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光棍现象成为时下社会热点.调查发现,时间"可能性"和空间"关系性"成为农村光棍成因及其婚姻抉择的内在变量.在传统农村"通婚圈"逐渐融入全国性"婚姻市场"的时空背景下,性别失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引致的婚姻挤压效应,成为农村光棍形成的宏观原因;差异化的家庭条件和个体择偶能力、观念,成为农村光棍形成的微观原因.从追求年龄更小的婚配对象到被迫接纳离异女性甚至入赘,从传统"通婚圈"到地域边缘"婚姻市场"寻求婚配机会,农村光棍也在能动地调适自身的婚配策略,充分利用了时间的"可能性"和空间的"关系性",以增加婚配的机会.但是经时空规训的婚配机制在结构层面已经决定农村光棍能够得到的婚配机会极其有限,且随着时间流逝,结构层面婚姻挤压程度的上升,个体层面择偶能力的下降,农村光棍也将从积极寻求姻缘转变为消极面对婚姻,直至沦为终身光棍.
现代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的时代,网络时空中的虚实疏离程度深刻影响着"自我"与"社会"的联结,如何获得个人价值感实现的可能性去对抗个体无意义感成为现代社会自我问题研究的主要议题.本文聚焦于具有双重职业身份(打工妹及女主播)的青年群体,了解该群体在工厂打工和网络直播不同场域中的生活状态与自我认知.打工妹在工厂劳动过程中通常被建构为"低人一等"的主体形象,个体的活动方式呈现弱文体状态.而在网络直播中利用触发机制、呈现机制、连接机制,基于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的交替转换再造新的生产性价值、消费性价值、符号性价值,逐渐摆脱现实标签,重塑为"有价值、受尊重"的主体,实现地位上移,推动自我认同.在网络社会的支配逻辑下通过自我价值再造形成了一种自主性的认同模式,虽存在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但这一青年群体的叙事与行动路径一定程度上能让不同青年看到生活的另一面价值,为自我人生编织意义的行动提供借鉴,以实践方式创造积极过程.
近年来,"数字游牧"作为一种时尚且颠覆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追捧.然而,学术界对于数字游牧生活方式的特征、对未来工作的影响以及支持它的技术,还缺乏深入的实证研究.本文描述和阐释了构成数字游牧工作的四个关键要素:(1)数字工作(digital work);(2)零工工作(gig work);(3)游牧工作(nomadic work);(4)冒险与全球旅行(adventure and global travel).本文认为,数字游民处于上述四个要素的交汇点上,且每个要素都与数字技术的使用紧密交织.本研究旨在考察和探究数字游牧工作的定义以及数字技术在其中的应用过程,揭示数字游民、新兴数字平台和未来工作之间的复杂动态关系.
《青年探索》是专门研究与探索青年理论、青年政策、青年现象与问题、青年成长与发展、台港澳青年等内容的学术期刊,重点关注青年理论新发展、青年成长新现象、青年工作新问题等议题,设有栏目《特稿》《专题研究》《青年工作与政策研究》《青年成长与发展研究》《青年现象与问题研究》《台港澳青年研究》《外国青年研究》,热诚欢迎国内外学者投稿.
人工智能驱动的云相亲平台已成为新时代青年婚恋交友的重要渠道,热衷娱乐社交的适婚小镇青年正成为云相亲平台下沉市场主力军,积极参与线上平台的自我表述和远程互动中.云相亲平台广泛地运用人工智能算法,不仅为小镇青年寻找匹配的对象提供技术支持,更潜移默化地引导和形塑着他们的择偶观念.文章基于云相亲平台进行大规模问卷调查,并结合文本挖掘技术展开分析,发现算法下沉的云相亲平台有助于小镇青年突破通婚圏层的内卷困境,具有对离异女性的社会接纳度增强,意愿通婚圏更少受地域、文化和年龄限制,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择偶标准中并存等特点;平台提供的自我表述机会成为小镇青年择偶观念社会学习的支持空间,女性在交友心声中表达出依靠型诉求、坦诚型诉求和困境型诉求,男性则表达出照顾型诉求、情感型诉求和忧虑型诉求,呈现出从经济伙伴到精神共识的择偶焦点转移、从强调工具性到追求平等和长期和谐的真诚择偶观的转变.
