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学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双重属性.中医药是中华文化的传承基因,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最好载体.如何深挖中医药术语中文化负载词的文化内涵并对其进行中西文化对比和翻译,是本研究的着眼点.本文基于中医药术语中文化负载词"阴"和"阳"的英译现状,从认知语言学视角挖掘和探索其认知方式并结合其内涵,提出更加科学、合理的中医药文化负载词英译建议,以期有利于中医药术语英译标准化的建立,从而促进中医药话语传播体系的构建.
在回顾中医术语翻译研究时,发现指导中医术语翻译的主流理论偏离了中医语言和中医认知的实际,不利于中医在其他文化语境中的认知建构和接受.而中医语言和认知实际是以隐喻为内核、表现为取象比类的构词和认知方式.因此,有必要基于隐喻的语义生成和理解机制,为中医术语的翻译建构评价模型、为中医术语的翻译评价提供可量化的指标,以期为今后进一步探讨中医术语翻译的策略、原则和方法提供参考.
"译诗要不要译韵"争讼已久,于今为烈.就汉语古诗英译而言,对韵译的认识尤其混乱.在西方,反对韵译的汉学家占主导地位,中国译者也分韵译和散译两派.本文就韵译反对者给出的"韵在文学创作和诗歌翻译中的功能不同""英语韵诗资源匮乏"和"译诗中调用押韵词过于限制译作"这3个原因给出具体回应,通过对四言体古诗、五言体古诗、七言体古诗等类古诗的韵译实例展开样例分析,提出汉语古诗英译中具备实操性的韵式类比方法和节奏类比方法,佐证"以诗译诗、以韵译韵"的可行性,只要用韵于巧就能有机会再现原诗的诗意和诗韵,由此勉励译者树立"以韵译韵"的意识,但不可因韵害义,须得困知勉行.
如何向世界正确地传播中医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医话语传播体系,是值得中医学界和翻译界高度重视的问题.本文旨在考察中医翻译的核心问题,着重分析中医古籍语言的隐喻性、整体性、哲学性和运动变化规律性等特点,基于中医是一门经验科学这一根本界定,提出中医古籍英译应该遵循中医古籍具体规律性特点的翻译原则和方法,以期更加准确有效地翻译中医古文,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医话语传播体系的构建.
中医药文化是“一带一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头戏,而对中医药术语的准确翻译是其先决条件.本文着重对中医药文化核心概念“中和”的英译现状、文字缘起、认知理据以及“中和”相关术语的英译进行探讨和研究,比较了三种中医“中和”及相关术语英译文的优劣,指出其缺失的根本原因是缺少中国哲学的正确观念,进而指出由于“中和”的模糊性和辩证性,译文不可拘泥现有所谓的对等词,而应根据词的理据和语境进行灵活处理.本文的探讨旨在进一步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翻译研究并促进中医药海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
文学性这一重要问题在典籍翻译中被长期忽略.文学性不限于文学作品,在其他文类也有体现,如《道德经》.纵观国学典籍作品英译本,其文学性丧失严重.本文以实例分析了翻译中文学性的丧失,包括:押韵、节奏、对偶等语言形式和比喻、排比、象征、顶针等修辞手段以及语言偏离所成就的前景效应等方面,进而认为原文文学性的再现是翻译成功的关键,并提出以可拓逻辑为基础的类比法是实现译文文学性的有效手段.
中国文化外译已成当下刚需,外译的主体问题也多有讨论.本文针对当下从母语到非母语这一“逆向翻译”行为的质疑和强势否定,以西方汉学家的所谓“正向翻译”为个案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西方汉学家并不足以承担起中华文化外译的重任,而中国译者不必劣于西方译者,而具有歧视性的“逆向翻译”之说纯属虚妄之言.中华文化复兴是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一方面欢迎西方学者积极传播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中国学者也应有自己的历史担当.
翻译涉及许多的变量,其机制和过程十分复杂又高度灵活,既遵循不可违反的刚性原则,又要求诸灵活变通的手法,坚守形式又不拘泥形式:形与意相摩相荡,相互制衡.翻译始终处于“易”与“不易”或“变”与“不变”的悖论之中.如何把握形式的刚性条件与灵活变通的柔性手法就成为认识翻译本质的关键.文章以形式为切入点,以实例论证翻译的“易”与“不易”及其所涉及到的形意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论证翻译的本质是一个辩证的否决机制和制衡体系,局部的不等让位于整体的等,局部的不忠让位于整体的忠,即翻译是恪守原则下的灵活和辩证:不等而等,不忠而忠.
本文以典籍英译为例探讨翻译造成的误解:中西本体论的整体性或相容性被遮蔽、被破坏.与此同时探究其原因:一是译者没有形而上的元理论意识,对翻译的本质和机制认识不够;二是译者没有贯通源语与译语的语言文化体系,既缺少学科的本体论认识也欠缺微观的词源学知识;三是属于“不翻”的音译也隔阻了文化的交流,破坏语篇连贯性,造成语义晦暗或悖谬.中华文化要想真正走向世界,译者和翻译理论工作者就有必要基于现有译本的系统研究,提高理论素养并找出应对之法,如编码重构法.
