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经济遭受超预期冲击，为对冲经济社会风险，财政支出强度前所未有。财政运行特点体现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前低后高，非税收入、资源型地区收入高企；支出刚性进一步强化，央地支出占比差距加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负增长，专项债加力保支出强度；地方政府债券付息压力大，基层财政部门用足再融资还本政策空间。为对冲经济社会领域的公共风险，财政的公共支出责任不断增加，出现公共风险“财政化”、财政风险“地方化”、短期风险“长期化”等倾向。从风险演变的视角来看，短期内形势企稳，长期内社会领域公共风险不断扩散，财政支出责任将不断扩大。为此，建议优化调控方式，强化中央在对冲宏观经济社会风险中的主导地位；加快经济复苏，用经济发展缓释财政风险；推进财政改革，用治理效能提升财政对冲风险能力；加速社会改革，防范并应对社会风险向财政责任的无序转化。
本文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实现税利分流的现实背景,从国有企业金字塔结构的视角,探讨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对政府与国有企业关系产生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发现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显著增加了国有上市公司的金字塔层级,表明该制度能够促进政府对国有企业放权.异质性分析表明市场化水平越高、行业竞争程度越大、公司规模越小,这种作用越大.本文研究揭示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在正确处理政府与国有企业关系方面的重要作用,并为国资监管由"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
种种迹象表明地方财政困难渐趋多元多样,进一步可以将其解释为地方财政生态失衡.本文从财政内外循环角度构建地方财政生态失衡测度指标体系,利用2015-2020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财经数据,量化测度出地方财政生态失衡程度与趋势.结果表明:地方财政生态整体为轻度失衡,呈现出轻微的缓和趋势,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地区以及不同省份失衡状况存在异质性;地方财政生态失衡呈现出一定的空间集聚性和稳定性,并在短期内难以实现跨越式改进,长期内地方财政生态将朝着更平衡的方向前进.为此,应构建内外协调、差别调控和空间联动机制,从而改进地方财政生态失衡,化解地方财政困难这一难题.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作用以国家认同的形成为前提,即国家认同涉及现代化国家建设本身,是现代化国家重要的政治资源.财政能够有效解决国家认同建构中的利益协调问题,推动形成解决社会矛盾的公平保障机制.在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人民财政以其平等、共享的价值理念塑造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认同.从内在逻辑来看,人民财政"以人民为中心"、"让权利约束权力"和"维护公平正义"的特质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本逻辑、制度逻辑与平等逻辑.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应坚持财政人民性,为现代化国家建设提供发展动力;加强财政法治化,为现代化国家建设夯实制度保障;维护财政公平性,为现代化国家建设巩固社会基础.
本文在一个具有企业异质性和内生价格加成率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税收政策,通过将消费者的效用函数设定为线性形式,研究发现,税率上升时,与高生产率企业相比,低生产率企业只能扣除其生产成本的较小部分.因此,低生产率企业的实际税率会更高.在此基础上,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生产率、加成率与所得税实际税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生产率更高的企业,其价格加成率也越高;而价格加成率高的企业,其所得税实际税率更低.因此,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的差异可能不仅仅来自于征税机构的征税强度和企业的避税行为,还可能来自于企业的异质性能力.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引领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文章使用2014-2020年的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2018年出台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对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因果效应及其机制进行检验.研究发现,相较于未受政策影响的企业,受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影响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机制分析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非高科技企业受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影响更大;相较于数字核心技术升级,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更有利于推动企业的数字化实践应用.
