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一个具有企业异质性和内生价格加成率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税收政策,通过将消费者的效用函数设定为线性形式,研究发现,税率上升时,与高生产率企业相比,低生产率企业只能扣除其生产成本的较小部分.因此,低生产率企业的实际税率会更高.在此基础上,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生产率、加成率与所得税实际税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生产率更高的企业,其价格加成率也越高;而价格加成率高的企业,其所得税实际税率更低.因此,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的差异可能不仅仅来自于征税机构的征税强度和企业的避税行为,还可能来自于企业的异质性能力.

Using micro-firm data from China’s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bases, we measure the effective corporate income tax rate and the labor share of income at firm level, and empirically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he former on the latter.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lower the effective corporate income tax rate of a firm, the lower its labor share of income.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valid. Further mechanism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 reduction of corporate income tax leads to an increase in the output share of capital-intensive firms and a decrease in the labor share of income in capital-intensive firms. The combined effect of these two effects leads to a decline in the labor share of income in the final economy.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provide references for designing a tax structure that aims to reduce residents’ income gap.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asks in China’s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is to effectively clean up zombie firms. Using industrial firm-level data in China from 1998 to 2007, we identified zombie firms in Chinese industrial sectors. Based on the identified zombie firms, we measured the survival duration of zombie firms and empirically studied the effect of fiscal subsidies on the survival duration of zombie firms by using survival analysis. Results revealed that fiscal subsidies significantly lengthened the survival duration of zombie firms. Specifically, fiscal subsidies not only reduced the possibility of zombie firms exiting the market, but more importantly, they reduced the possibility of zombie firms’ resurrection. Thus, fiscal subsidies do not contribute to the “death” or “resurrection” of zombie firms. These results are robust despite changing the identification method and the survival analysis method, and considering the endogeneity of fiscal subsidies. Our findings show that we should adhere to market-oriented mechanism in disposing zombie firms and cut off the channels that government transfuses to zombie firms by fiscal subsidies.

居民的再分配偏好是影响政府再分配政策的重要因素,其影响因素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提供的居民再分配偏好数据与中国地级市层面的外地人口比重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总体而言,外地人口流入显著抑制了本地居民的再分配偏好;同时,农业户口的本地居民的再分配偏好受外地人口流入的影响要大于非农业户口的本地居民,外地人口流入对本地居民再分配偏好的影响在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本地居民中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机制研究表明,外地人口流入对本地居民的再分配偏好具有异质性传导机制.一方面,外地人口流入通过提升本地居民的风险规避偏好和降低本地居民的公平信念强化了本地居民的再分配偏好;另一方面,外地人口流入也会通过提高本地居民的向上流动预期和降低本地居民的群体信任来抑制本地居民的再分配偏好.

税收归宿理论认为企业所得税的征收会部分转嫁给劳动力而影响工资水平,本文通过构建两地区一般均衡模型发现,一个地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反过来会引致本地区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的降低,同时也会对另一地区的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产生影响.为了检验该结论在中国地区层面是否成立,本文以《最低工资规定》在2004年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实证研究了《最低工资规定》实施带来的地级市层面劳动力成本冲击对地区内以及相邻地区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最低工资规定》实施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确实引致了本地区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的降低,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果依然成立,而且同一省份内其他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受到的冲击也会导致本地区的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下降.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劳动力成本日益上升背景下如何规范中国地方政府的税收行为提供了理论参考.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表明,地区层面的政府补贴强度与该地区的新企业数量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说明政府补贴在吸引企业进入上并不是有效的.为了解释这一现象,本文建立一个两地区的经济地理模型研究了地区层面的异质性生产率对政府补贴强度以及企业进入决策的影响.理论研究表明,相较于生产率低的地区,生产率较高地区的地方政府设定的补贴强度会更低,但企业进入数量会更多.基于1998—2013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与之相匹配的中国地级行政区层面数据,本文对理论研究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企业生产率越高的地区,政府补贴强度确实越低,但企业进入数量反而更多.进一步研究表明,如果不控制地区层面生产率对企业进入的影响,政府补贴会抑制企业进入数量;但如果同时控制地区层面生产率和政府补贴对企业进入数量的影响,政府补贴对企业进入的作用不再显著.由此可见,以地区生产率为表征的市场力量这只无形之手,而非以政府补贴为表征的行政力量这只有形之手,才能吸引企业进入.