音译是一种翻译方法,却被奉为翻译原则,运用于中西方一千多年来的专有名词翻译实践中.由于音译只是源语言的语音转写,在带来便利和“保真”的同时也会引发很多问题,即转码时符形、符指、符释之间的关系割断,导致文化信息丧失,甚至造成译文的悖谬.本研究以《庄子》的4个英译本为例,从认知符号学角度讨论音译带来的问题,即译名不一、词义空缺、词义变化等.本研究提出译者可以挖掘源语和译语的认知系统资源,采用符形替换法、移植借用法、编码重构法来解决音译带来的问题,以确保译文文化自足和文本自足.新的方法将引发认知符号学的理论构建、音译范围的重新确定和翻译本体论乃至语言本体论的系统思考.
岳峰、余俊英、朱汉雄完成的《房地产大转型的"互联网+"路径》英译本"Internet Plus" Pathways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Property Sector由斯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Verlag)于2016年9月出版发行.本文试从跨学科翻译学和翻译市场国际化的角度研究译本.文章认为该译本的特点是:准确与适应结合、显性与简洁共存、微观与宏观并举、国际视野与本土元素融合.译本为丰富跨学科翻译学理论提供了实践范例,充分体现了跨学科翻译实践成功的要素,为房地产行业的中西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中国学者研究成果实现国际化提供了程序上的借鉴.
本文以认知诗学为视角探究翻译中文学性的机制这一核心问题,从不同方面解释翻译的表征性和代理本质,由此阐明可译性和不可译性这一哲学命题.讨论表明:文学性不局限于文学文本,可以有多种体现方式,如修辞手法(隐喻、拟人、夸张等),格律及样式(头韵、尾韵、韵式、节奏、文本形式等).翻译中文学性的丧失是根本性的丧失,它甚至使文本失去了是其所是的定位.为保持其文学性,类比是根本途径.翻译本质上是类比的,它通过不同的表征方式揭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象似性,并遵守最佳关联原则寻求最佳代理.
21世纪迎来了中华典籍英译的高潮,相关的研究领域也不断深入与拓宽,但在典籍英译的理论与实践方面,仍有核心空间鲜有触及.现有译论大多从文化角度或宏观语境的角度切入,虽厥功甚伟,但几乎没有涉及翻译的本质与机制,有的研究也有偏离“翻译”本质的倾向.本文总结近年典籍英译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典籍英译的本质与机制进行初步探讨,希望有助于今后的典籍英译研究与实践.
转换生成语法发展已近半个世纪,学科系统内部产生并修正了诸多理论,伴随产生了大量的学科专业术语.文章力图从转换生成语法的哲学背景、学科背景及其自身理论发展过程等方面,剖析其术语的缘起过程、学科来源和发展变迁,进而宏观理性地梳理该学科术语变化与学派理论发展之间的关系.
在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框架内,通过对比分析先前学者对英语小句的研究,重新界定了小句,即含有主谓项关系,缺乏时态特征([-T]),具有[NP VP]逻辑结构,并能独立运作的句法成分是小句,将其定位为一个符合语言基本结构的未经INFL调变的Non IP,由此把小句与句子区分开来.进而依据人类语言的基本模板分析了小句的句法结构、特征、分类及分布等相关问题,以期为解释英语小句的句法结构提供了一个相对可行的解决方案.
在翻译学发生文化转向之后,文化派译论在近几十年内占据了翻译话语体系的中心位置.然而,其译论存在学理上的缺陷,具有很大的误导作用.归结论的提出旨在解决其一系列的偏颇,力图将翻译研究拉回正轨.归结论的反思、批评与建构自然欢迎反证,但是浏览一些反批评文章,不难发现所谓的反论实际上是误读了归结论,在翻译的本体论、方法论及目的论诸方面缺少本质的把握.本文以具体的例子来论证文化派对归结论在这几个方面的误读,以使翻译学回归正确的学科取向.
国学经典外译对翻译研究、国家话语体系的建构以及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然而,现有的国学经典译作并不理想,突出表现于语言形式、思想内容以及文化蕴含诸方面的不足或缺失.这一状况归根结底在于翻译理论和文化自觉的欠缺.本文以《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对比分析为例,就其语言形式、思想内容以及文化蕴含诸方面进行论述以说明国学经典英译所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
语言,宇宙中最神秘的所在,尽管繁复却始终符合逻辑,契合宇宙结构。这种契合不仅表现在音律、构词上,还表现在句法结构上。无论是句子还是短语,在构成上始终贯穿着二元对立、无限递归的基本特征,映现着宇宙的基本结构。本文采用一种还原、简化的思想,从二元对立的基本原理出发,证明语言的最简思想:语言与宇宙同构。
同一性替换原则是经典逻辑的一个基本原则,然而它却遭遇了很多问题.弗雷格认为内涵语境的介入致使这一原则失效,罗素则以摹状词理论寻求其同一性悖论的解释,而维特根斯坦则从根本上否定这一原则,视之为伪命题.本文旨在论证同一性替换原则的有效性.讨论表明:从弗雷格到罗素再到维特根斯坦,他们对同一性问题的解释皆可证伪.其实,所谓的内涵语境是外在于同一性的,如果将内涵语境纳入一个命题,那么内涵语境就成了这个命题的一部分,只要不改变命题,即遵守同一律,那么同指的两个项可以替换而不改变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