兽药在畜禽养殖中的广泛应用促进了现代畜牧业的发展,然而大量使用兽药造成的环境污染及食品质量安全风险等问题日益凸显.肉鸡产业是我国第二大肉类产业,深受药残的困扰,兽药减量对肉鸡产业健康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基于9省334个养殖户调研数据,分析了肉鸡养殖中科学用药、生物安全和动物福利三种主要减药措施的现状,并采用贝叶斯信度网络模型探讨了药物投入及减药效果之间的内在关系,最终筛选出了较适宜或最佳的减药措施及措施组合.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肉鸡养殖科学用药水平明显偏低,生物安全和动物福利水平相对较高,但与期望最优水平仍有较大差距;(2)科学用药、生物安全和动物福利水平与药物投入水平存在弱负相关关系,这表明了减药路径优化的可能性;(3)药物投入及科学用药、生物安全、动物福利分别处于最高水平时,技术和经济效果均可达到良好状态,但技术和经济效果的期望最优状态需通过三种减药措施的组合实施才能达到;(4)在药物投入处于低和最低水平,且保证技术效果和经济效果处于最高水平的理想状态下,减药路径组合应为"科学用药(低)—生物安全(高)—动物福利(高)"的状态,即减药路径重在提升生物安全水平和动物福利水平.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推动乡村地区发展的重要战略,是维护社会公平和保障农村地区人民发展权益的关键举措.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挥着明显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拥有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地区发展蓝图,为推动我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改善生态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等提供了有力支撑.
基于北方草场流转市场转型现状和卖方市场特征,本文重新审视了社会资本在草场流转市场的作用,阐释了关系网络和社会互动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机理,并运用2020年在内蒙古、甘肃两省份牧区820户牧户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关系网络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日渐式微,亲缘网络、友缘网络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无显著影响;关键网络节点仅对牧户转入草场有显著促进作用,拥有关键网络节点能使牧户转入草场概率提高14.5％;(2)以社会互动为表征的网络资源利用能力仍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有显著促进作用,社会互动提高一个单位,牧户转入草场概率和草场转入率分别提高6.1％和9.2％;(3)社会互动对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未受到关系网络调节,其原因可能是牧户关系网络的同质化;(4)社会互动通过降低交易费用促进了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相反,关键网络节点通过提高交易费用抑制了牧户草场转入行为,即关键网络节点对草场转入的促进机制并非降低交易费用,而是扩展牧户的交易半径和资源获取能力.
本文利用2015-2017年CHFS面板数据,基于边际消费倾向视角,从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潜力三个维度,考察了数字金融对农户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农户消费水平与边际消费倾向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显示,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整体呈倒"U"型分布并在中高收入水平处出现拐点,大部分农户仍处于拐点左侧,缩小收入差距有助于提升农户边际消费倾向.内生性讨论显示,数字金融对农户消费的影响主要通过边际消费倾向实现,具有持续性与平稳性.从消费结构来看,数字金融增加了农户发展型消费需求,然而中低层次消费需求仍是农户最倾向的消费类型.基于此,本文建议通过数字信息与服务建设、促进农户增收、缩紧收入差距、完善农村服务业发展等渠道,提振农村消费市场,释放农户消费潜力.
源头分类是解决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主要思路,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收官之际,面对经济型政策效果持续性不强问题,迫切需要重视环境、健康及技术信息等非经济型政策的干预功能.本文针对当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状况,以太湖流域为案例区,通过开展行为实验,探讨信息干预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效果的影响及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信息干预能够显著改善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效果,且技术信息干预效果强于环境信息和健康信息,可见农户对垃圾分类知识的掌握是提高垃圾分类效果的重要前提;对不同垃圾类别而言,信息干预效果存在异质性,其中,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环境信息干预效果最为显著,对于有害垃圾,技术信息干预效果最为显著;研究还发现,和谐互助的社区氛围也是信息干预产生显著效果的重要基础.因此,各地政府在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过程中应当按照"技术信息干预—环境信息干预—健康信息干预"的优先序进行,但也应结合当地生活垃圾分类现状,明确欠缺分类的垃圾类别,因地制宜地选择信息干预内容,同时提高乡村治理水平,营造良好和谐的社区环境,高效实现生活垃圾分类效果的改善.
本文采用长江流域贵州、湖北、江苏和浙江4省1122个水稻农户调查数据和处理效应模型,在解决自选择问题基础上实证分析了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回流的外出务工劳动力正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而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总体上导致水稻生产技术效率下降14～15个百分点.但是,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存在技术培训、种植规模和地区异质性.
