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史研究是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新兴门类,其创建和发展的历程可以追溯到1981年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最初出现的时候一般被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后来列入"中国通史"教学序列才普遍被称为"中国当代史".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在该门类的教学和研究方面走在全国高校兄弟院系的前列.早在1983年就开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程,由郭勋教授主讲.1985年,笔者从该系本科毕业后留校,为郭勋教授担任助教.两年后,郭勋教授退休,笔者开始担任该课程和其他相关课程的教学任务,同时进行相关学术研究.2015年,笔者调至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后,教学和研究任务一仍其旧.因而毫不夸张地说,笔者个人的学术成长经历与当代史研究的学科发展完全同步.近40年的持续学习和研究实践,使笔者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教训,形成了一些系统性的个人看法,愿意在此与各位学界同道交流切磋,集思广益.
皖南事变自爆发以来,长期受学界关注,但相关著述因缺乏对档案文献的考辨,造成论述的诸多错讹.通过对七份文电日期的考证,表明就皖南新四军转移问题而言,在事变前的较长时间里,项英与中共中央的分歧更多体现在转移路线与时机上.项英更倾向于"东移苏南",而中共中央倾向于"北移皖东",但双方亦因外部情势影响而作出调适,并不存在根本对立.因对时局判断的乐观,项英等人在1940年10月中旬转而倾向固守皖南,对中央指示贯彻不力,但当11月初延安决定放弃皖南、坚持北移后,项英等人亦随之作出调整.
笔者于2020年7月参加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共和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在听取数十篇研究论文报告后,一方面对国内当代史研究持续发展、后继有人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对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深有感触.这些问题在笔者多年来审阅相关领域的硕博士论文时也反复出现.这里笔者想就研究方法论问题谈一些粗浅看法,希望引起当代史研究同行的进一步探讨.
新中国成立前,南京市的商业形态具有显著的“奢侈消费型”和“外向型”特征.新中国成立后,新政权基于商业观念和现实需要的考量,提出要将当地原有商业形态转型为“本地普通人消费型”和“农村指向型”的目标,并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建构了一套新的商业系统.这套新的商业系统实现了对旧系统的替代,保障了南京社会商业结构的转型,并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城市生产生活的需要.但由于当时新政权对商业活动的看法存在片面性,同时受到各种现实问题的困扰,在商业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市场机制被逐渐放弃.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方经济发展.
陈云为农村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计划经济的重要领导者和主持者,陈云认为农业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这是陈云农业经济思想的主要方面.但陈云也能务实地推动不适应农业发展的政策作出革命性的调整,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经”与“权”的结合,既是陈云农业经济思想的重要特征,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对中国改革史的研究中,有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改革在农业领域率先突破,是因为农业比较“边缘”.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斯教授和助手王宁便持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农业改革(包产到户)是一场“边缘革命”.对此,笔者并不认同.通过分析改革的背景,包产到户在地方的实践过程、在中央的决策过程,笔者研究发现:农业在当时的中国并不“边缘”,而是处于核心的地位.包产到户由禁区走向正名,是一场渐进式改革.也就是说,这是“核心突破”的过程,而非“边缘革命”.
一、相关研究现状概述 “赤脚医生”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特指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村基层不脱产的初级卫生医疗人员.他们经由一定选拔和审批程序产生(主要取决于其家庭出身、个人表现和文化程度)后,会被送往初中级医药卫生教育机构或县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接受短期培训,然后回到所在生产大队一边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一边为社员防病治病,并担负农村基层卫生防疫和计划生育管理等职责.
1958年,安徽大学曾经打算创办新闻系.在1957年一些大学的新闻专业人员被打成“右派”、新闻学界噤若寒蝉的情况下,安徽大学居然要办新闻系,还是一件很有创意的事情.不过,这件事因为康生视察中的一席谈话而打了水漂,倒是鲜为人知.
本文依据江苏省档案资料和其他历史文献,对1956年至1957年有限开放自由市场政策的出台背景、实施过程及其社会绩效进行了考察.这项政策的结束,从中央层面看主要涉及当时对“社会主义”概念的理解和工业化道路的战略抉择,从地方层面看则主要涉及不同部门、行业和社会群体的利益博弈.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此次有限开放自由市场政策的结束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次倒退,预示着“计划”与“市场”的冲突将会持续上演.