本文将1998-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与产品层面的进口关税数据进行匹配,以中国2002年加入WTO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中国进口关税下降带来的进口竞争对中国行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进口竞争显著降低了中国制造业行业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此外,对行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分解研究表明,进口竞争对行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主要通过挤出高劳动收入份额的企业和吸引低劳动收入份额的企业进入来实现的;从微观机理上看,进口竞争虽然能够提高企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但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这使得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不升反降.

学界对国际贸易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关系的研究保持浓厚兴趣.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贸易条件和贸易政策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各地区劳动力市场从贸易开放中的获益也不相同.构建一个劳动力流动受限的城市经济模型并分析其均衡结果,可从理论上探讨了贸易开放度冲击对一国内部不同规模城市的劳动力市场的异质性影响.理论分析表明,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能够提高城市的就业规模和劳动力工资水平,但这种作用在不同规模的城市存在异质性,贸易开放对就业规模的影响在小城市要大于大城市,对劳动力工资的影响在大城市要大于小城市.基于1999-2007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估算中国不同城市所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程度;然后以中国加入WTO后美国授予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伙伴关系”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和三重差分模型,从贸易不确定下降这一视角实证检验了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特征.实证研究表明,理论分析结果在中国城市层面是成立的.

偏向性技术进步和资本一技能互补机制被认为是影响技能溢价的两个重要且相互联系的因素,但对于这两种因素中的哪一个能更好地解释中国地区层面的技能溢价,现有研究没有给出答案.本文构建一个包含设备资本、建筑资本、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的多要素嵌套CES生产函数,提出了识别技能溢价来源的方法.进一步,基于1993～2016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使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估算了该生产函数中不同要素间的替代弹性,并分析了要素替代弹性对技能溢价的影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不论在何种嵌套形式下,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均能提高技能溢价水平;尽管在某些设定下,资本一技能互补机制也能提高技能溢价水平,但其作用也远低于偏向性技术进步.因此,中国地区层面的技能溢价主要来自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特征之一是生产要素生产率尤其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技术进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但目前技术进步作用于劳动生产率的机制仍不明确.本文从企业层面对我国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差异进行分解,在一个将行业的可选技术种类内生化的生产函数中将企业劳动生产率差异分解成技术选择效应和技术吸收效应,利用BIC信息准则和EM算法确定行业可选技术种类后,使用混合模型估算技术选择效应和技术吸收效应的大小.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技术吸收效应,技术选择效应是影响我国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更重要因素;而且研发投入越低的企业,技术选择效应的相对作用越大.本文研究为解释我国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差异、提高我国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寻找影响地方政府征税能力建设的因素对于应对当前中国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一个政府的跨期优化模型分析了资源租对政府征税能力建设的影响,认为资源租的提高会抑制政府的征税能力建设.基于2000-2008年中国17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本文的经验研究表明,资源依赖度的提高确实抑制了中国地方政府的征税能力建设,在改变被解释变量的度量方式以及考虑解释变量的内生性以后,该实证结果依然是稳健的;经验研究结果还表明,不同行政级别以及自然资源禀赋不同的地级市,自然资源禀赋对征税能力建设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的省内财政分权是影响省内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省内财政分权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但什么因素导致省内财政分权存在如此大差异？本文构建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比较了地区分权与集权对居民效用的影响,发现族群多样性程度越高,分权对居民效用的提升作用越大,因此,政府分权的激励也就越大.为了验证这一点,本文使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计算了中国地级行政区层面的族群多样性指标,实证研究了省级政府与地级政府间财政分权同族群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族群多样性越高的地区,以财政自给率和税收分成两种方法度量的财政分权程度都会较高,从而验证了本文的理论观点.进一步,本文使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提供的关于居民对公共服务偏好的信息,发现一个地区的族群多样性越大,居民对公共服务偏好的差异也就越大,从而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机制.

