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移居加拿大始于19世纪60年代,但在加拿大的各种移民政策的影响下,华人社会的人口和社区有着复杂的变化过程,华人社会也随之不断地变迁,并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当代加拿大华人社会呈现出教育背景、社会经济背景、语言文化背景多元化的特点以及与加拿大国家多元文化的融合.
《东南亚潮州人研究》一书由黄晓坚、杨锡铭合著,系2018年10月潮州市委宣传部重点委托的文化资金项目研究成果.全书43.6万字,2023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韩山师范学院原校长林伦伦教授特为此书作序,韩山师范学院并给予出版资助. 海外潮州人族群是潮汕民系的血脉分支.
福建长龙华侨农场发展数十年,经过多次体制改革,对归侨集体记忆、身份认同产生具体影响,在这些影响下,归侨的在地化进程得以推动,分别在社会保障、劳动生产、礼俗习惯三个方面出现了融入当地的具体表现.同时,由于身份认同和群体记忆的作用,归侨的融入程度和在地化进程依旧有推进空间.
泰国有主祀关羽的庙宇至少113座,其分布特征与华人移民进程相互重合,表明泰国关帝信仰的历史传播轨迹受华人移民影响.曼谷地区有主祀关羽的庙宇至少17座,位居泰国各府之首,因此具有典型意义,其庙宇分三种组织类型,目前对关帝信仰传播起到推动性作用的主要是以关帝庙为名的各类慈善机构.客属关帝庙是曼谷诸庙中唯一一座关帝庙即会馆的神庙,其历史沿革有三个阶段,共同印证了客属关帝庙及其信仰从华人移民范围向泰国社会传播的过程.泰国的关帝信仰之所以能从华人传播至泰人,其主因在于借助关帝庙而存在的各类社会组织,及其对各类资源的共享,这种共享促成了关帝信仰有能力跨越泰、华文化差异,突破泰、华族群边界,进而成为泰国社会的关帝信仰.
印尼棉兰"Z世代"华裔在成长过程中具有良好的汉语与中华文化环境.他们对美德文化、节日文化、饮食文化了解程度较高,对建筑文化、中医文化、工艺文化较不了解.其了解中华文化的主要渠道有家人、朋友、老师、影视广播,但他们还期望通过新媒体、网络搜索获取信息.他们中喜欢中华文化的比例尚有提升空间.棉兰华文学校、棉兰华人社团、棉兰华人家庭、棉兰"Z世代"华裔可以形成联动,相互协作,在多种因素的助力下共同推动棉兰当地中华文化传播工作.
《回归与融入:华侨农场归侨口述历史(广西卷)》是广西侨乡文化研究中心郑一省教授及其团队的口述史专著,为近年来侨乡文化研究的力作.该著作还是广西高校人文社科"2011协同创新中心"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协同创新中心招标课题"广西华侨农场归侨口述史研究"的成果,历经六载春秋,终成此佳作.全书以广西典型的华侨农(林)场如百色华侨农场、武鸣华侨农场、来宾华侨农场、柳城华侨农场、宁明华侨农场为田野对象,抢救式地对华侨农场里的归侨展开口述史访谈与调查,从文化人类学的视野记录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印尼、越南归难侨的心路历程,展现了在特殊历史时期里,这些归侨如何在"他乡"生活,又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与其他群体相互交融,逐步将"他乡"调适成为"家乡".
华侨大约在19世纪末开始移居阿根廷.由于阿根廷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吸收欧洲移民,华侨出国到阿根廷一直受限,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华侨人数十分稀少,在居住地的经营范围狭窄.到20世纪70年代后,来自中国台湾等地的移民日益增多.特别是八九十年代后,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人数猛增.由于中国大陆新移民的到来,阿根廷的华人数量和经济规模都得到迅速发展,从原来的微不足道,变为居住国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以福建籍为代表的阿根廷中国新移民,迅速抓住阿根廷经济升级转型的机遇,尤其是抓住超市业兴起的契机,建立起自己商业上的半壁江山.那些从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地来到阿根廷的华人投资者,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卓越成果.21世纪后,在当地经济形势艰难发展的形势下,阿根廷华人经济的成绩单仍然亮丽.华商活跃在商业经济各个领域,经营行业广泛,对阿根廷经济发展的贡献功不可没.
