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道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经历了从"勿抗恶"的人道主义到革命的人道主义、从"群众意志"的人道主义到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从"人心改造"的人道主义到"物心两面改造"的人道主义的认知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李大钊吸收了托尔斯泰反抗专制的革命精神、强调"群众意志"的民本思想;舍弃了托尔斯泰"勿以暴力抗恶"的社会改造理念、主张人心"悔改"的唯心史观;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唯物史观和经济学说,从而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转向.
1932年6月北方会议后,中共北方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实践加速推进,1933年创刊的中共河北省委机关报《火线》的办报历程,构成反映这一议题的柔性视角,更具有典型意义.在既有经验基础上,《火线》的编发工作逐步走向机制化,省委统领、支部落实被作为组织要求,并以上下贯通、深入群众为目标指向.但关于"布尔什维克化"分析方法的运用、党报的定位,在中共河北党内仍有一个发展过程,伴随党中央力量的介入,围绕高蠡暴动、察哈尔事变的认识分歧得以解决,《火线》所体现的"布尔什维克化"分析方式深化演进,党报作为中共中央精神传达者而非问题辩论材料的定位被进一步明确.在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的指导外,《火线》的"布尔什维克化"也缘于自身的规范技术,逐步形成号召、社论、纪念、通讯报道、工作检查、自白书等几类文体轨范,1934年初李铁夫、孟坚事件后新出现的文本书写方式,体现了"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特征,不少元素延续并作用于此后的党报书写.1933-1936年《火线》的发展历程,根本上折射出苏维埃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化"目标指向在地方党的报章实践、组织转型和政策调适上与整体中共革命史的关联.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英国巡捕枪击中国示威学生的惨案.事件发生后,英国持不同立场的公众、团体对事件发生的原因产生不同的认识,进而提出不同的应对方式.在华英侨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将五卅事件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布尔什维克的煽动,期待英国以强硬手段镇压中国的反抗.而英国国内对于五卅事件爆发的原因则有多样的认识,因而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向中国做出适当让步.处于多种意见中间的英国政府,综合考虑了政府关切的布尔什维克和民族主义等因素后,决定作出适当让步.
中共党史学作为研究政党历史的学科,且是研究当代中国执政党的历史,其与现实政治是密切联系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是相关研究者不能回避的事实.但作为具有显著历史学特性的党史研究,也应注意运用理论分析工具,进而提出问题意识,抒发学术关怀.党史研究的对象涵盖了百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百年的中国历史发展既十分复杂又瞬息万变,某些历史事件和结局常常出人意外.要对这种复杂的历史过程进行分析,就要求研究者在党史研究中主动援借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
军事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军工人才这一关键因素,军工设备的研制与仿制、军工技术的突破、军工生产的管理均需要大批专业化人才.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原红军军工厂中的熟练技工大多就地遣散或牺牲,而抗日根据地均处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农村地区,军工人才十分紧缺.面对困境,中共领导根据地党政军部门,通过引进高学历军工专家、建立军工学校培养技术人员、招收和改造各式工人等途径,有效地解决了军工人才的紧缺问题,打造了一支涵盖高层次人才、骨干人才和基础人才的人才梯队,保障了军事工业的有效运作.
张静如先生是著名的中共党史学家,长期在北京师范大学当老师,为人才培养和中共党史学科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在纪念张静如先生诞辰90周年之际,回顾张先生的为师品格和学术贡献,对于做好教书育人工作和建设中共党史党建学科是很有意义的.
中共虽很早就认识到皖东在华中抗战中的战略价值,但因对鄂豫皖边的特殊关注而又呈左右观望之势.武汉会战后,鉴于桂系在大别山站稳,各方才开始推动江北军政力量向皖东集中.新四军军部关于江北部队集中皖东的共识,是1938年底张云逸北上与皖省当局协商后逐渐形成的.中央层面关于江北部队向东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则延至1939年4月方始确立.稍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设立及高敬亭事件的落幕,为经营皖东奠定了基础,也确定了皖东作为"华中武装力量领导中心"之地位.刘少奇率中原局进驻皖东,虽感到皖东已失最佳时机并提出"向苏北发展"的替代方案,但在具体推进中又发现缺乏皖东的巩固,"发展苏北"也难有着力之点,转而聚力经略皖东.
