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为实体经济赋能的同时能否提升资本市场的融资效率,改善IPO长期弱势现象?借助爬虫技术归集招股说明书中的"企业数字化"关键词,构建了企业数字化指标,并从投资者的过度关注和异质信念两个影响机制出发,使用一元并行多重中介模型对注册制实施后的创业板和科创板企业IPO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显著提升了IPO长期表现,具体地,企业数字化通过提升信息传递效率缓解了因IPO抑价导致的过度关注和投资者之间的意见分歧两个途径提高了IPO长期表现.进一步分析表明,民营企业、高管持股比例较高以及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IPO长期表现对数字化更敏感.重点关注了注册制改革后企业数字化对IPO长期表现的影响.
明晰创新要素配置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匹配现状及演进趋势,是实现二者高度耦合协调发展的前提.首先,分别基于投入和产出的角度构建创新要素配置与数字经济发展系统的指标体系,运用熵权—灰色关联—TOPSIS方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创新要素配置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时序特征;其次,运用标准差椭圆和Dagum基尼系数方法揭示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的方向性分布及空间差距来源;最后,运用联合核密度以及空间Markov链方法揭示其动态演进.研究发现:从时序特征看,全国创新要素配置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低,但具有逐年增长趋势.从空间分布格局来看,创新要素配置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区位分布较为稳定,整体呈现偏东北—偏西南走势.从区域差异来源看,创新要素配置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总体差异呈增长态势,区域间差异是区域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但三大地区间差异逐年减小,三大地区内部差异逐年增大.传统核密度估计显示,全国整体和西部地区存在极化现象.联合核密度估计表明,在全国范围和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在短期内呈现"强者愈强"的发展趋势,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短期内转移趋势不明显.传统M arkov链分析表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部分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可能实现跨越式增长.空间M arkov链的分析结果显示,邻地与本地的"低—低""低—中"集聚模式容易使地区陷入"低质量发展陷阱";"高—低"集聚模式可能产生虹吸效应,损害本地的耦合协调发展;"高—高"集聚模式容易产生拥挤效应,拉低本地的耦合协调发展度.中度协调发展的邻域则有利于所有类型的本地向更高耦合协调发展阶段转移.
非金融企业高杠杆和经济增速的下滑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本质上反映了杠杆有效性下降、有效性不足是中国债务的核心问题.抓住杠杆有效性核心,尝试提出相关经济含义,即企业债务资金用于实体投资的程度和负债所形成资产的使用效率,构建债务投资比和资本产出比指标,并对其进行刻画,将其引入企业杠杆与实体经济研究中,构建MSM H(2)-VAR(1)模型探究不同有效性状态下企业杠杆率与实体经济的时变动态关联.研究发现:企业杠杆率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具有显著的区制转换特征,由企业杠杆率、杠杆有效性和实体经济构成的系统可以划分为"杠杆高效区制"和"杠杆低效区制"两区制.在"杠杆高效区制"内,企业杠杆率的上升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能够有效去杠杆,杠杆率与实体经济能够实现良性循环;在"杠杆低效区制"内,企业杠杆率的上升不利于经济增长,杠杆率将脱离实体经济运行,同时影响程度在两区制内具有非对称性;通过构建TVAR模型估计得出,当债务投资比和资本产出比增长率高于 0.011 3和 0.013 2,即杠杆有效性下降至一定程度时,整个系统将由"杠杆高效区制"转向"杠杆低效区制",经济金融脆弱性上升,表明提升杠杆有效性对于实现杠杆率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并化解债务风险具有重要价值.