产业扶贫是促进贫困人口增收和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产业扶贫示范试点准实验研究项目,借助双重差分(DID)模型,利用3省7县652户两期微观农户面板数据,在产业扶贫促进贫困人口增收的背景下,探究其对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扶贫对家庭人均校外支出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对家庭人均校内支出作用不显著,安慰剂检验进一步加强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机制分析发现,产业扶贫主要通过提升低收入家庭人均纯收入,缓解家庭教育需求约束来促进家庭人均校外支出.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父母主管孩子教育的家庭和成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产业扶贫对人均校外支出正向效果更好.从地区分组来看,产业扶贫在原深度贫困地区和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作用效果较弱.因此,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启示:一是应继续通过扶持新型经营主体的方式进行产业帮扶;二是要继续注重构建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各方共赢;三是注意引导教育方式,提升家长对子女教育重视程度以及让父母深度参与子女教育;四是要继续注重对原深度贫困县和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产业发展扶持,以便实现缓解相对贫困和城乡协同发展的政策目标.
生态扶贫是生态产业发展、生态移民安置、生态系统保育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的一种扶贫模式.贫困人口参与生态扶贫活动不仅可以得到生产经营或劳务收入,还可以得到生态扶贫成果带来的生态红利,实现脱贫致富与可持续发展相统一,脱贫攻坚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协调.生态扶贫与其他扶贫相比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它的成果是具有乘数效应和溢出效益的公共物品,可以由广大国民共享.创建生态成果共建共享机制,是将共建共享发展理念落到实地的具体举措.
过度教育作为农民工"工作—教育"匹配状态中的一种,被认为是劳动力资源的低效配置,且具有收入惩罚效应,然而忽略技能异质性会使该效应评估产生偏误.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结合技能适配状况分析了农民工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差异.研究发现:总体上过度教育具有收入惩罚效应,但这一效果会随单位规模的扩大而减弱.进一步地,在技能替代视角下,"真实型"过度教育惩罚更为严重,而"表象型"过度教育却具有收入获益效应;技能补偿视角下,过度教育可能促进技能适配的产生从而削弱原有的收入惩罚效应.动态视角下,技能匹配状态的向好改变将显著提高收入,而教育匹配状态的向好改变却无显著影响.因此,建议将传统对农民工过度教育问题的讨论适当转移到技能匹配方面,从而警惕和避免教育与技能同时错配带来的双重收入惩罚结果.
本文利用2012-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四期平衡面板数据,参考Maasoumi个体福利函数以及Kakwani指数的构造方法,构建了老年人福利不平等指数,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及工具变量模型分析了养老金对农村老年人福利不平等的影响.发现养老金能显著缓解老年人福利不平等状况,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处于混同均衡,养老金通过缩小收入差距缓解了农村老年人福利不平等状况.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应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目标任务,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基础养老金及缴费补贴等进行相应的设计与安排.
紧紧围绕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消费,促进农村消费提质升级,对于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和实现中国经济转型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通过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对农户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农户消费有显著促进效应,数字金融将带来户均消费提高24.50％,2016年折合消费为8694.81元.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提高家庭非农就业水平和金融可得性引致消费增长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中低收入农户、参与互联网理财和网络借贷农户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大;数字金融的消费增长效应高于同期传统信用卡使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新时期扩大数字金融在农村地区的覆盖范围以驱动农户消费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非农自雇佣是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重要选择,其在改善家庭福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非农自雇佣被给予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然而,鲜有研究就其对农村人力资本的影响开展分析.本文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CEPS)实证分析农村劳动力非农自雇佣对子女综合认知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非农自雇佣会显著提升子女的认知能力.通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讨论发现,劳动力非农自雇佣对不同性别、认知能力处于不同分位点子女的认知能力均存在显著影响.本文也从多个维度探究该影响背后的机制发现,农村劳动力非农自雇佣意味着更可能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促进子女学习投入度以及随迁概率的提升.
化肥减量化施用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利用2020年江西省水稻种植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户化肥施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农户和未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农户在化肥投入量方面具有显著差异,参与社会化服务能够显著降低农户化肥施用量.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地块规模和劳动力非农就业的调节作用促进化肥的减量施用.另外,通过将水稻茬期细分后发现,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够显著促进早稻和晚稻的化肥减量化施用,而对于中稻却产生相反作用,其机理有待进一步探索.最后,根据农户对农业要素的依赖性将农业社会化服务分为劳动密集型社会化服务和技术密集型社会化服务后发现,技术密集型社会化服务是促进化肥减量的主要外生动力,并且技术密集型社会化服务仍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由此,通过有效识别农户农业生产要素的作用,为培育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促进化肥减量化路径提供研究思路.
