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欧盟关键性原材料法案》正式发布.该法案旨在解决欧盟关键性原材料供应可持续和安全问题,增强欧洲在精炼、加工和回收关键性原材料方面的能力.该法案的出台,对欧洲乃至世界原材料的供应链、产业链产生了一定影响.本文在比较分析美国、中国、日本、澳大利亚等相关法规制度的基础上,分析了《欧洲关键性原材料法案》对世界产生的外溢效应.针对该法案对中国的启示,提出了加快原材料领域相关的立法进程、增强原材料领域的战略自主性和供应安全、推进原材料领域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中国在关键性原材料规则体系中的国际话语权等政策建议.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评述与比较研究了荷兰盾、英镑、美元、马克、欧元、日元等主权货币的国际化进程,以及其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提炼总结了主权货币国际化的一般规律性认识,提出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目标为追赶美元、欧元,认为推动国际市场认可、沿着"储备—计价—结算"路径、抓住当前难得发展机遇和结合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人民币国际化较优的路径选择.

"二战"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大国政治、经济、军事发展的不平衡加剧."二战"后形成了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与秩序,包括雅尔塔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等."二战"后世界经济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货币日益多元化."俄乌冲突"暴露了全球经济金融体制存在的问题,加快催动世界经济格局和秩序再调整和再平衡.中国应在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基础上,维护"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基本秩序,推动世界经济格局和秩序向着多边化、多极化方向再平衡、再调整和再发展.当下中国应继续练好"内功",做强做优自身经济,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坚持对外开放,贯彻"双循环"和"双碳"发展战略,推进中国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并把握新一轮战略机遇继续做好人民币国际化工作.

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债券违约概率,具有指导债券定价的功能,但不同的信用评级机构存在市场声誉的异质性.以2010-2021年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信用债为样本,运用OLS和联合假设检验等方法,从多重信用评级对债券发行利差影响的视角,测度国内6家信用评级机构的市场声誉.研究发现多重信用评级显著降低债券融资成本,信用评级机构市场声誉具有显著异质性,但当多重信用评级达到3个以后评级机构市场声誉的异质性不显著.最后针对发债企业、投资人、信用评级机构和监管部门分别提出聘请多家评级机构,甄别评级意见,提升评级质量以及拓展双评级制的试点范围等建议.

本文在梳理近代以来世界通货演进脉络基础上,提出了世界通货信用观,认为通货的本质是信用,通货信用可从通货属性、通货价值以及通货用户评价三大维度来测度.从金属货币、信用货币向数字货币过渡符合通货变化发展规律.通货演进的同时,人们对通货的信用认知水平也在提高.但一国主权货币充当世界货币是不公平的,大多数国家普遍呼吁超主权货币的诞生与发展.随着以区块链为代表的算法技术和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新技术的发展,超主权数字货币的诞生已经成为可能.超主权数字货币的发展,需要形成信用共识基础,需要公正合理的"锚",需要发行、存储与清算等规则和标准体系,需要分步实施.数字人民币无意取代当下的美元和欧元,伴随着数字人民币的实践,中国应在推动超主权数字货币构建中发挥应有作用.