进城新中产的事业发展、在城市安家和人生大事等层面的综合效应集中在其婚恋过程中爆发,工作及工作的性质、房产、日常生活品质、感情契合程度、彼此的家庭支持和事业支撑,这些都成为其婚恋困局的有机组成部分.文章通过分析经济成本与阶层预期、婚恋想象与婚恋焦虑对进城新中产婚恋困局形成的作用,建构了阶层、情感与风险的三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进城新中产婚恋困局形成的过程中,一些具体的因素交互发生作用:城市化成本与婚恋成本叠加,现代教育与爱情主位叠加,现代传媒与消费主义叠加,从而型构了新中产特殊的经济困顿效应、独立浪漫的情感预期与风险规避的行动策略,这些是其婚恋困局的基本结构与运作特质.显然,进城新中产的婚恋模式并非西方婚恋变迁模式的线性贴合,也不是城市与乡村婚恋情势的简单结合,在其严峻的婚恋困局中也有希望与未来,婚恋的机动应变与城乡元素的互动成就为一条特殊的婚恋叙事路径,即新中产独特的完美伴侣叙事、情感寄托叙事和幸福生活叙事.
成家与立业是青年群体实现成年转型的关键,现今却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困境.研究发现,在无法按照传统模式实现成年转型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自我重构形成一种个体化的成年转型模式.非个体主义的去家庭化、从无积累到负积累的不稳定工作以及"自我破坏"的消费行为是其形成以上模式的重要机制.新生代农民工的去家庭化并非完全个体主义的"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了规避家庭风险与压力、保留家庭或家族的颜面与个人尊严等现实境况下的不得已选择.此外,他们的不稳定工作并不利于收入、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累积,甚至造成负积累.面对以上境遇,他们将大部分收入用于网络世界的消费,这种极致化的消费行为使他们进一步滑入不稳定的工作与生活方式.在这些机制作用下,个体化的成年转型模式使得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处于不稳定循环之中,成为城乡间的新困境群体.
中国制造业过去十年所经历的自动化升级浪潮对制造业劳动者的就业和技能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以对青年劳动者的影响最甚.本文基于对广东省实施自动化升级的制造业企业的多案例研究,区分出两种技能发展路径及其对制造业就业岗位和劳动者技能变化的影响.第一种是自动化—技能替代式路径,企业主张减员增效,推行以机器替代人工技能为导向的技能管理策略,其结果是大量技能工人岗位被取代、少量机器维护岗位得以保留的自动化生产模式.第二种是自动化—技能偏好式路径,企业在推广自动化的同时重视对工人技能的培养和提升,并建立完整的技能培养体系,其结果是在整体岗位数量小幅变化的情况下实现产能的大幅提升,技能工种类型多样化、技能型工人所占比例增加.本文认为,自动化—技能偏好式路径更符合我国发展技能社会的政策导向,有助于促进青年劳动者的就业稳定和技能提升,实现制造业产业和劳动者的共同升级.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婚育观念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历经农耕文明塑造、新文化运动孕育、社会主义文化改造、计划生育重塑、个体主义婚育分离五个阶段.表明青年人婚育观念并不是自然形成的,是其适应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在制度和文化上进行建构的,具有可形塑性.因此,面对低生育率的困局、传统与现代的婚育观念杂糅共存、个体化和个人主义逐步凸显的局面,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出发,在未来的一段关键时期,需要在社会经济发展、婚姻及生育制度完善、生育文化宣传及教育、价值引领等方面着手形塑新型婚育观念,进而形成婚姻和生育友好型的社会文化氛围.未来我国青年人婚育观念的重新形塑有两个大方向:一方面要弘扬婚姻和生育的核心价值,另一方面要以"新型婚育文化"呼唤婚育责任伦理来引领青年的相关行为.
近年来,中国离婚率的攀升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基于 2010-2018 年五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本文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研究了性别与受教育程度对个体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与国外研究结论类似,我国个体受教育程度与婚姻稳定性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第二,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初婚离婚风险越高、婚姻稳定性相对低,但男性受教育程度与婚姻稳定性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第三,受教育程度降低了 1978 年以前、1978-1990 年和 1991-2000 年初婚女性的婚姻稳定性,但对 2000 年以后初婚的女性无影响,而 2000 年后初婚的男性受教育程度对提升婚姻稳定性有显著影响.文章关注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受教育程度对男女婚姻稳定性的整体性影响,并发现随着年代推移,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并不一定拥有较高的离婚风险,而对男性而言受教育程度对婚姻的稳固作用越发凸显.探究性别与受教育程度对婚姻稳定性的作用及其机制,对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婚姻观及其变迁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共青团改革向纵深推进的背景下,基层团建联建成为新一轮创新实践的热点,其逻辑起点在于解决基层共青团的工作资源和力量分散问题,有效发挥共青团在基层的政治功能与社会功能.在促进基层共青团组织形态创新发展的同时,基层团建联建也面临横向协同合作网络的结构性不平衡与纵向可持续性发展障碍等瓶颈问题.多元主体合作网络纵横延展的难题,可以从组织的行动逻辑及其契合性角度发现深层次原因."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行动逻辑张力限制了相当一部分非公有制企业对团建联建的参与,导致协同合作网络的结构性不平衡;多元主体行动逻辑缺乏契合性、成员单位成本投入与外部效益之间的矛盾,则直接影响团建联建的可持续性.要解决上述问题,需有效落实"党管青年"原则,着力寻找多元参与主体的需求契合点,构建基层共青团的社会化资源共享"生态圈".
