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为实体经济赋能的同时能否提升资本市场的融资效率,改善IPO长期弱势现象?借助爬虫技术归集招股说明书中的"企业数字化"关键词,构建了企业数字化指标,并从投资者的过度关注和异质信念两个影响机制出发,使用一元并行多重中介模型对注册制实施后的创业板和科创板企业IPO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显著提升了IPO长期表现,具体地,企业数字化通过提升信息传递效率缓解了因IPO抑价导致的过度关注和投资者之间的意见分歧两个途径提高了IPO长期表现.进一步分析表明,民营企业、高管持股比例较高以及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IPO长期表现对数字化更敏感.重点关注了注册制改革后企业数字化对IPO长期表现的影响.
明晰创新要素配置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匹配现状及演进趋势,是实现二者高度耦合协调发展的前提.首先,分别基于投入和产出的角度构建创新要素配置与数字经济发展系统的指标体系,运用熵权—灰色关联—TOPSIS方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创新要素配置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时序特征;其次,运用标准差椭圆和Dagum基尼系数方法揭示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的方向性分布及空间差距来源;最后,运用联合核密度以及空间Markov链方法揭示其动态演进.研究发现:从时序特征看,全国创新要素配置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低,但具有逐年增长趋势.从空间分布格局来看,创新要素配置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区位分布较为稳定,整体呈现偏东北—偏西南走势.从区域差异来源看,创新要素配置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总体差异呈增长态势,区域间差异是区域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但三大地区间差异逐年减小,三大地区内部差异逐年增大.传统核密度估计显示,全国整体和西部地区存在极化现象.联合核密度估计表明,在全国范围和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在短期内呈现"强者愈强"的发展趋势,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短期内转移趋势不明显.传统M arkov链分析表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部分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可能实现跨越式增长.空间M arkov链的分析结果显示,邻地与本地的"低—低""低—中"集聚模式容易使地区陷入"低质量发展陷阱";"高—低"集聚模式可能产生虹吸效应,损害本地的耦合协调发展;"高—高"集聚模式容易产生拥挤效应,拉低本地的耦合协调发展度.中度协调发展的邻域则有利于所有类型的本地向更高耦合协调发展阶段转移.
非金融企业高杠杆和经济增速的下滑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本质上反映了杠杆有效性下降、有效性不足是中国债务的核心问题.抓住杠杆有效性核心,尝试提出相关经济含义,即企业债务资金用于实体投资的程度和负债所形成资产的使用效率,构建债务投资比和资本产出比指标,并对其进行刻画,将其引入企业杠杆与实体经济研究中,构建MSM H(2)-VAR(1)模型探究不同有效性状态下企业杠杆率与实体经济的时变动态关联.研究发现:企业杠杆率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具有显著的区制转换特征,由企业杠杆率、杠杆有效性和实体经济构成的系统可以划分为"杠杆高效区制"和"杠杆低效区制"两区制.在"杠杆高效区制"内,企业杠杆率的上升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能够有效去杠杆,杠杆率与实体经济能够实现良性循环;在"杠杆低效区制"内,企业杠杆率的上升不利于经济增长,杠杆率将脱离实体经济运行,同时影响程度在两区制内具有非对称性;通过构建TVAR模型估计得出,当债务投资比和资本产出比增长率高于 0.011 3和 0.013 2,即杠杆有效性下降至一定程度时,整个系统将由"杠杆高效区制"转向"杠杆低效区制",经济金融脆弱性上升,表明提升杠杆有效性对于实现杠杆率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并化解债务风险具有重要价值.
股权结构是反映公司内部治理问题的重要突破口,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可以通过管理层持股来缓解过度投资.将在中国A股上市的国有控股企业作为样本,以过度投资为切入点,实证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股权制衡所扮演的角色.研究发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股权制衡对股权集中起到明显的制衡作用,同时缓解了过度投资,国有制衡股东会纵容过度投资,而民营和外资制衡股东可缓解过度投资,管理层持股能够正向调节股权制衡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即在股权制衡约束下,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国有企业对过度投资的缓解效应越好.研究结论对于探索新发展格局下如何安排股权结构、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七个超大城市地方政府公告为样本,采用改进后的主题网络提取模型,提炼得到超大城市基层治理话语体系网络中的主题,进而从宏观层面对中国超大城市基层治理基本理念和政策实践逻辑进行归纳总结.进一步地,对各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理念的内在关联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超大城市在基层治理话语体系的治理导向上各有特色,但许多城市也具有共同的治理导向.各超大城市的基层治理理念基本契合了实现新发展阶段城市基层治理空间正义的三个政策实践逻辑:"人民性"的政治逻辑、"城市性"的治理逻辑和"个体性"的技术逻辑,但对于"个体性"技术逻辑的实践仍有待进一步加强.超大城市基层治理话语体系中的各个主题并非孤立,而是与其他主题存在内在联系.超大城市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不同治理理念之间相互交织、紧密相依.应充分运用系统观念和系统思维,秉持系统治理、法治治理、协同治理、智慧治理等多种治理理念,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构建平安和谐社会,实现城市的共建、共治和共享,让城市成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