撤县设区在推动城镇化进程的同时,也带来了城市规模扩张、经济和财政管理权限集中以及发展导向的转变,对城市经济韧性带来了重要影响.面对外部冲击不断加剧、内部"三重压力"持续增大的复杂挑战,识别撤县设区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对提高城市经济能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7-2019年撤县设区改革实践和多时点DID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撤县设区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城市经济韧性,但该促进作用仅具有短期效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撤县设区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在城市规模和财政自给率上存在异质性.本文丰富了从城镇化视角揭示经济韧性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和调整优化财政管理方式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支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治理体系,不是西方财政理论的简单借鉴,而是对中国历史理财智慧的时代性转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调适、西方经济学的本土化融合而形成的独特治理体系.具体而言,新时代中国创造性转化了中国历史上"邦国大本""养民为先""礼义秩序"等传统理财思想,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人的立场""生产再循环"与"真正共同体"的政治经济学学说,创新性发展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经济理论,从而在实践上生成了独特的财政治理体系.基于古今中外财政智慧的创造性转化视角解构新时代中国财政治理的创新现象,或可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探索建立一个既能融合中国话语和体现中国特色,又能涵盖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财政治理理论和实践体系.
在风险社会中，企业成本不只是生产要素的函数，而是越来越成为了风险的函数，且函数的复杂性、多变性陡增。微观企业成本负担变化又是观察宏观政策效果及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窗口。2022年9—12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调研组基于全国13764份有效企业问卷及大量访谈调研发现，我国2022年“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的成效持续显现，有效释放了市场主体活力。但与此同时，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相互叠加，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降成本政策的效果。鉴于减税降费等政策的加力空间及边际效用递减，下阶段，应注重从“风险-成本”分析框架深化对企业成本的认识，通过完善制度安排、强化预期管理和提高治理效能等策略来对冲公共风险，进而降低企业的风险成本。
本文在评估过度支出和收入不足两种地方财政表现的基础上,利用地级市面板数据,检验财政透明的治理效应.结果表明:提高财政透明度有助于降低地方财政过度支出的规模,从而改善地方财政状况;其内在的机制是,财政透明度的提升强化了社会对财政和预算信息的关注,促进地方政府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降低过度财政支出.强度DID模型的结果也证实,新《预算法》对预算信息公开的法定要求通过增强地方财政透明度,能够显著降低地方财政过度支出.本文的政策涵义是,应通过细化和完善年度及中长期预算信息的公开内容,构建兼具信息公开和预警监督的透明财政运行体系,推动地方财政持续健康发展.
基于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和手工搜集的各地市各年《政府工作报告》,本文采用GDP预期目标与实际值的差距衡量经济波动情况,检验了经济波动对企业增值税实际税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增值税税率呈现顺周期变化,这是由于经济下行引起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减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虽然经济下行导致税务稽查强度明显增强,但税收征管因素无法解释增值税顺周期现象,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减少主要是由于企业减少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原材料库存.本文结论为企业税负周期性变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视角,对于当前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加力提效具有重要启示.
本文基于我国2011年实施的《社会保险法》,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社保费征管对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社会保险法》实施显著提高了企业实际社保缴费率,但却只降低了普通员工工资,对管理层员工的工资没有影响,从而扩大了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不同类别员工议价能力差异是导致上述结果的重要机制.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民营、融资约束较大、非税务局征收社保费和所在地劳动保护力度较弱的企业的内部收入差距受社保费征管加强的影响更大.本文结论不仅为认识社保制度的收入分配效应提供了新的证据,而且对完善税费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财政赤字是财政政策分析和表征政府债务风险的重要法定统计数据,但各经济体统计实践中对财政赤字的统计口径缺乏相对一致的原则与操作标准,因而,有必要明确我国与主要经济体财政赤字统计口径的差异及其表达的政府债务信息.本文从我国的历史纵向和跨国横向比较两方面,分析了财政赤字统计口径的差异来源.纵向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财政赤字统计口径的调整伴随着"赤字观"的转变.横向来看,我国与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欧盟(EU)的财政赤字统计口径差异,主要是由会计基础、财政收支定义、政府债偿付来源和政府预算间关系不同导致的.在财政赤字表征的政府债务信息方面,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财政收支定义和政府债在财政赤字口径中计法的差异,导致财政赤字与政府新增债务并不总是相等;按照国际惯例,不以经常性财政收入作为偿付来源的政府债,在还本付息时并不会推高财政赤字规模.