经济发展进程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影响,是认识新时代青年工作的前提.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工业社会"的时代特征已经在当下中国社会浮现.新生产要素重要性的提升、自我表达的个体化要求以及社会加速引发的竞争加剧,让伴随中国工业化进程转型成长的青年世代,表现出了不同以往的生活方式与人生态度.青年工作要适应时代之变,必然要以新的历史条件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新形势下青年工作的挑战与机遇并存.面对社会流动趋弱、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浮现以及全球竞争加剧带来的严峻挑战,青年工作应主动回应时代要求和青年需求,把握数字经济、全球经验和社交媒体的新机遇,积极助力青年发展所需的社会流动、职业规划与心理疏导,推动青年与时代实现"双向奔赴".
建立"国际青年发展指数"并对其内部关系进行系统研究有利于明确我国青年发展定位,推动青年政策制定的科学化进程.2010-2019 年,国际青年发展指数有小幅下降,仅有教育与文化呈现上升趋势;国际青年发展指数国家间差异有所缩小,但教育与文化、创业与就业的国家间差异呈现扩大趋势;国际青年发展指数区域间的差异明显.对国际青年发展指数的内部关系分析发现:青年健康与生活和其他维度的关系既体现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也揭示了现代文明进程中的"副产品"对青年健康的威胁,还揭示了青年群体"智育"和"体育"发展不一致的现实;青年公共参与存在区域差异且呈现下降趋势,既体现了个体层面青年政治参与的转型,也体现了国家社会发展阶段的影响,因此呈现了教育普及和劳动参与提升青年公共参与、网络时代销蚀青年传统公共参与的特征;青年家庭与社会指数在波动中略有下降,不同区域青年的婚育表现与社会安全评价存在反差,稳定社会中的家庭后现代化趋势在加强,并且青年教育与文化、就业状况对青年家庭与社会指数的表现产生综合影响.基于此,本文从青年发展理念到具体发展领域,总结了国际青年发展特征对中国青年政策的启示.
家庭政策是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尝试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庭政策研究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并概括出阶段性和总体性特征.当前家庭政策研究在概念界定上已达成初步共识,转向对家庭政策构成要素与内容范围的深层探讨,理论视角和政策类型研究呈现出多元加速发展态势.既有研究多以国别个案与比较研究为主,西方化和家庭成员式人群研究特征突出,本土化实证研究略显不足.在政策设计上以家庭政策价值观和定位问题的探讨最为集中,发展型家庭政策理论及其政策建议的社会影响最大.由此笔者提出"整体性家庭政策构建""家庭政策与社会福利制度互动关系""公共政策中的家庭视角"以及"照顾问题与家庭福利体系建设"等政策理论热点议题,在新时代背景下,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目标的提出为未来家庭政策与家庭福利服务体系提供新的发展机遇.
凸显悖反式修辞、内隐繁杂情感诉求的"矛盾式"网络群体标签,并非群体标签化、逆向标签化等现象的简易延展,而是变局时代中结构性矛盾的高阶聚合与脱域展演.基于对豆瓣小组等平台的互联网田野调查发现,"小镇做题家"等"矛盾式"标签的生成,包含着转型期青年群体身份认同的复合化建构过程:一方面,制度安排分化、阶层跃升滞缓等结构性力量作用下,部分青年群体的角色认知可能摇摆于"理想—现实"之间,被动促成表征身份区隔与认同危机的"小镇做题家"标签;另一方面,风险共担、戏谑暗喻等自反性情感动员下,被牵引而出的"小镇做题家"标签则恰适地扮演着青年群体实现意义空间、身份认同脱域性重组的恰适工具.囿于网络技术携带的不确定性变量,青年群体可能在虚拟身份框架的寄居中加剧网络圈层化倾向,甚至激发出震荡网络秩序的风险势能.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变局时代社会文化变迁中诸多风险挑战的因应策略,这也是探讨群体身份认同、网络社会互动并发挥其积极社会建设效用的根本价值所在.