2001年,在中日韩同东盟十国开展货币合作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与泰国中央银行签订了中国首个货币互换协议.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人民银行积极推动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签署,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货币互换协议不但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而且也能够发挥贸易促进作用.本文收集了2009—2019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的货币互换协议与农产品贸易数据,运用GMM工具,聚焦货币互换协议对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展开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货币互换协议确实能够发挥贸易促进效果;货币互换协议的政策效果具有异质性;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对货币互换协议的贸易促进效果发挥积极调节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完善现有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与数字货币等有机结合共同发挥贸易促进作用、建立关于货币互换协议的协调制度以及完善区域性货币互换制度安排等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时代中国政府重视跨境数据流动安全制度建设,到目前为止,中国跨境数据流动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美国、欧盟、英国、新加坡等国较早探索跨境数据流动治理,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可吸收他国所长,加强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在这一领域的务实合作,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跨境数据流动制度体系.建议中国恪守"数据主权"利益,积极推进双诸边跨境数据流动合作,积极推动WTO制定跨境数据流动规则,为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WTO在规制跨境数据流动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实践.GATS提出了跨境数据流动的原则要求,WTO项下的诸边谈判也较为活跃,这些对促进数字贸易和数字经济发展起到了 一定作用.但WTO缺少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也是不争的事实,跨境数据流动规制碎片化,增加贸易成本和阻碍国际贸易发展,导致国际贸易摩擦增加甚至数字保护主义兴起,加剧数字鸿沟与不平等扩大.建议借鉴RTAs和"倡议"规制跨境数据流动的探索经验,推动WTO加强组织跨境数据流动理论、技术、标准等方面的研究,加强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探索数据治理的新形式,促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较早探索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国家和地区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国应取其所长,加强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在这一领域的合作.中国应在恪守"数据主权"利益的基础上,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我国跨境数据流动治理体系,推进WTO提高规制跨境数据流动治理水平,为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周边稳,中国则稳.建议中国实施以"八廊八柱"为重点的周边经贸优先发展策略.改善周边贸易投资金融合作环境,优化周边区域产业链价值链体系发展,推动内陆边境和沿边地区高质量开放,落实周边经贸合作主体责任,促进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印太经济圈.

《数据安全法》中关于跨境数据流动的第二条、第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六条和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等条款,对境内外数据处理活动、数据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数据出口管制、国别数据对等开放、数据出境安全管理、数据监管国际合作等都做出规定.从全球看,跨境数据流动监管仍未形成共识.无处不在的数据流动,引发人们关于个人隐私保护、消费者权利保护以及网络安全的担忧.中国政府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在认真贯彻落实《数据安全法》的同时,应积极推动世界贸易组织(WTO)数据监管规则框架改革.

基于复杂系统理论和三重积分原理,从主观履约意愿、客观履约能力及外部履约环境三个维度设计指标体系,构建WCE三维信用评价模型,将企业信用评价拓展至三维空间内.通过随机抽样选取浙江省20家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WCE三维信用评价模型可对企业信用质量进行较为全面的评价,并验证了评价结果的有效性.

当前WTO的发展前景受到国际广泛关注,恰逢中国入世20年之际,本文从动态和系统观的视角出发,以2001年中国入世、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和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三个标志性事件为分界点,将1995-2020年全部争端案件划分为四个阶段,借鉴网络分析方法构建WTO争端案件网络,对WTO争端的演变特征以及中国参与情况进行全面系统分析.结果表明,WTO争端解决机制复杂性特征明显,不同阶段的争端网络结构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和变动.WTO争端网络存在向少数成员集中的倾向,更多的成员有向网络外围转移的趋势.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表现出明显的小团体特征,美国控制其他成员之间争端关系的能力较大,有较大几率带动其他成员对美国申诉行为进行模仿.WTO争端解决机制"门槛"高且效率低,争端案件内容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同时中国涉案争端也愈发受到国际广泛关注.中国应充分认识应对贸易摩擦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提升多主体联合应对争端能力,加强国际争端风险防范,积极参与推进WTO改革和多双边经贸合作,强化系统观和整体观,坚持以争端复杂系统管理思维化解国际冲突.

跨境电商已经成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和中国开放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后疫情时代,跨境电商展现出更强韧性和更大潜力,既面临难得的渠道、品牌、政策、模式、市场等发展机遇,也遇到国际规则、经营风险、跨境物流、运营能力、创新能力等突出挑战.建议中国政府及有关部门科学把握,有效应对,推动跨境电商在新起点上实现新发展.后疫情时代重点做到:完善配套服务,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加强产业规划,促进产品高质量发展;降低物流成本,高水平推进海外仓建设;促进开放合作,推动完善国际发展环境.

跨境资本管理是海南自贸港实现要素自由流动的重要议题.梳理前人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分析海南自贸港跨境资本现状和发展基础,比较研究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上海等国际自贸港发展的历史经验,针对存在的短期资本投机套利、贸易投资平衡、"影子银行"等风险,提出海南自贸港跨境资本管理思路,建议构建岛内整体数据统筹、信息共享机制,在管住的前提下分阶段放开资本管制,规范"影子银行"涉外资金的操作行为,以及提升自由贸易港的海内外金融与经济辐射能力.