蔡和森在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的基础上,在上海大学讲授"社会进化史",整理出版中国第一部研究社会发展史的著作《社会进化史》.蔡和森最早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从家庭家族、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和进化,具体阐述人类社会进化历史,详细阐析人类社会进化的根本原因,科学阐释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不仅对教育青年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走上革命道路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于译介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了深远影响,开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先河.因此,《社会进化史》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中国化探索作出了重要贡献.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解决农民生产上的困难,推动根据地农业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确立了以农贷扶助农民生产的工作思路.初期,因农贷办理经验不足,这一工作未达到理想效果.1942年开始,为充分发挥农贷在"减租减息"运动中的作用,根据地将农贷管理权集中到北海银行手中,渐次对贷款对象、用途,以及贷款发放和回收程序进行了制度化建设.1944年以后,为支援山东农业大生产运动,根据地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通过加强教育培训、创新工作方式,不断完善农贷制度.山东抗日根据地构建的农贷制度,既符合农业发展要求,又在战时切实可行,不仅配合了山东的"减租减息"、农业大生产运动,亦加强了中共对农村基层的管理,密切了党群关系.
张静如是当代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家,中国党史学界的一代宗师.笔者作为张先生的第23位博士生弟子,捧读先生80岁高龄撰写的《暮年忆往》(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1月版),倍感亲切.这部《暮年忆往》著作是不可多得的学术精品,在中共历史学的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实现学科融合发展、建优建强一级学科是中共党史党建学新型研究平台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以先行一步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2017-2022)为例,从政治建院、改革强院、科研立院、人才兴院、开门办院等方面介绍五年来的实践探索和体制创新,并从中共党史党建学的机遇与挑战出发,展望未来新型研究平台的发展路向.
历史向来是破解神话之利器、提炼理论之富矿.近年来,政治学界的一批中国学者倡导"历史政治学",意在推动政治学转向历史,通过研究历史尤其是悠久丰富的中国历史,发展政治学理论.历史政治学所研究的历史不限于古代历史.事实上,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共党史对于在中国发展政治学理论的价值都远高于古代历史.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早期在中国出现了两个中译本,即1938年11月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吴黎平、刘云译本和1939年4月上海海潮社出版的郭和译本.这两个早期中译本虽然出版的时间相近,但两个译本在译介动因、参照底本、编译内容、翻译术语和传播范围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
1939年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以组织化的方式推进,把边区党政军学各单位和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围绕春耕开展生产突击运动,取得了超预期的成效,边区党的组织力在整体上经受住了检验.同时开展的检查工作也发现党的组织力在局部存在的问题,即领导推动不力、干部落实不力、基层组织空洞乏力.在随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党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对包括支部、乡村、干部和群众四个方面的组织及其管理进行规范和整合.1939年生产运动不仅是大生产运动的先导,而且是开启新阶段党的改造的重要契机.
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启于1958年底,城市人民公社作为最初设想的城市中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其职能之一的财务工作深受中央财经政策变化的影响.按照中央财政政策的"放""收"变化,城市人民公社财务工作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58年12月到1960年2月,是中央宽松财政政策下获得大量财权的探索期;1960年2月到1962年初,是中央收紧财政政策下财务工作系统的完善期;1962年初到城市人民公社取消,是中央财政政策调整下的财务工作消亡期.每个时期财务工作的开展情况又各有特点.
张静如是现代中国著名的党史学家.他在20世纪80年代积极推进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有机结合,提出了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中介理论"主张党史学坚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主线,坚持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同时要不断汲取中国传统的治史方法及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方法."中介理论"作为党史学的学科理论,不仅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在党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而且有助于推进党史学学术性的提升,并为党史学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启示.
白寿彝是20世纪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一代开拓者.白寿彝的学术人生经历过由进步学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用其指导自己的学术实践.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揭示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贡献,探讨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发展.白寿彝结合自己的学术实践,对于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重要意义也进行了深刻的论述.
据现今权威史著记载,1936年3月12日东征红军总部在大麦郊召开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东征红军兵分三路活动,一支南下,一支北上,一支留晋西牵制敌人.证之以国共双方留存下来的有关红军东征的一手史料及参加过东征的周士第、萧向荣、童小鹏日记可知,这一说法舛误之处甚多.红军东征分兵会议应是召开于1936年3月13日,会议地点应为山西省隰县(今属交口县)宋家庄,会议决定派一支红军沿同蒲路南下打出外线.东征红军兵分三路活动的局面是此次会后逐步形成的.
中共对日军俘虏的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前几年,中共对日军的俘虏政策主要围绕不杀俘虏、释放俘虏、优待俘虏等内容展开.1940年后,中共对日军俘虏的政策发生变化,从"返还和释放俘虏"转变为"训练和利用俘虏"的政策.中共所颁布的俘虏政策在削弱和瓦解日军战斗力以及扩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中共的俘虏政策也存在一些不足.
张静如对中共历史学批评有重要贡献.他倡导史学批评,开创党史学史研究;运用史学批评,检视党史学人论著;勇于自我批评,树立党史大家风范.他主张"党史研究要现代化、科学化、社会化",正是在反思中共历史学实践基础上,从学科建设高度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他要求将党史批评之共识——"求真","务实","创新"贯彻到具体研究中去.这对于发展中共历史学科,深化中共历史研究,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