤文化的断层及乡村人才的缺失对主体内生动力的发挥造成一定影响.鉴于此,传承好乡贤文化,使之与乡村振兴的时代特征契合起来,进而形塑出符合地方发展需求的新型乡村人才,能为乡村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动能支持.
吴亮平是我国最早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物之一,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从他的角色看,堪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红色翻译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大教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践行者".在吴亮平身上,我们既看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也看到了他不断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刻苦努力.他的出色工作,让更多人有机会认识和学习马克思主义,走上了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道路.
第三次分配是新时代促进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有效制度安排,其质量受分配双方关系制约,当主客体之间存在结构洞时第三次分配以及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均会受到影响.红十字会的角色定位与第三次分配之间具有高度契合性,在党和政府授权前提下,红十字会能够通过法定职责履行填补社会多元主体间的结构洞,优化社会资源供需关系.居于公益型结构洞中心位置的红十字会通过物质、志愿和精神三维度作用于第三次分配,引导物质资源更加有效地流向困难群体,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志愿服务,通过人道主义精神传播提升第三次分配效能.但红十字会运行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内外部困境,需要红十字会强化内控,通过愿景激励、优化结构、信息公开等方式提升运行质量、应对公信力危机.除此之外,政府和社会也应给予红十字会工作积极支持,为第三次分配提供良好的环境与基础.
中国传统家训是中国家庭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载体,通过家训开展有效的家庭教育是关系个人成长与家庭和谐的家事,更是关乎社会安定和国家繁荣发展的国事.在"家国同构"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传统家训的特殊主客体、内容及形式体现了其具有维护政治统治和助推社会教化的功能,对于中国古代社会个人道德品质的完善、家庭家族的兴盛、社会的安定以及国家的治理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下,中国传统家训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道德教育以及党员干部家风、作风的涵养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思考.
侨务工作是我国一项战略性和长期性工作,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为适应不同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侨务工作机构改革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历史变迁,体现了不同阶段政府职能优化和工作重心调整.深入研究阐释侨务工作机构改革及其内在逻辑,有助于增进对侨务工作的系统性认识,更好地发挥侨务工作机构作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
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历来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职能和重要内容.在国家治理演进过程中,蕴含于国家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实践内核的发展和安全关系,以安全内涵的衍变为表征,历经安全(生命安全)服务于发展(1949-1978)、安全(社会安全)依从于发展(1978-2003)、安全(公共安全)平行于发展(2003-2012)、安全(国家安全)融合于发展(2012-至今)的嬗变历程.在更新迭代的发展和安全关系中始终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表现为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始终是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首要价值,依靠人民群众始终是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根本力量,守护民生国计始终是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底线要求.
"和合"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经过漫长演化早已浸润和沉淀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各个层面,广泛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法度."和合"文化彰显的中华民族内在精神特质是"和衷共济",目的是"和合共生",这与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时代主题天然契合,与统战工作的逻辑起点和目的具有内在一致性.正确理解"和合"文化,首先应掌握"和而不同"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即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问题,深入挖掘"大一统"构建民族共同体所体现的"一",与"民为邦本"照顾共同利益体现的"多",并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这对当前统战思维的提升和发展具有深厚启示和强大推动力.
"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正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变革.高校要充分把握"互联网+"理论概念意蕴,找到"互联网+"模式与高校统战工作内在逻辑的契合性,全面审视"互联网+"境遇下高校统战工作的机遇与挑战,积极从"互联网+"思维构筑大统战工作格局、搭建互联网平台把握话语权、协同延展统战工作对象领域、培育统战工作人才队伍、深化统战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等维度,探索新时代高校统战工作推进路径.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民主党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其凭借自身诸多优势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边疆民族地区往往担负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更重的压力.在新型政党制度背景下,民主党派必须具有更强的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需要更精准、更深入、更广泛地参与到乡村振兴战略中.本研究基于云南省近年来民主党派参与乡村振兴的系列实践进行分析,以产业、人才和生态为切入点,提出边疆民族地区各民主党派需充分发挥界别优势,形成合力,着力从融入乡村产业振兴、赋能乡村人才振兴和协助加强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三个维度来优化民主党派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与党委和政府同频共振、精准发力,共同推进边疆民族地区乡村全面振兴.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客观上制约着国际社会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内涵和本质的理解.华侨在对外宣传我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方面有着独特的渠道和优势.要加强总体谋划、多管齐下,日日做功、久久为功,系统推进政党制度对外传播与侨务工作深化发展的有机融合.要构建总体战略和分区策略,引导华人华侨以民间共识影响为主要基点,以互联网新媒体为主要发声渠道,以涉华翻译为重要切入口,鼓励爱国侨领现身说法,凝聚在外侨界对我国政党制度的共识,积极助力公共外交.要健全以侨为"桥"提升新型政党制度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共建共享机制;要从引资引智为主转向共建共享与政治参与、民间外交、文化传播并重;要以侨为"桥"汇聚对新型政党制度的更多理解者、共鸣者、传播者.
新世纪以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曾就中国的政党制度发表过《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通过对两部白皮书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归纳总结其差异并阐释背后的原因,对于进一步深刻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党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同《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相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在政党制度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创新与发展.一是政党制度理论认识不断升华,对政党制度的定位、生成逻辑、功能价值的认识都有了深化发展.二是政党制度的运行机制不断丰富,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形式都有了新发展.三是政党制度各要素职责定位更加清晰,民主党派和人民政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有了更加明确的定位.
基于技术手段应用于疫情治理的成功实践,探索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技术路径,采用"制度-技术"的分析框架,关注我国疫情治理中制度如何吸纳技术应用于治理实践以及技术嵌入对于制度变革和治理效果的影响.制度与技术的双向互动推动疫情治理:一方面,党政机构通过吸纳先进技术工具以完善疫情治理程序,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党领导的制度优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等转化为疫情治理的实际效能.另一方面,在人民至上的制度价值引导下,技术发明、运行、应用的逻辑及其内在的规范性、程序性要求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有效嵌合,推进民主制度优势和文化制度优势转化为疫情治理的民主实践和有效的全民抗疫动员,最终形成了制度与技术的良性互动,由此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强化制度优势.基于"制度-技术"的分析框架,提出坚持技术创新与治理变革,推进社会治理数字化变革;完善制度法规,加强技术治理风险防范等对策建议.
文化生态借用生态学的视角观察和解读文化现象,将文化系统看作类似生态系统的存在,其内部各个具体文化形态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中将社会总体文化导向平衡.文化生态可以划分出多样的存在形态,它具有特定的静态表征、动态表征和能量表征,并在实践中发挥着涵养功能、预警功能、引领功能的作用.提出这一命题并揭示其基本功能,旨在能够更加坚定文化自信,提升当代中国文化生态培育水平.
相对贫困治理时期,需要健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长效机制.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各阶段贫困治理方式的演化路径,阐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之间具有的内涵统一性、目标联动性和内容继起性等逻辑特征.在厘清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存在的困境基础上,探索从党建引领、产业优化、绿色发展、科技赋能、制度建设五方面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途径,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实施,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