董国强(以下简称董):蒋老师,我们希望从您这里了解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况.我们是不是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谈起? 蒋广学(以下简称蒋):好的.在我的印象当中,1966年春《二月提纲》下来以后,南大方面最初没有什么反应,匡亚明校长当时正在按照中央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进行南大的文科教学改革,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到建设溧阳分校上去了.
茅家琦,1927年生,江苏镇江人,国际知名历史学家,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茅家琦先生曾任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台湾研究所所长、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会长、江苏省历史学会会长,现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务院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等职。茅家琦先生专治中国近代史,共出版重要学术专著14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涵盖晚清史、太平天国史、中华民国史、当代台湾史、区域现代化史等领域,在史学理论和方法上也颇具学术造诣。日前,南京大学历史系几位师生采访了这位享有盛誉的历史学家。
我国的乡村医药卫生人员培养工作在1965年至1967年形成一个高潮.本文依据历史档案和其他文献,考察与阐释了这个高潮形成的历史背景,中央和地方各级主管部门为此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法规,以及各项政策规定的实施情况和社会绩效.作者认为,大力培养乡村医药卫生人员的主张和举措,对于改变农村基层缺医少药的状况、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社会公平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然而当时的一些具体做法值得反思.
本文主要探讨了1953年前后社会救助政策转变的动因、内容和后果.文章认为,当时由于国家将财政集中于工业化建设,社会救助事业出现了大幅收缩的现象,主要表现为大量遣散生产教养系统收容人员、降低贫民救助标准、强化生产自救事业以及取消贫病医疗补助制度等方面.社会救助政策的过度紧缩,一度导致各地贫民自杀事件频发及遣散人员大规模倒流的严重后果.在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的一再纠正下,社会救助事业才重新走上良性的发展轨道.
本文采用地方史和社会史的研究视角,主要利用江苏地区的档案资料和其他历史文献,系统考察新中国前30年的麻风病防治运动.论文中揭示的许多问题,有助于人们理解当时中国制定和实施公共卫生政策过程中所遭遇的各种困难,以及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必然性.
Private schools’ transformation and take-over in the early of 1950s was a research topic followed with interests. Based on file inform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publication of relevant national policies, the implementation at Jiangsu region and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impacts. The whole process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reg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the initial transformation and comprehensive take-over and involved behavior subjects including government education authorities, schools and teachers of private schools and students and parents groups. Transformation and take-over policy was widely supported and the way of gradually promoting highlighted the restrictions of economic factors.
20世纪50年代前期对私立小学的改造与接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课题。本文依据档案资料,探讨国家相关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在江苏地区贯彻落实的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政治影响。整个过程经历了登记管理、初步改造和全面接收三个阶段,涉及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私立小学校方和教师、学生及家长群体。改造与接收政策得到广泛拥护,而分阶段逐步推进的做法,则凸显了经济因素的制约作用。
The prevention and cure work of Leprosy was an important page in new China's history and the current domestic academic writings are mostly related to the biological/medical research paths.This paper adopts humanities/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paths,regards disease and people's opinions on disease as a historical phenomenon and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reatment work as a widely-influenced social movement,focuses on intrinsic associations among technological factors and economic factors and social consciousness and policy.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despite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guiding principles,management system and specific approach about China'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work of Leprosy around reform and opening up,improving China' s public hygiene situation and eliminating disease to people's health were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all levels of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organs.The smooth realization to the goal of"basic elimination"fully reflected the party's leadership and the superiority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正>国家政权向乡村的渗透是二十世纪中国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现象,其缘起是1903年的清末新政,到1950年代的集体化运动之后告一段落。在
本文试图以陈之迈在《独立评论》等刊物上发表的政论文章为主要依据,对他早年的民主政治思想进行一些分析与评价。作者认为陈之迈早年对于“民主”与“专制”的主观价值取向是十分明确的。他当时提出的“党外无党,党内有派”主张有其独特的思想内涵,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拥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他对胡适等人某些政治观点的批评和辨析,可以深化人们对“民主”概念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