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新发展格局和现代化经济体系"三位一体"并内在统一于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统筹好"中心任务"与"中心工作"的关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战略的关系、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系、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关系、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关系、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关系.必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积极稳妥实施碳达峰碳中和.

协调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增强发展的整体性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通过将协调发展的内涵分解为区域协调、城乡协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协调、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协调,本文构建了中国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经测算,2020年中国经济协调发展指数达到67.05,比2001年的49.60提高了17.45.剔除权重因素后,2020年区域协调指数、城乡协调指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指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协调指数和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协调指数的百分制得分分别为88.13、62.72、23.69、43.25、87.58,各领域的协调指数在过去20年间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为进一步推动协调发展,应通过深化财税、金融、土地、户籍等领域的改革,在继续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协调发展的同时,加快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补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短板.

金融腐败与金融风险是交织在一起的,金融反腐是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一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金融腐败就是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人员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利益.它建立在对稀缺资源配置权的基础之上.对"经济人"来说,是遵纪守法还是违法乱纪,往往会根据成本与收益进行权衡.从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来看,金融腐败的传染性非常强,会极大扰乱金融市场秩序,且具有链条化特征,容易沿着业务链条进行传染,扩大其危害性,扰乱市场秩序,最后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充分认识金融腐败的本质及其背后的经济学原理,使金融腐败的成本远超收益,是抑制金融腐败的应有之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为了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乡村振兴的提出为缓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提供了战略支持.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拥有1.72亿城镇人口,城镇化率仅为17.92％.此后,我国不断推进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业互动、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的城镇化,经过四十余载的经济社会发展,城镇化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2019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6％,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4.38％,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相差16.22个百分点,同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以及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相比,依然存在较大差距,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将城镇化发展的焦点从单纯聚焦城镇化率逐渐转向同步关注城镇化质量.协调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对于新时代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突如其来并仍在世界肆虐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打乱了我国原定的发展节奏,而且深刻改变着我国发展的内外环境,中国经济遭遇前所未有的新变局. 首先,疫情防控常态化,成为扰动中国经济发展步伐的直接变量.今年初,疫情暴发迫使我们按下了经济发展的“暂停键”.有专家警告新冠病毒将长期与人类并存,所以谋求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将从短期操作转向持久行动.

当前,能否抵御住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不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对中国经济的一次大考.要赢得这场"大考","多管齐下"激发中国经济蕴藏的规模韧性、结构韧性、创新韧性、开放韧性、制度韧性、政策韧性、政治韧性是关键.为此,在思想上,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定不移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在政策方法上,要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打好政策组合拳,努力激发蕴藏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的"发展韧性";在主体上,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有力调动各类经济建设主体的发展积极性;在政治保障上,要加强党对打赢经济发展保卫战的集中统一指挥和领导.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阶段,是我国经济社会取得全面进步的五年,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上大台阶的五年.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为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

推进国家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更是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只有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更好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和赢得国际竞争主动,也才能为其他领域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受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去年同期下降6.8％,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更是较去年同期下降14.3％.因此,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召开会议,对做好今年的经济工作进行再部署,提出要继续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等“六稳”工作的同时,要着重“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等“六保”工作,确保今年实现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由此吹响了打赢我国财政经济发展保卫战的冲锋号.然而,在疫情仍然在国际上肆虐和我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的形势下,要打赢经济发展保卫战,不能简单地“拷贝”我们应对2003年“非典”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的经济救济措施,继续搞“大水漫灌式”的经济刺激,而是必须弄清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冲击影响的特殊机理,进行“结构性精准治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八大确立的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为之奋斗的第一个百年目标,也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特别是坚持问题导向,把补短板作为硬任务,实施精准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决定性成就.

在当前新一轮技术革命背景下,如何看待工业4.0时代的价值创造和劳动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马克思机器大工业理论内容丰富,通过对这一理论的梳理,可以发现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当前的工业4.0并未超越马克思对工业化所做的分析.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无论技术如何变革,劳动始终是价值的源泉,人才是最关键的生产要素.应根据时代变化拓展劳动范畴,深化对劳动形态的认识,并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新一轮技术革命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

日前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将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为基本原则之一,并强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重要制度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公有制经济"和个体、私营、外商投资等"非公有制经济"之间客观存在并形成了"相辅相成、相互混合、相互促进、共存共生"的"生态系统".这一"多元混合所有制生态"具有分工互补效应、竞争替代效应、混合共生效应、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效应等"四重效应".守护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元混合所有制生态",要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两个不可侵犯"落到实处,大力保护产权尤其是非公有产权,彻底摒弃"所有制歧视";要自觉维护"多元混合所有制生态"的动态平衡;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真正实现国有资本"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加大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倾斜",增强民营企业家的"精气神".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就实现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鲜明提出"新时代抓发展,必须更加突出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把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作为检验各级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尺度".

超强的宏观调控能力,是中国经济的巨大优势.尤其在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增强情况下,宏观调控往往是中国经济攻坚克难、平稳运行的独特法宝. 走进新时代,党中央、国务院根据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对宏观调控目标、调控手段、政策工具作出了一系列新调整、新创新,从而不断为经济增长注入“政策能量”.

绿色发展理想形态与社会制度形态长期角力,集中表现为地方党政领导政绩诉求所传导的制约性作用.藉此延展官员晋升激励的视角,可以综合分析2006—2015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的相关数据,整体考察政绩诉求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通过建模研究发现,政绩诉求越大的地区,城市绿色发展的阻力越大.三个体现政绩诉求的具体指标中,增长诉求、就业诉求、财政诉求构成一定差序格局.增长诉求对绿色发展的负面作用最大,说明在以GDP为核心的考核体系下,"保增长"对官员晋升激励会使其放松环境规制,通过粗放型的发展道路追求短期政绩;其次为就业诉求,财政诉求的负面作用最小.上级政府和公众媒体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将减弱政绩诉求的负面作用,表现为政绩诉求对绿色发展的阻碍在沿江城市小于非沿江城市.上述专题研究,可以为完善政绩考核体制、推动城市绿色发展提供重要资鉴.

Economics is a social science that studies human behaviors on aspect of economy.The application of mathematics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However, for a long time,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controversy over the application of mathematics in economics.In economics research, we should make rational use of mathematical methods, but also dialectically consider the application of mathematics to avoid excessive mathematics or "mathematical abuse." The paper uses dialectical analysis, which is the basic researching method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reviews the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s and mathematics, analyzes the reasons of the controversy, and concludes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s and mathematics, as well as the scope and general principles of the rational use of mathematics in economics.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进程跌宕起伏、波澜壮阔.一以贯之的市场化改革以及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空前增强.40年来,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9.5％;中国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14.5％.由此,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存在五大金融风险点,分别为实体经济风险、银行部门风险、政府债务风险、虚拟经济风险和货币风险,这五大风险点共振与联动可能生成系统性金融风险.通过构建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指数与金融压力时期识别模型,实证分析表明实体经济风险、政府债务风险、虚拟经济风险对系统性风险影响较大;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正处在金融压力时期.防控系统性风险应该密切监测、准确预判、把握节奏、综合施策、标本兼治.

当前我国存在五大金融风险点,即实体经济风险、银行部门风险、政府债务风险、虚拟经济风险和货币风险,这五大风险点共振与联动可能生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当前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正处在金融压力时期,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高于以往任何时期,应该引起高度警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根本上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实体经济活力,但要把握改革的力度和节奏;金融机构应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树立审慎合规经营理念;金融监管机构要形成监管合力,加强宏观审慎监管;融资市场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发挥分散风险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