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中国关键技术缺失问题亟须解决且风险投资发展迅速背景下,构建包含不同投资机构参与的企业创新决策理论模型,探讨风险投资对于不同技术类型创新决策的影响,并引入专利权行政保护,分析其能否正向调节风险投资对关键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然后利用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风险投资能够显著促进企业非关键技术创新,但对于关键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同时,加强专利权行政保护能够提升风险投资对关键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作用.由此,提出优化风险投资管理、完善专利权保护和引导企业创新等建议.

基于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构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进行测度分析,运用SDM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各省区市内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对邻近外省区市的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却存在负向的抑制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潜力维度、环境维度影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水平较高的地区对邻近省区市的民营企业具有虹吸效应,对邻近省区市的民营科技创新水平及转型潜力造成负面影响.在空间异质性方面,华北、华东、中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且华北、华东、中南地区的作用效果依次递减,而西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负向作用.

随着我国逐渐步入老年社会,养老服务业是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幸福安康的民生事业.为充分发挥养老普惠金融的作用,促使普惠金融积极助力养老产业健康发展,在构建普惠金融指数以及养老服务发展指数的基础上,文章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就普惠金融支持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模式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明显推动我国养老服务产业的进步,且其产生的影响是持续性的,对不同地区的支持存在着合理范围的差异.因此,建议政府进一步完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优化养老产业融资环境、完善民间资本支持效用,推动普惠金融支持养老产业模式的优化升级.

Digital economy has become the primary motivation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Upon comprehensively analyzing the connot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system from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and digital governance to measure China’s digital economy index from 2016 to 2018 using the entropy-based TOPSIS method. Also, based on the improved Feder dual sector model,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of digital economy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directly and through improving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structure, and carries out an empirical test. According to findings, on the one hand, China is scaling up digital economy and accelera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greater the likelihood that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constrained by low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unreasonable economic structure, the greater the role of digital economy in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recommendations for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such as advancing new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developing digital economy, improving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structure, and transforming the government governance model.

特色小镇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在推进乡村振兴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特色小镇建设项目多且资金缺口大,需要发挥资本市场主体作用,加大引导社会资本嵌入特色小镇建设.在归纳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国内外模式基础上,构建"政府+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特色小镇"四位一体的数字普惠金融支持特色小镇的模式,探讨数字普惠金融支持特色小镇建设的路径,进而提出数字普惠金融支持特色小镇建设的政策建议.

互联网技术不仅推动着我国传统金融业发展,而且对高校金融学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当前高校的金融专业教学难以实现培养出高质量金融科技复合型人才的目标,高校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通过梳理文献分析了我国高校金融专业在教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举措方面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基于金融科技对传统金融的影响,从课程设计、师资队伍、教学方法和校企合作等方面阐释了传统金融专业结合金融科技现实进行教学改变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建议构建以金融科技为核心的金融学科体系,合理设置金融学科的课程体系.同时进一步提出金融科技背景下调整金融人才培养的侧重点、优化课程设计方案、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改进教学方法等传统金融专业教学改变的途径.

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缓解"三农"问题,服务乡村振兴.文章构建了"两高、三度、三风、三治、三富"的乡村振兴评价体系,并使用空间滞后(SAR)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作用拐点在16.51-18.11之间,现阶段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水平整体已越过临界点,主要发挥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溢出效应将率先促进邻近地区的乡村振兴;财政分权、信息化水平等可以有效改善乡村治理水平.为此提出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体制机制、注重乡风文明建设、提高公共治理能力等建议.

近年来,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新思路.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采用动态面板数据门槛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均存在门槛效应;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产业升级效应存在异质性,其中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作用最显著.

互联网"智能+"时代的到来促使全球制造业深刻调整,传统制造业呈现智能化趋势.长三角地区紧跟智能化的步伐,正在大力发展智能制造业,并呈现出集聚态势,而充分发挥集聚效应是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智能制造有待进一步研究.鉴于此,分别从四个角度定性分析智能制造集聚的影响机制,提出相关假说,并通过统计分析和实证分析分别验证了上述假说.从标准体系、智能制造链、创新能力、协同发展四个方面剖析了发展路径,为集聚的影响机制更好服务于智能制造提出政策建议.

选取2011～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各维度均可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加快农业技术进步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对农业技术效率影响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对中部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西部和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存在单一门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振作用越大,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存在单一门槛,数字化程度越高,促进作用越大且越显著.

农村金融改革的目的在于提高金融服务的水平和效率,更好地支持乡村经济的健康发展.针对农村金融服务供需失衡问题,构建由金融监管部门、农村金融机构和乡村经济实体三方构成的演化博弈模型,探讨了农村金融服务乡村经济的作用机制与影响因素,并使用数值仿真方法研究了不同情景下农村博弈各方的策略演化路径及关键因素对系统均衡状态的影响.结果表明,在适当条件下更加严格的监管可以促使农村金融机构积极服务乡村经济发展;如果农村金融机构开展业务的成本过高,将使得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陷入停滞;金融监管部门缺位会增加供需双方的交易成本,供需均衡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最后从提升金融监管水平和效率、打造农村数字金融生态圈、加强农村金融法制建设、建立健全农村信用体系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富差距扩大,似乎与"共同富裕"相悖.而实现全国贫富差距缩小的目标,首先有必要研究中国贫富差距扩大化的演化脉络.其次对贫富差距扩大化的发展进行机制分析,并进行模型构建,研究表明工人知识独占性以及技术变革会扩大工资差异,进而扩大收入差距,最终扩大贫富差距.最后,利用统计软件结合时间序列模型进行实证研究,选取与贫富差距相关的四个指标,即基尼系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东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得到了四项指标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同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东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存在基尼系数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东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基尼系数具有负作用,而对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却是正作用的结论.

