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编辑技术在人体的广泛应用会带来多维伦理治理问题.基因编辑技术在技术风险、人性道德、社会秩序和治理实践等层面形成四大基本伦理问题,由此造成四大伦理困境:基因编辑技术的不确定性带来安全伦理困境;改变个体道德基础导致生命体存在的正当性困境;系列伦理失序问题带来社会公正伦理困境;多元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性引起伦理治理混乱困境.求解基因编辑技术伦理治理的四重伦理问题和困境,可尝试采取四大伦理策略予以破局:一是用负责任创新的审慎态度对待基因编辑技术,破解技术安全伦理困境;二是做好人性道德本体论的理论创新准备,破解生命体存在的正当性伦理困境;三是追求制度正义,破解社会公正伦理困境;四是寻求多元共识的伦理治理原则,破解区域自治与全球共治的伦理治理混乱困境.
基因增强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引发了巨大的人文争议.主要体现在超人类主义和生物保守主义的针锋相对.二者虽有可取之处,却最终会陷入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结局.要化解"技术—社会"之间的矛盾,必须扬弃基因增强导致的人文关怀上的虚无主义,对基因增强技术的人文风险及伦理语境展开多维度透视,界定基因增强应坚守的伦理原则.基因增强的人文问题归根到底是人与 自然的关系问题,因此,可以在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生态和谐理念的指导下,在实践上寻求一条马克思式的"技术—社会"和谐发展之路,使基因增强技术更好地维护人的尊严、促进人类发展.
在当前对人类增强技术表达诸多人文担忧的语境下,为了促进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发展,将从三个方面对其合理性予以探析.首先,健康是人生命存在的最基本保障,人类增强技术对人的健康具有强大的优势和正向人文价值,对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等均具有维护和促进作用;其次,人类增强技术将人类推向一种后人类的理想形态,对人类增强技术带来人的自主性和人性丧失的担忧都是不必要的,人类的进化史、人的本质的生成性和人作为操作性的存在都充分表明后人类理想人的可接受性;第三,从技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人类增强技术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技术发展向人的回归,也是人的技术本质的展现.人类增强技术符合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的逻辑,呼吁一种对人类增强技术的观念上的转变和对建构人类增强技术实践伦理的诉求.
基因编辑与基因筛选是目前已知的人类控制后代基因的两种可能方式.虽然二者有很多类似之处,基因编辑与基因筛选在对胚胎的处理方式上有很大的区别.朱利安·萨乌列斯库等人认为,这些差别意味着基因编辑存在对人影响的(person-affecting)伤害风险,而基因筛选则不存在这种风险.这种风险上的差别为基因编辑比基因筛选的伦理问题更为严重的观点提供了辩护.然而,上述观点在基因编辑的收益、伤害的风险问题,以及非同一性问题这三方面都面临着有力反驳.要解决基因编辑与基因筛选的伦理优劣问题,需要在这三方面进行进一步研究.
刘易斯开拓了从事件之间的反事实条件依赖关系来定义因果性的研究进路.然而,该进路面临着可能世界相似性标准存在理论困境、因果性定义不恰当等问题.朱亚迪·珀尔将因果性的反事实条件分析运用于人工智能领域的因果推理,提出了因果模型理论,该理论在应对"回溯性"和"共伴性"及多元联结问题上具有相对于刘易斯理论的独特优势.但因果模型理论在刻画假设性思考之选择机制上存在不足.借鉴交互信念可计算理论等新成果,可为因果模型论提供优化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