新冠疫情催使全球电子商务行业加快发展.疫后全球电商市场格局出现新变化,我国电商行业也发生了一些新情况并保持持续稳步发展态势."十四五"规划出台推动中国电商迎来深层次发展时期,借鉴国外电商发展经验,我国应当统筹促进电子商务健康协调发展,抓住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创建发展机遇,扎实开展农村电商示范工作,努力营造良好电商生态,积极开展跨境电商国际合作,保证我国电商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贸易在全球发展如火如荼,其合规问题凸显.剖析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演进过程,对构建符合最广大国家利益的数字贸易规则框架、提升中国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2001—2020年各国向WTO通报且含数字贸易条款的有效RTA为主要研究内容,厘清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演进脉络.研究发现,数字贸易规则合作愈发密切,数字贸易自由化进程加速,但也存在规则主导权过度集中等不足.中国应借鉴美新欧成功经验,输出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国方案;补齐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短板,夯实数字贸易规则基础;补齐现有数字贸易规则短板,构建符合最广大国家利益的数字贸易规则;深度参与数字贸易规则谈判,提升中国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理顺企业家信心、消费者信心和产业发展之间关系,对疫后经济政策合理制定,推动中国经济平稳运行至关重要.基于国家统计局2001—2019年的季度统计数据,从信心和产业双重视角出发,构建向量自回归(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比较企业家信心和消费者信心对二、三产业影响的差异性.结果表明,企业家信心对中国第二产业的影响大于第三产业,而消费者信心短期内对第三产业的影响大于第二产业,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信心对第二产业的影响效果也愈发明显.相较企业家信心,消费者信心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更为持久,而且消费者信心对第二产业产出的影响相对滞后.政府应注重对市场预期的引导,结合区域间产业结构差异和不同产业对信心变化的敏感度制定信心刺激政策;兼顾产业未来发展方向和疫情对产业的影响差异,改善信心对相关产业的偏向;结合企业家和消费者信心作用效果的时间特征,制定协同配合的长短期经济政策.

我与浙江省义乌市接触始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年,2007年.当时,我在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兼职,义乌市工商局一拨人慕名来到北大,委托信用研究中心帮助编制国内首个市场信用指数——义乌市场信用指数,我作为主要研发人员之一参与该课题,该指数2013年曾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为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商品市场指数.2016年我入职商务部研究院后,又接受义乌市政府委托,帮助编制了国内首个全面度量县域电商发展指数——义乌电子商务发展指数,该指数在电商行业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10余年来,我和义乌市政府一批公务员经常打交道,包括市发展和改革局龚淑娟、人大鲍荣建、市场监管局王文安、统计局陈利亚、市场发展委樊文武、商务局金俊豪、苏溪镇政府范良兵等,不胜枚举.我从义乌这些干部的身上,看到了共同的特质,即他们不但勤政而且善于帮助市场主体.这或许是"敢为天下先"、起步于改革开放初期"地摊经济"的义乌,能够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成就中国乃至世界"知名电商之都"的原委之一.

对外贸易是国家经济发展主要推力之一,与周边国家经贸往来占据着中国外贸版图的重要位置.基于2009-2018年十年间中国及周边国家、中国及"一带一路"国家"多对多"的贸易数据,采用社会网络研究方法,从时间、空间、个体与群体等维度剖析中国与周边国家经贸关系状况.结果显示,中国的度中心性稳居第一,中国与周边国家已经具有良好的经贸合作基础,中国及周边国家经贸网络和中国及"一带一路"国家经贸网络息息相关,两者相辅相成.为克服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瓶颈,促进对外贸易可持续健康发展,中国应当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把优先发展周边国家经贸合作上升为国家战略,并针对深化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产能国际合作,促进沿边地区高质量开放与高水平发展,提高与周边国家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程度,推动港澳台融合发展,促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