日本横滨山手中华学校(前身"大同学校")始建于1898年,是世界上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华侨学校,可以看作是华文教育现代学校制度与传统书塾形式的分水岭.《横滨山手中华学校百年校志(1898-2004)》以详实的史料、严谨的记述、科学的编目,记录了该校百多年来的创校和发展历程.其校史与世界和中国近现代史处于相同的历史阶段,是研究近现代华文教育的重要史料.文章以该著作为研究样本,归纳其内容,分析其特点,并从社会学、教育学、语言学、国际关系学等角度提出其蕴含的研究价值.
自2017年新西兰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后,两国在政治、经贸、科技、人文、信息等领域的接触范围大大拓宽,在合作机制、高层交往、经贸关系上的发展程度不断加深.新西兰华侨华人把握这一大好机遇,发挥其融通中外的优势,以个人、企业、社团组织为网点,构建起跨国社会空间,积极推动中新间的政策沟通、经贸畅通、民心相通,为"一带一路"建设贡献出独特力量.不过,新西兰华侨华人的生存和发展也面临着西方反华情绪和种族主义回潮、新西兰社会对华好感度下降等挑战.中新应从政治机制、经贸互利、舆论引导三方面来加以应对,鼓励新西兰华侨华人助力"一带一路"合作共赢.
阿根廷的华人社团长期以来有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其实践方式及背后机理值得关注.以阿根廷华人超市公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发现:旅阿华人在社会治安、政府管治等方面面临的生存环境欠佳,通过社团汇集力量展开政治参与则有利于改变情形.华人社团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有两大主题:反对歧视华人和保障旅阿华人安全权益;实现方式包括非制度化的接触、交涉和谈判;政治参与能取得成果基于超市华商对物价的重要影响力,因为物价问题关乎阿根廷的社会稳定和选举结果;而其影响力则来自同乡网络的效率优势、市场占领的规模优势以及闽籍华人的团结性.
作为国家文学的新加坡华文文学有良好的发展基础,作家作品数量较为可观.在多年的发展中新华文学有了新变,中西化句式增多、词汇使用呈多元化与本土化,作品中的新加坡家国意识和国际化视野增强.但新华文学也存在着创作者青黄不接,优秀作家作品数量减少等发展困境.新加坡国家价值观教育一步步的强化与实行多年的双语政策对华文文学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新华文学的未来发展面临较多挑战.
最先移居墨西哥的华侨,一是来自美国的华侨再移民,二是直接来自广东"四邑"地区的华侨.他们聚居在墨美边境的墨西哥一侧,后来逐渐散布到其他各州,但墨西哥西北边境一带始终是墨西哥华侨的中心聚居地.与此同时,边境一带存在着相当多的以此为跳板可能伺机移居美国的华侨,导致墨西哥华侨人数一直保持不稳定状态,但西北边境一带以唐人街为中心的华侨社会也逐渐形成,且愈益扩大.随着墨西哥西北边境一带的不断开发,以墨西卡利谷地为中心,居住在边境地带的华商与边界上的美国一侧和墨西哥其他地方维持着正常贸易往来.华侨为居住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海外华人文化社团是华人社团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主流媒体收集到的2009-2019年新建海外华人文化社团数据,统计分析新建社团的数量、洲别分布、文化类别情况.结合原有社团与新建社团开展的活动案例,总结当代海外华人文化社团的新特点与发展趋势.在人类文化共同体视域下,提出制定科学务实策略、汇聚各方力量、打造品牌文化活动、注重传统文化趋时更新等海外华人文化社团双向推动建设路径.