股权结构是反映公司内部治理问题的重要突破口,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可以通过管理层持股来缓解过度投资.将在中国A股上市的国有控股企业作为样本,以过度投资为切入点,实证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股权制衡所扮演的角色.研究发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股权制衡对股权集中起到明显的制衡作用,同时缓解了过度投资,国有制衡股东会纵容过度投资,而民营和外资制衡股东可缓解过度投资,管理层持股能够正向调节股权制衡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即在股权制衡约束下,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国有企业对过度投资的缓解效应越好.研究结论对于探索新发展格局下如何安排股权结构、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七个超大城市地方政府公告为样本,采用改进后的主题网络提取模型,提炼得到超大城市基层治理话语体系网络中的主题,进而从宏观层面对中国超大城市基层治理基本理念和政策实践逻辑进行归纳总结.进一步地,对各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理念的内在关联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超大城市在基层治理话语体系的治理导向上各有特色,但许多城市也具有共同的治理导向.各超大城市的基层治理理念基本契合了实现新发展阶段城市基层治理空间正义的三个政策实践逻辑:"人民性"的政治逻辑、"城市性"的治理逻辑和"个体性"的技术逻辑,但对于"个体性"技术逻辑的实践仍有待进一步加强.超大城市基层治理话语体系中的各个主题并非孤立,而是与其他主题存在内在联系.超大城市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不同治理理念之间相互交织、紧密相依.应充分运用系统观念和系统思维,秉持系统治理、法治治理、协同治理、智慧治理等多种治理理念,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构建平安和谐社会,实现城市的共建、共治和共享,让城市成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
近年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明显.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虽然是典型的不可保宏观风险,但背景风险会影响人们的投保行为.考虑到导致保费变化的因素是复杂的,保费变动也是动态且非完全线性,使用 2006年 1月至2021 年9月的月度数据,运用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NARDL)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不同收入地区保险市场发展的非对称影响,区分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进行深入分析,并探究地区收入差异在EPU影响保险市场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EPU对不同收入地区保险市场的影响具有非对称和非线性的特征,长期影响与短期影响也不一致.整体上,EPU对保险密度和财险密度有长期的正向影响,但对人身险密度有长期的负向影响;EPU 和收入对保险密度的影响有动态调整,由短期波动大、不稳定逐渐在长期趋于稳定;随着收入增加,EPU对保险密度的影响力度增强,但收入对保险密度的影响力度减弱;相比低收入和高收入地区,EPU 和收入对中收入地区的影响更明显.监管部门应意识到EPU的重要影响,在推动不同收入地区保险市场发展时考虑EPU对保险密度的非线性和非对称影响.
数字经济通过优化要素资源布局和扩大市场规模能够为经济发展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提供新动能,从而化解新时代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基于2001-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在使用熵权法对数字经济、效率和公平进行综合测度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效率与公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效率,二者呈线性关系,而数字经济与公平则呈倒U型关系,这种关系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尤为明显,并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市场规模扩大是数字经济影响效率与公平的两条重要路径.当构建模型把效率与公平联合起来加以考虑时,发现数字经济整体上提升了效率与公平的联合效应,但在后期发展阶段数字经济更加侧重于效率提升,从而引致效率与公平相对差距愈发明显,作为市场缺陷的弥补者和纠正者,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对于缩小效率与公平相对差距具有积极成效.因此,应围绕以数字经济提升再造和政府调控手段高效多样的经济社会体系,逐步实现效率与公平"珠联璧合"的发展模式.研究结论不仅揭示了数字经济对于推动效率与公平发展的重要意义,也为新发展目标下制定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数字经济政策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中国既是生产大国,也是消费大国,在此基础上实现供需结构高水平动态平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通过理论模型阐释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机制,并基于 2000-2017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消费升级不仅促进产业结构整体升级,还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经过工具变量法和系统GMM检验,结论仍然稳健.这种促进作用主要由需求牵引效应实现,也通过引致技术创新和培育人力资本等机制发挥正向推动作用;但消费升级也会抑制投资需求,并对资本密集的制造业部门产生负向影响,总体上正向促进作用占主导地位.在建设强大国内消费市场的同时,也要引导投资流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高端制造业部门,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发达省份以及东部地区消费升级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消费结构变动和消费规模扩大均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因素.经过测算,目前中国居民消费率仍低于大国最优水平,降低居民消费偏离程度,能进一步发挥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研究结论为实现需求引导下的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上的支持,也为增强消费基础性作用提供了决策参考.
