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艺术在当代的融合催生了"沉浸艺术",而利用声光类数字技术制作的、具有"数字光晕"的"沉浸展览"也由此逐渐火爆.立足于本雅明的"光晕"概念与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的批判视野,结合半结构化的访谈方法,可以探究"沉浸技术"对艺术接受的影响:首先,"寻奇""敬仰"与"疗愈"三种情感需求模式共同构成了受众的艺术期待视野.其次,受众的沉浸体验主要分为"五感联动"和"符号内爆"两种.最后,对不同的受众群体来说,艺术接受的效果不同:对普通群众而言,展览空间中人与物的场景勾连能够提升他们的艺术接受品质,但也存在一些干扰因素,如嘈杂的人声;对艺术专业人士而言,由于深谙"沉浸艺术"符号背后的"超真实"逻辑,因此不一定会被技术促进艺术接受.在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要正视技术的各类影响,并对技术可能产生的反面效果有所预防.
传统文化与数字创意融合的根本意义在于对人文之美的发现、接受、体验和再创造,然而这类融合受到观念、技术、商业等方面的制约,目前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审美文化驱动下的传统文化与数字创意融合的逻辑指向社会美、艺术美和技术美的统一,应在主体间性、物我统一性、虚实统合性、场景联结性、日常生活性等方面体现出其特点.为在审美文化层面上发展传统文化与数字创意的融合共生,可采取凸显独特价值的审美观念、融入丰富要素的审美中介、扩展日常生活的审美场景、围绕身心沉浸的审美体验、建构有效治理的审美制度等路径.
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的艺术传播学,具有横跨艺术学、传播学的交叉学科性质,是继艺术的本体论、创作论、接受论以及发生发展论之后"第五维度"上的理论探索.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注重从信息论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类的艺术行为,注重考察艺术史上的媒介变迁,特别是关注新媒介技术对当下艺术形态及艺术生态的深刻影响,应当成为构建艺术传播学学科体系的重要学术动因,相关学术内容也应当是艺术传播学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知识场域,并为其提供基本立场.
近代早期对中华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战略之思,融汇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之思中,二者相协相通,相映相启,接通着周代制礼作乐和孔子整理六艺时所奠定的家国情怀、人伦经纬、政治视野和"天下支点"等历史传统.体用与道器,是这一时期传统文化艺术传承战略之思的核心主题.这种思考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复杂历史语境中展开,在国门被迫打开、文化冲突骤然加剧后"睁眼看世界"的魏源等人尽管确有求变之思,然而变的更多是"器",固守的仍是"道不变"的传承战略;洋务运动中的改良思想家拥有比较视野和思考问题的异域维度,"西学中源"则是其关于传统文化艺术传承战略的较早表达,而"中体西用"是其在"体""用"关系、"道""器"关系之思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战略考量."中体西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艺术的有效传承,然而其对"西用"的关注和采用更甚于对"中体"的创新性建构,故对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传承战略的深入思考仍在路上.
秦腔翻译中的话语设置技术思路可与博弈论建立联系,因为在这个翻译传播的过程中,源语说话人、译者与译语受众三方存在"非零和博弈关系".以秦腔经典动画片《三滴血》为例,可以分析该过程中的非合作博弈及其"合作博弈"性质、静态博弈及其"动态博弈"性质、不完全信息博弈及其"完全信息博弈"性质,并梳理其序贯博弈特点,发现其中的纳什均衡策略的存在,由此确立其中的三元动态关系.将博弈论特别是其均衡策略思路与秦腔乃至中国戏曲的翻译传播工作相结合,当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