在风险社会中,企业成本不只是生产要素的函数,而是越来越成为了风险的函数,且函数的复杂性、多变性陡增.微观企业成本负担变化又是观察宏观政策效果及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窗口.2022年9-12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调研组基于全国13764份有效企业问卷及大量访谈调研发现,我国2022年"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的成效持续显现,有效释放了市场主体活力.但与此同时,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相互叠加,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降成本政策的效果.鉴于减税降费等政策的加力空间及边际效用递减,下阶段,应注重从"风险-成本"分析框架深化对企业成本的认识,通过完善制度安排、强化预期管理和提高治理效能等策略来对冲公共风险,进而降低企业的风险成本.
本文基于2010-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利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这一外生冲击,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实证分析了税收优惠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而且该政策没有诱发企业"重数量轻质量"的策略性创新行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通过降低企业税负和提高企业活力的途径,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此外,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显著促进了成长期企业绿色创新,而且对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有着更大的激励作用.
本文采用多期DID方法,检验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节余指标流转模式对贫困县脱贫攻坚与农民增收的影响,研究发现土地指标流转模式不仅有利于贫困县在短期内脱离绝对贫困,还有利于农民长期增收.异质性分析表明,该政策在国家级贫困县的实施效果更优;财政自给率的差异不会影响土地指标流转模式对贫困县脱贫的促进作用,但高财政自给率下农民的收入会相对下降.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短期和长期两个维度探讨土地增减挂钩政策促进产业发展,从而促进减贫增收的原因.短期效应表现为新增企业数量的增加,刺激了贫困县产业的兴起;长期效应表现为土地指标流转收益促进了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一流的税收营商环境可以激发市场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但是,单纯地将其理解为降低纳税成本却会走向"放松管制的偏见".本文以生态系统的视角将税收营商环境视作企业外部生态系统的涉税部分,得出税收营商环境是征纳双方共建共治的成果.据此,本文构建了税收营商环境的MIMIC模型,采用Dagum基尼系数和Markov链的方法,评估了各区域的税收营商环境及其时空演化.研究结果表明:税收营商环境受涉税生态系统的内外因素共同影响,税制结构、税收分成、税务中介、税务稽查、纳税诚信、经济发展和法治水平的优化均能改善地区的税收营商环境;2000-2019年中国税收营商环境实现了普遍提升,税收营商环境的地区间差异是整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中等级税收营商环境的地区更倾向于改变,但是这种概率会受时间和空间因素的影响.
如何在减税降费的背景下提升微观企业的获得感是财税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从企业税负"向上容易向下难"的粘性特征切入,利用2018年国地税合并改革这一外生冲击来检验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的影响.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利用2002年所得税分享改革所形成的征管机关"断点"确定国地税合并改革的处理组与控制组,双重差分模型回归揭示:国地税合并显著降低了处理组企业的税负粘性.拓展检验表明,处理组企业的盈利性和成长性显著提升,股票也产生了显著为正的累计超额收益.本文研究论证了构建统一、高效的税务管理机构具有积极的经济价值,启示规范的税收征管有效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
财政学在世界各国有共性的一面,也有特色的一面,这与不同国家的底层逻辑相关.要形成中国特色的财政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从财政学的底层逻辑入手:树立不确定性是世界的基本性质的世界观,坚持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观,构建促进公共风险最小化的风险国家观.只有从世界观、发展观和国家观三个基本问题来创新财政学的底层逻辑,才能回答好"财政究竟是什么""财政应该干什么""财政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以及央地关系"等问题,为构建财政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打好基础.
在新发展格局下,产业布局的优化是实现地区间专业化分工和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前提.本文构建了地方政府债务影响产业空间布局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新口径地方政府债务数据和工业用地出让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行为对产业空间布局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张导致了产业空间布局的分散化,即生产地理集中度下降.中介机制分析表明,地区间引资竞争是导致此种空间扭曲效应的重要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由地方政府债务驱动的产业布局分散化会带来产能过剩加剧的后果.以上结果表明,应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的举债融资行为,遏制地区间的无序竞争,提高资源空间配置效率,发挥地方政府债务对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