以往研究大多基于宏观数据从线性相关的角度检验恩格尔系数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但从统计上看这种方法在表征恩格尔定律的内涵时并不完全准确.因此,以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中城镇、农村以及外来务工住户的收支数据为样本,采用四种更为恰当的统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考察恩格尔定律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表明,恩格尔定律实际应表述为收入与食品支出份额之间的反向随机关系,总体上恩格尔定律在中国是适用的,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家庭食品支出占比呈显著下降趋势.部分群体中收入与食品支出占比的关系呈现先递减后上升的U型趋势,相关关系存在一定的收入阈值,且不同群体的阈值存在差异,这种U型变动在发达地区的高收入群体中表现更加明显.同时,城镇地区中收入与食品支出占比的负相关程度大于农村地区,东部地区的收入与食品支出占比的负相关程度大于中、西部,家庭中工作人数占比越大、家庭人口越少、女性占比越少、金融资产越多,食品支出占比随收入增加而下降的幅度越大.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恩格尔定律的适用性主要受群体间消费习惯、文化习俗等因素影响.
在现代金融市场中,衍生品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随着场外衍生品的不断创新、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出现一系列诸如信用风险、融资费用及初始保证金成本的合理评估问题.从多重价值调整(X Valuation Adjustments,XVAs)的角度出发,结合随机波动率模型,研究金融衍生品的信用风险、融资费用及初始保证金成本的管理问题.首先,根据复制法,结合随机波动率模型,构建关于衍生品交易合约的对冲投资组合策略;其次,利用对冲原理和伊藤引理,推导出衍生品交易合约多重价值调整满足的偏微分方程;最后,运用Feynman-Kac公式,推导出涵盖资产价格波动率风险的多重价值调整模型.研究发现,资产价格的波动率风险是影响多重价值调整的重要因素,故将波动率风险纳入金融衍生品的多重价值调整理论体系中,以提高多重价值调整模型对报价修正的准确性.结合随机波动率模型所得到的研究结论,不仅补充完善了资产价格波动率风险对多重价值调整影响的研究,还为金融市场中信用风险、融资费用及初始保证金成本的风险管理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
近年来城市群正成为中国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随着更多新线开通、干线高标运营、"八纵八横"高铁网扩容提质,高速铁路网已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以9个城市群为研究样本,利用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了在有无高铁网络的影响下中国 9 个城市群空间经济联系格局变化情况;借助OLS面板回归模型,利用9个城市群2008-2019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高铁网络对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在高铁网络影响下,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得到显著提高,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网络化集聚范围不断扩大,大多数中心城市的集聚能力进一步增强,跨省级行政区域经济联系依然较为松散.在高铁网络影响下,城市群经济联系网络密度得到显著提高,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最为紧密,其他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相对较为松散.高铁网络扩大了城市群内部经济发展差距,抑制了城市群内部经济协调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高铁网络扩大了哈长、长三角、中原、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内部经济发展差距,抑制了哈长、长三角、中原、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内部经济协调发展;高铁网络缩小了北部湾城市群内部经济发展差距,促进了北部湾城市群内部经济协调发展;而对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关中平原城市群内部经济协调发展没有显著的影响.该结论可以为推动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准确把握共同富裕的内涵特征以及中国共同富裕程度现状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从共同富裕的内涵特征出发,聚焦于区域差距,在解读共同富裕内涵的基础上从"富裕"和"共享"两个维度构建囊括物质财富、生活保障、公共服务、共享程度在内的区域共同富裕测度框架并综合研究了中国共同富裕实现程度.研究发现:中国总体富裕程度呈现上升趋势;共享程度上升速度不及富裕程度,而富裕程度差异的来源主要是省份间差异;综合分析发现中国经历了"共同贫穷"到"差别富裕",如今迈向"共同富裕"的发展阶段,大部分东部地区省份共同富裕程度较高,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程度较低;国家中心城市已是城市区域富裕中心,发挥出了先富带动作用,而在当前的城市群规划中过于突出"强强联合",不利于发挥城市群的先富带动作用.本文从整体和地区两个视角对中国富裕程度和共享程度进行研究并刻画时空动态分布特征,综合分析中国共同富裕实现程度以及国家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先富带动作用,为新发展阶段正确认识和促进中国共同富裕实现程度提供决策参考.