面对文化再生产的命运,农家学子并非无能为力.通过对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农家子弟自传的分析,发现尽管其在制度化、客观化的文化资本上并不占优势,但他们在洞察到自己的不利处境之后,会通过诸如懂事、重要他人的支持、自觉认同学校价值等手段来生产自己的文化资本,这些具有巨大能动性空间的底层文化资本使他们得以突破结构性困境,实现教育的突围.然而,他们的突围路径在实践层面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这种建立于心理、精神、文化、情感等意义世界之上的文化资本具有不稳定和动态发展的特征,容易随着客观物质世界的变动而消亡.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国家和政府应该出台相关帮扶政策,建立乡村教育发展的精准帮扶体系,建构政府、社会、学校、家庭联动协同发展机制;重构教育与乡村的天然关系,修复乡村教育生态,加强乡村教育的在地化研究,使教育回归"乡土本位";重视乡村教师队伍的文化塑造,构建具有乡土文化的课程体系;重构教育功能,回归乡村教育的自主性,从而真正激活乡村教育发展的内在创造性和驱动力.
年轻母亲返乡陪读是社会转型背景下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利用田野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研究后发现,母亲返乡陪读现象经历了从居家到离家、从阶段性到全过程、从个别化到大众化的转变,而其兴起则是多重结构性力量共同建构的结果.具体而言,农民家庭教育高预期与优质教育资源低供给之间的不均衡是其产生的本质原因,我国乡村教育快速变迁带来的隔代亲属群体教育能力的落伍,以及社会文化观念对母职的塑造则是其不断稳固和发展的推动力量.总体来看,母亲返乡陪读在保证家庭经济收入来源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兼顾了子女教育,给农村家庭和社会带来了许多正面效益,如提升子代学习成绩、增进亲子感情、推动城镇化发展等.但同时也导致了复杂的消极后果:在个体层面上,阻碍了母亲自我价值的实现,影响了子女的社会化进程,同时剥夺了其他家庭成员正常发展的权利;在家庭层面,给家庭关系尤其是夫妻关系造成了不利影响,还加重了家庭的经济压力,进一步拉大了不同农村家庭之间的差距;在社会层面,催生并加剧了高度内卷化的教育生态,陪读作为一种筛选机制同时削弱了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
未成年人监护制度是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制度基础.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法律政策不断健全、内容框架日益完善、实践探索逐步丰富.然而,目前仍面临以下问题:一是制度发展相对滞后,法律碎片化严重,缺乏细节规定,理念未能深入人心;二是制度落实难度较大,在强制报告、能力评估、监护安置、监护监督等方面存在困难;三是制度实施基础薄弱,表现在程序规定不清晰、支持体系尚薄弱、专业力量待提升、服务资金无来源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健康发展.针对上述问题,文章提出应在坚持"国家亲权"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保护"的原则上,综合统筹部署推进协同共治,明确监护价值取向,健全部门协同机制;从坚持预防为主、强化强制报告、做实监护能力评估、落实妥善安置、加强监督督促等方面着手优化制度设计促进政策落地;通过加强阵地建设、扩大社会参与、增强数字赋能、加大财政支持等措施夯实制度基础强化支撑保障,多渠道并进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
青年作为国家未来和民族希望,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立足当下数字文化流行、中西文化碰撞、多元社会思潮交织的现实境遇,面向青年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浸润式传播为增进青年群体的文化认同提供有效路径.以中华诗词、中华典籍、中华服饰、中华建筑等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符号,不仅是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意义的直接载体,也是面向青年实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浸润传播的生动要素.为此,面向青年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浸润式传播,要积极挖掘和呈现传播符号建构中的人性叙事,运用数字化、交互化、商品化等融合传播形态,在内容接触场景、商品消费场景、仪式参与场景,充分利用好数字技术、智能媒介所带来的文化感知.同时,也鼓励青年在接触中反馈、在参与中消费、在体验中创造,促进青年群体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情感共鸣、知识获取和文化认同.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深刻论述,其中人口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人口现代化对于助力经济发展、重构社会文化、推进生态文明、保障国家安全以及推动民族复兴,都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随着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和人口负增长时代,人口现代化呈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然而,国内学界却没有与时俱进地拓展研究,较少对各类人口现象进行理论统合,或较少融入人口以外的其他现代化视角.因此,本研究以中国式现代化为背景,结合新时代人口发展的新特征,从人口总量、人口素质、人口结构和人口分布四个维度,对人口现代化的内涵进行了理论阐释.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分析了人口现代化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机遇方面,讨论了质量型人口红利、长寿红利、性别红利和配置型人口红利等发展优势;挑战方面,分析了超低生育率、老龄化加速、城乡区域发展不均、传统人口思维定式等方面问题.最后,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提升人口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思路与路径选择,进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现代化的人口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