本文基于2011-2017年的全国县域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在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下,农村电商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及其影响机制.理论与实证分析表明,农村电商政策减小了城乡"数字鸿沟"、促进了农民增收并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且该政策在非贫困县、东部地区、ICT水平较高以及二三产业发展较好的地区更具有显著作用.本文从资本和人口要素流动,以及政府主导下的财政资金支出视角对农村电商政策的影响效应进行机制解释,并发现各财政资金规划用途间的互补与互斥现象.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应持续支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合理安排资金用途,发挥电商农户的创业带动效应,积极引导生产要素流动,加快农村三次产业联动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不断扩大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而推动具有财产属性的宅基地有效流转,是挖掘农村消费潜力的强力引擎.本文基于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追踪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工具变量法,研究了宅基地流转对居民家庭总消费、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宅基地流转能够显著提升居民家庭消费水平,促进消费转型升级,其中,对家庭总消费的影响净效应为12.2％,对发展型消费的影响效应高于生存型和享受型消费;家庭人口数量、户主受教育水平等人力资本指标对居民家庭消费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尤其对发展型消费具有更强的提升作用;组间差异结果表明,在经济区域层面,宅基地流转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效应大小顺序为:东部＞西部＞中部,此外,相较于"农一代","农二代"家庭消费受宅基地流转的影响更明显.因此,为提高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促进消费转型升级,应多渠道促进宅基地流转,注重提升流转户的人力资本,并警惕宅基地流转可能带来的新的发展不平衡问题.
本文利用多期DID模型研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试点政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并在全国范围内2013-2019年的县级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整体来说,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能够促进试点县区城乡融合发展.该政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从中到东再到西依次降低,中部和东部作用显著,西部不显著.该政策对试点县区城乡融合影响具有滞后效应.滞后效应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地区没有表现出滞后性,中部地区有显著的一期滞后效应,而西部地区有显著的二期和三期滞后效应.该政策对试点县区城乡融合影响在2018年和2019年具有持续效应.持续效应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在2016年和2019年、中部地区在2016年和2018年及2019年有持续效应,而西部地区在2018年和2019年有显著的持续效应.因此,本文建议各地应加大力度开展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推进工作,并且各地要根据情况加快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后实现城乡融合的配套制度的建设.
学界关于农地确权是否促进农地流转尚未达成统一共识.本文构建农地确权、农地依赖影响农地转出行为的理论框架,采用Probit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究农地确权对农地转出行为的政策效应,以及农地依赖在农地确权对农地转出行为影响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农户对土地的禀赋效应并非完全存在,农地依赖呈现分化特征;农地确权对农地转出行为具有促进效应;农地依赖在农地确权与农地转出行为的关系中起负向调节效应,农地依赖会抑制农地确权对农地转出行为的促进效应.未来中国应加快运用和拓展农地确权成果,推动农地流转和保障农地产权;依据农户的农地依赖程度,因户制宜、分类治理;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培育农地流转市场.
研究大都市郊区宅基地流转退出的倾向及其改革路径,具有重要的前瞻性引领借鉴意义.本文基于上海158个村3100农户的调研数据,运用2-模网等方法,研究了农户政策选择的倾向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宅基地上房屋面积的保障权属是农户最关注的权利,"纯粹等面积"置换政策组最受欢迎,人口结构特征对其有着显著影响;农户更关心流转退出宅基地上的房屋面积是否受损,不太关心流转退出宅基地所有权是否仍归属集体所有;宅基地用益物权缺失增加了农户对财产权丧失的顾虑,"股份分红"政策组被接受度最低.农户的政策选择倾向性表明:法律层面的进一步明确,改革的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产权体系的调整等,是适应新发展阶段目标要求的改革路径.
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以来,生态文明理念在我国各行业中广泛渗透与融合,形成了系统化的生态绿色发展理念与理论体系,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进行了扩展.农业发展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密切联系,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实现要求农业改变传统粗放式的经营模式,实现精准、绿色、智慧化农业生产模式,同时农业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基础的农产品生产,还要尽可能提升农业产业的产品附加值,建立以农业为核心的产业链条,全面提高农业生产效能,助力实现乡村振兴.
随着我国步入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与返贫问题亟待解决.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和2017年数据,从相对贫困角度研究我国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能否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问题.研究发现,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能显著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农村地区女性参与劳动对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程度大于城镇地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仍具有稳健性.实证结果表明:西部家庭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对脆弱性的降低幅度显著高于东中部家庭,其中西部农村家庭女性参与劳动对脆弱性影响最强,各收入层级上农村女性参与劳动对脆弱性影响均强于城镇家庭,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达到大学及以上时参与劳动对脆弱性的影响最大,同时调节效应表明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对家庭有"雪中送炭"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能够通过提高家庭保险参与、促进家庭创业以及提升家庭储蓄率,改善家庭状况,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本文根据研究结论分别从短期和长期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