国家物流枢纽城市之间因腹地重叠而产生竞合关系,促进国家物流枢纽城市协同发展,对支撑"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物流体系意义重大.以《国家物流枢纽布局和建设规划》确定的 110个主要枢纽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Huff模型划分腹地,进一步根据腹地重叠关系建立国家物流枢纽城市竞合网络并分析该网络的结构特征,采用复杂网络演化博弈方法研究枢纽城市间竞争与合作行为的演化规律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国家物流枢纽城市间的竞合关系十分紧密与复杂,这种竞合关系随时间不断演变并受到区位因素、功能类型、合作成本、政府补贴等诸多因素影响;单一市场机制下,只有在合作收益大于合作成本时,国家物流枢纽城市之间才会为追求经济效益而自发进行合作并逐渐形成一个稳定的合作联盟,联盟形成的规模和速度还会受到初期枢纽城市合作意愿大小的影响;政府规制下,可通过合作补贴和竞争惩罚两种策略来加强枢纽城市间的合作,但补贴或惩罚力度的增加对联盟形成速度的提升效果并不显著.据此,进一步提出国家物流枢纽城市错位发展与协调联动、组建国家物流枢纽联盟以加强合作共赢、升级物流信息综合平台以打破物流信息壁垒等对策建议,旨在促进枢纽城市协同发展,提高物流综合服务能力.
随着全球老龄化的发展,延迟退休年龄成为多数国家应对劳动力短缺和养老金支付压力的重要手段.部分国家将弹性机制引入退休制度框架,旨在提高制度灵活性,抑制提前退休、激励延迟退休和提高老年劳动参与率.中国的延迟退休年龄改革是必然的政策选项,"弹性实施"是其重要特征.养老金激励是弹性退休制度设计的核心内容之一.基于精算公平原则,通过构建养老金精算模型,研究发现:现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延迟退休缺乏正向激励;激励性延迟退休政策有利于缩小同龄退休的不同收入群体间的养老金差距,对高收入群体的激励性较强;单向激励方案更适合制度推行初期和养老金水平偏低的女性劳动者.政府应尽快建立灵活弹性的退休年龄政策体系;从单向激励方案起步,将激励因子纳入养老金待遇计发办法;研判重要参数变化,适时调整养老金激励机制的精算设计,并重视养老金调整办法对延迟退休激励的影响.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着社会经济发生深刻变化.这些变化给统计带来的两大方面挑战:一是给政府统计带来的挑战,包括数据产品的生产都纳入统计的生产范围,以及数据产品价值的估价;二是数字经济测度给政府统计带来的挑战,包括数字经济增加值核算、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和指数构建、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编制等方面给政府统计带来的挑战.中国政府统计工作者和学者需珍惜这些难得的挑战与机遇,总结现有统计理论和方法,创新数字经济的统计理论与方法,并在有关数字经济统计国际标准的制定中发挥重要作用.
地方财政高质量发展是促进经济稳定运行和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立足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地方财政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和现实价值,从六个维度采用4 000余组财政数据构建地方财政高质量发展指数模型,对中国31个省(市、区)的地方财政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实证测评并予以多维解析.研究表明,中国地方财政高质量发展呈现稳中有进的态势,但是不同省份和区域的财政高质量发展水平横向异质性突出,各地区制约财政高质量发展的主体因素也不尽相同,亟待探寻形成根源,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以提升地方财政高质量水平,进一步推进"十四五"发展规划以及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利实现.