城市商业银行是我国银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发挥重要的作用,其价值创造能力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基于企业财务视角,从城市商业银行价值最大化出发,使用经济增加值法,以南京银行为例,对其进行评估及未来价值的预期.基于两阶段价值评估结果比较发现,2016年末南京银行市值较大,但其价值在股票市场中被低估.被低估的原因可能有:一是估值模型的假设条件较为严格,即城市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要保持不变;二是理性的投资者往往注重短期的收益,不一定会购买南京银行的股票,导致南京银行股票价格波动在一定时期内幅度不大.

城市商业银行是中国商业银行的特色群体,为地方中小企业发展提供金融服务,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同时,其价值创造能力凸显.从企业战略的财务管理视角出发,文章应用EVA评估模型,以北京银行为例,评估2017年北京银行的价值创造能力,研究结果表明:通过计算2013—2017年间北京银行每年的EVA值,可以发现这五年北京银行的经济增加值均为正数,且EVA值的波动呈现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这表明北京银行经营业绩良好,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

普惠金融的发展,让社会各阶层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进而逐步缩小贫富差距.目前我国的贫富差距较大,为剖析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富差距的影响效应,构建农村普惠金融扶贫效应模型和推算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基于全国31个省的相关数据分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进行实证检验,阐释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富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贫富差距的改善作用不显著、缺乏可持续性且存在地区差异.对此,提出我国应当从完善金融体系、优化金融服务和创新服务工具等入手,不断扩大普惠金融对缩小我国贫富差距的正面影响效应.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有着良好的数字技术基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特别是现代化支付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移动支付、互联网支付等数字金融技术应用越来越广泛.互联网与证券、保险、基金等深入融合,中国支付电子化程度明显提升,让更多社会公众享受到金融服务带来的快捷、便利和高效,从而扩大了普惠金融的覆盖面.利用数字技术已渐渐成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网络借贷行业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途径”.目前,网络借贷行业乱象丛生,针对网络借贷平台的监管问题,构建一个资金供给方与资金需求方的博弈模型进行探讨,得出当前网络借贷平台利率水平虚高、资金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因缺乏有效的监管法规导致资金需求者违约等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数字普惠金融的监管建议,进而为网络借贷行业健康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近年来,随着信息网络、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升级.互联网金融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且逐渐改善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目前我国经济存在继续下行压力、市场用户金融交易需求呈现多样化、金融监管有待“从无到有”和“从宽到严”、金融脱媒现象愈演愈烈以及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等五个外部因素的多轮驱动下,传统的或者新型的金融机构均在打造互联网金融生态圈,让金融红利惠及千家万户.其中,网络金融的发展以及其生态圈的构建将是未来金融发展的演化格局.文章基于“政产学研用金”协同创新平台,高效整合各方资源,充分发挥各方优势,打造网络金融生态圈,这样会有助于促进我国网络金融的快速发展.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加深和金融一体化趋势愈发明显.在全球范围内金融管制逐渐放松,金融市场更加自由化,金融创新得到长足的发展.金融控股集团作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通过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多种行业的综合,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优势.但是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尤其是地方性金融控股集团发展时间不长,相应的法律制定滞后、法律规范不健全,相应的监管体系也落后于当前的金融实践.本文基于我国地方性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挑战,剖析了在混业经营背景下我国地方性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不足,提出了我国地方性金融控股集团监管的若干建议,从而促进我国地方性金融控股集团的规范、有序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在经济新常态建设中强调"金融监管"的重要性.我国应当特别重视在新发展环境下金融监管体系的跃进式建设,要在金融经济发展中严守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此外,在以互联网金融迅速参与并影响金融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着力打造"多维度,全方位"的综合性、 协同性金融监管体系也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监管体制建设的必然要求,对于推动我国新常态下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与促进金融生态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以2012—2016年间统计数据为研究基础,应用生态足迹分析法对互联网金融总体、互联网金融每亿用户、互联网金融7类新业态的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生态盈亏状况以及生态效率从时间上进行动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互联网金融总体生态足迹、每亿用户生态足迹在迅速增长,生态承载力在迅速提高;互联网支付、互联网基金、互联网信托每亿用户处于生态盈余状态,而P2P网贷、众筹、互联网保险以及互联网消费每亿用户处于生态赤字状态;互联网支付、互联网基金以及互联网信托每亿用户生态环境的压力是不可承受的,而P2P网贷、众筹、互联网保险以及互联网消费每亿用户生态环境的压力是可以承受的;我国互联网金融总体及互联网金融7类新业态的生态效率均呈现不断下降的变化趋势.因此,应当在相关互联网金融发展制度的引导下,加大对互联网金融生态补偿力度,扩大互联网金融生态产品交易规模,增加互联网金融生态产品交易频次,实现互联网金融生态盈余和供需均衡,进而优化互联网金融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