<span id="ChDivSummary" name="ChDivSummary" class="abstract-text">研究目标:构建一个包含资本、技能劳动力和非技能劳动力的多要素CES生产函数,给出了该生产函数下不同要素间的Morishima替代弹性的系统估计方法。研究方法:利用来自于WIOD-SEA数据库的中国制造业行业数据以及本文提出的估计方法,估算了中国制造业行业技能劳动力、非技能劳动力和资本三种要素之间的Morishima替代弹性,并分析了要素间的Morishima替代弹性对不同要素间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各行业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之间的Morishima替代弹性亦即Hicks替代弹性均大于1,而资本对技能劳动力和非技能劳动力的Morishima替代弹性亦即Hicks替代弹性呈现异质特征,但技能劳动力和非技能劳动力对资本的Morishima替代弹性是大于1的。研究创新:将Klump等（2007）提出的"标准化供给面系统"引入到嵌套CES生产函数中,提出一种估算多要素Morishima替代弹性的系统估计方法。研究价值:可以分析要素替代弹性对技能溢价的影响,同时也可以分析劳动力与资本的收入份额问题。</span>

本文对扰动项存在跨时期的异方差、但不存在序列相关的时变系数空间自回归模型提出了极大似然的估计方法,并证明了该估计量的一致性,同时,证明了该估计量渐进服从正态分布,由此说明该估计量具有优良的大样本性质.同时,我们还对本文所提出估计量的小样本性质进行了数值模拟.本文研究表明,估计量虽然在N较小时偏差较大,但是随着N的不断增加,估计量偏差减小,体现了比较优良的渐进性质.同时,估计量的偏差会随着时期数的增加而变大,这说明本文所提出的估计方法适用于个体数较多、时期数较少的短面板数据.

This paper uses the mandated wage regression to empirically estimate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trade openness on the wage of workers with different skill levels in China by the WIODSEA database.This paper found that tariff concession reduced domestic prices and accordingly raised the wage of medium-skilled workers while decreased the wage of low-skilled workers.Skill premium is also increased.Our estimation results remain significant after correcting the standard error bias.

偏向性技术进步是影响收入分配份额的重要原因,但鲜有文献研究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因素.本文建立一个将生产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内生化的离散时期OLG模型,以此来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本文的理论模型表明,在均衡状态,老年人口抚养比的提高将导致技术进步偏向于劳动力.基于“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法”,本文测算了1990-2010年中国省际技术进步方向,并实证研究了老年人口抚养比对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结果表明:如果不控制要素价格扭曲,老年人口抚养比与技术进步方向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但在控制要素价格扭曲之后,老年人口抚养比越高,技术越偏向于劳动力.此外,劳动力价格扭曲导致了技术偏向于资本.

城市集聚经济具有多维性,城市经济活动集聚的不同维度特征都会对集聚经济效应的大小产生影响.本文构建了包含规模效应、密度效应和结构效应三个维度的城市集聚经济综合分析框架,利用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2006-2010年面板数据,分别检验了城市集聚经济的三种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在样本范围内,虽然规模效应表现出显著倒U型特征,但是结合最优值在样本区间的分布来看,规模效应基本支持了城市规模越大生产率越高的观点,弹性系数约为1.66％～1.94％;密度效应表现出显著的倒U型特征,按城区总人口比建成区面积的最优城市人口密度值约为1.30万人/平方公里;结构效应在劳均产值模型中,表现出显著的倒U型特征,在工资模型中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文章对研究结果做了稳健性分析及进一步解释,最后进行了总结并得到关于中国城镇化和城市发展的启示.

中国当前的地区市场分割形势依然不容乐观,虽然大量研究讨论了影响中国地区市场分割的各种因素,但均忽略了当前地区市场分割陷入“囚徒困境”这一特征事实.本文以“价格法”计算的市场分割指数为被解释变量,使用1992-2010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地方政府在市场分割方面的策略互动行为,并探讨了影响地区间市场分割策略互动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地区间市场分割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从而证实了地区间市场分割策略互动行为的存在;即使改变度量市场分割的指标,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此外,财政分权强化了地区间市场分割的策略互动,而中央转移支付则有效弱化了地区间市场分割的策略互动.由于地区市场分割陷入了“囚徒困境”,因此要破解当前的局面必须从导致“囚徒困境”的背后根源入手,改革“中国式分权”下的激励机制.

在“中国式分权”的制度背景下,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以及支出竞争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力,但也带来了城乡差距扩大、支出结构偏向以及地区市场分割等负面影响.本文使用Simar和Vanhems(2012)提出的条件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以支出竞争为条件的、并包含支出竞争正面产出与负面产出的经济增长效率.在此基础上,利用1985-2009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建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支出竞争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全国范围内,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效率并无显著关系,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支出竞争与经济增长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作用,因此应当构建一种“适度竞争”的政府激励机制以提升经济增长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