由二代子女继任并掌管企业作为家族企业传承意愿的重要体现,将会引致何种经济后果?对于正处于"交接"高峰期的中国家族企业而言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以 2004-2019 年中国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代际传承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代际传承能够有效降低家族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且该研究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考虑内生性影响之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的检验结果表明:一方面,代际传承后"更强的监督"效应,使得家族对于管理层的监督力度显著提升,缓解了企业中的第一类代理冲突;另一方面,代际传承后"更少的掏空"效应,有助于控股家族形成长期战略导向,并更为关注自身声望,降低了其利用控制权攫取私利的动机,进而使得家族企业中的第二类代理问题趋向缓和.上述两种效应的形成,均能够有效地降低由于企业内部利益冲突的负面信息隐藏行为最终使得家族企业股价崩盘的风险.本文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对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有益延伸,在丰富家族涉入所引致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的同时,对于正处于"交接"高峰期中国家族企业制定传承决策选择,亦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坚实的立论基础,其科学测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基于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 2007-2019 年数据从供给端和需求端整体和分产业进行"双循环"实证测度.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在供给端和需求端整体主要依赖于国内大循环,且内循环程度不断提高,外循环程度不断下降;各产业的内循环占双循环主体地位,总体保持增长趋势,外循环依赖程度较低,但存在产业内循环依赖异质性,其中,建筑业内循环指数在需求端居于各产业内循环指数首位,农业内循环指数在供给端居于各产业内循环指数首位,制造业内循环指数在供给端和需求端均最低;水电气业、矿采业和制造业在需求端和供给端均低于中国经济整体内循环指数;各产业在供给端内循环存在阶段性特征.拓展性研究发现,发达国家对中国最终产品的吸收额约为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最终产品吸收额的两倍,且中国经济对发达国家的依存度高于对发展中国家的依存度,但均呈下降趋势.本研究有助于政府部门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进程,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理论和实证基础.最后提出加大制造业技术赋能力度、提高制造业内循环,制定差异化对外市场策略、有的放矢畅通外循环,激发内需潜力、提高产业内循环等政策建议.
数字赋能以信息化为关键性生产要素来激活农业发展动能、优化城乡资源配置、提高农民收入,是实现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引擎.本文以 2010-2021 年间全国 31 个省份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门槛分析等方法分析数字赋能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与成效.实证结果表明,数字赋能和农村共同富裕成效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其最终成效受到主导因素农村信息化水平和经济发展、社会环境、农民能力等三类约束性条件变量的共同影响.其中,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农村信息化水平和农民能力约束性条件变量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性正向促进作用,经济发展约束性条件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社会环境约束性条件变量中"地方政府财政支农"通过显著性检验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城镇化率"和"农业科技创新R&D经费投入"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异质性回归分析表明,2010-2021年 31个省份数字赋能农村共同富裕成效具有时空异质性特点.时间维度上,2010-2013 年间未产生显著性影响,2014-2021年间产生显著性正向促进作用;区域维度上,农村信息化水平对共同富裕成效具有信息化低水平区＞中等水平区＞高水平区的差异化拉动效果.非线性效应分析表明,社会环境约束性条件变量"城镇化率""地方政府财政支农力度"和"农业科技创新R&D经费投入"均存在门槛效应,其中"城镇化率"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农力度"通过双重门槛检验,"农业科技创新R&D经费投入"通过单一门槛检验,三个条件变量在门槛区间内均产生正向显著性促进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提出要进一步提升数字赋能农村共同富裕成效,需要持续提升农村信息化水平,加快建设全国性的重要农产品数据资源共享开放系统;高度重视农民信息化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努力解决农村信息化较低水平、中等水平区域建设的非均衡、滞后性问题;以县城为重要载体走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创新地方政府支农投入方式、拓宽支农投入来源渠道,加大公共财政对农业科技创新研发的投入力度、加强乡村农技推广体系建设.
2019年产业链现代化的建设目标提出后,中国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多项产业链政策来推进当地产业链现代化的建设,因此产业链政策的量化评估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可以发现各地区产业链政策的关注重点以及近些年来产业发展重点的变化情况;二是可以发现当前产业链政策存在的缺陷和不足,进而提出针对性的政策改进和优化建议.基于此,首先,通过网络爬虫和人工搜索相结合的方式共获取 168 项产业链政策文件,其中包括47项专项产业链政策和 121 项非专项产业链政策;其次,通过词频统计、共词分析和聚类分析等文本挖掘的方法对政策文本进行剖析,同时利用LDA主题模型对政策的主题进行异质性分析;最后,基于文本挖掘的结果搭建PM C-AE指数的政策评估框架对产业链政策进行量化评价,并利用PMC曲面探究产业链政策的优化建议.研究发现:第一,中国产业链政策的发文数量逐年增加,产业链政策中的环境型政策占比最大,需求型政策占比最小;第二,不同类型、不同地区和不同年份的产业链政策主题存在较强异质性;第三,总体而言,中国产业链政策内容制定较为合理,但仍存在需要改善的方面.为了打好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需要在政策工具、政策性质、政策领域、政策客体和政策激励5个层面进一步优化产业链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