华人移民吧城历史悠久,并构成其"东方外侨"的主体.荷兰殖民者对华人采取"分而治之、间接统治"的民族政策.1742年成立的吧国公堂是吧城华人精英分子管理华人社会内部事务的半自治性组织.间接统治政策给吧城华人的生存和发展带来诸多不利,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华人社会内部的联系与沟通,有利于华人社会抵御各种疫情的侵袭.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期,吧国公堂组织协调华人社会力量,积极配合殖民政府的天花抗疫工作,避免了因疫情而导致的排斥华人问题的出现.吧城华人的天花抗疫实践对新冠疫情下反击西方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的论调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归国华侨学生的安置和教育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侨务工作的重要内容.北京地区作为国内最早也是规模较大的归国华侨学生接待方之一,在接待、分送、教育和安置归国华侨学生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教育和安置这些归国华侨学生上,政策上经历了"号召回国,适当照顾"、"来者不拒,但不号召"到"在外固守"的转变.接待的归国华侨学生祖籍分布在全国各地,侨居地主要以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为主,文化程度集中在中等教育阶段.对于有学习需求的学生,接待的补习学校做到了"随到随学""缺啥补啥".在安置流向上,或是深造读大学,或是直接工作,或是去集中安置的农场参加社会劳动.北京归国华侨学生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两次归国潮中的一个群体,满怀热情地以不同的方式为新中国的建设奉献自己的力量,在各行各业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经过十余年的打磨,《归侨口述史·广西篇》于2022年夏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梁茂春教授和陈文教授及其团队克服了种种困难,经过大量的走访、谈话、记录和编辑工作,为读者呈现了一本近40万字的归难侨访谈录,涉及政治、经济、教育、民族主义等众多内容.书中42位现居广西的归难侨,曾侨居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国,他们以历史亲历者的角度再现其在侨居国及回国后的经历,还原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时代变迁,也生动地展现了归难侨对祖国的眷念与热爱.
1819年是新加坡历史的转折点,英国人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并将此开埠为自由贸易港.英殖民政府一开始就鼓励各方移民迁入新加坡,这吸引了大批来自中国华南地区劳工移民.独立建国之前的新加坡,华侨国家认同的偏好更加倾向于中国而非新加坡,移民以"侨居"心态居于此.20世纪50年代是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期,随着国内国际环境的激烈变化,动摇了新加坡华人认同的根基,产生了转向的迹象.李光耀带领下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致力于树立一个健全的国家意识,使全体国民都认同于新加坡,国民以作为新加坡人为荣,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
一直以来,身为北欧五国之一的瑞典,和西欧的其他国家相比,并未吸引太多华侨华人移民定居.华人移民瑞典始于清末民初,几十年间,在瑞华人数量从起初的几十人发展到如今的数万人.为了实现在瑞华人的广泛团结与联系,瑞典华人自1978年开始陆续成立华人社团.数十年来,瑞典华人社团类型逐渐丰富,在组织结构方面,瑞典华人社团大多形成了较为完善稳定的组织结构,功能也逐渐凸显,展现出鲜明的双重文化认同,并体现出混杂融合以及利益优先的特性.在这样双重文化认同特征的影响下,瑞典华人社团呈现出组织形态本土化、规范化而运行模式灵活化、中国化的特点.在功能模式方面,瑞典华人社团从政治和经济上适应住在国规则,体制化趋势明显,从社会和文教上满足华人切实需求,凸显实用性.总的来说,瑞典华人社团较好地适应和融入了当地社会,有力地促进了中瑞关系的发展.
宁德市东湖塘华侨农场的归侨在归国后经历了 一段艰难的文化适应,他们原先在居住国的记忆以及归国历程的记忆,是归侨与农场之间的桥梁,也是归侨群体产生认同的基础,是整合归侨群体内部以及区分归侨和其他群体的重要因素.归侨们不断地调整自身的文化来适应当地的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归侨原乡文化在地化现象,也构成了农场独具特色的文化认同现象.归侨们在这特殊的文化环境下规范着自身的文化行为,在适应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找到自身的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
同顺泰是清末至上世纪30年代活跃在朝鲜的著名华商商号,因清政府用这家商号的名义向朝鲜政府提供贷款,在朝鲜近代史上享有盛名.甲午战争前,同顺泰资本构成方式是合股,甲午战争前,同顺泰的盈利状况并不稳定.同顺泰的店员基本为广东人,体现出浓厚的地域色彩.在店员的聘用与解雇等人事安排上,谭杰生拥有一定的独立性.在同顺泰的贸易网络中,绝大部分贸易伙伴皆为广东人.不过,除了本族群外,同顺泰与朝鲜商人、山东帮、日本商人等也有贸易往来,这表明该网络并非绝对封闭,而是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