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质波动率之谜"是金融市场中存在的异象,但鲜有文献研究其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风险形成机制的影响.本文通过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在"特质波动率之谜"的视角下,分析中国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在进行股权质押后将承担更低的系统风险和更高的特质风险,但由于"特质波动率之谜"的存在,特质风险的风险溢价发生变化,低系统风险和高特质风险均导致个股收益率降低,左偏程度上升,股价崩盘风险增大,且该传导机制的效果会随着环境不确定性增加而增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后,倾向配置收益高、易变现的金融化资产,以粉饰财务数据,从而规避市场波动带来的系统风险,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估值偏误,这种暂时性的财务优化会让企业积累特质风险,一旦市场周期转换,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现金流不充裕或是处于非成熟期的企业就将面临股价崩盘风险增大的后果.

中国当前的金融风险隐患点,既包括传统的金融风险,也包括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的新型金融风险,二者同根同源、相互交叉、同步出现,使中国处在金融"双风险"的聚集期、散发期,也容易产生共振效应,增加触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传统金融风险与互联网金融背景下新型金融风险理论基础一致,基因耦合度较高,传导载体、传导链条和节点传染模式一致.金融"双风险"共振对传统金融监管造成冲击,使其应对乏力.金融"双风险"共振会倒逼科技驱动型金融监管崛起,在传统金融监管维度之外,加之以科技维度,形成金融监管的双维体系.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本质内涵是"独立自主、高水平开放".独立自主的国内大循环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主体和基础,体现以我为主、自立自强.立足国内经济循环,补齐发展过程中的短板,有利于在更高层次推动国际循环.新发展格局意味着我国要通过国内"自转"推动国际"公转",通过中国经济"体内"循环推动全球经济"体外"循环,这种循环模式有利于维护我国经济安全,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金融腐败与金融风险是交织在一起的,金融反腐是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一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金融腐败就是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人员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利益.它建立在对稀缺资源配置权的基础之上.对"经济人"来说,是遵纪守法还是违法乱纪,往往会根据成本与收益进行权衡.从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来看,金融腐败的传染性非常强,会极大扰乱金融市场秩序,且具有链条化特征,容易沿着业务链条进行传染,扩大其危害性,扰乱市场秩序,最后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充分认识金融腐败的本质及其背后的经济学原理,使金融腐败的成本远超收益,是抑制金融腐败的应有之道.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本文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争取原油定价权是否有利于推动一国货币国际地位的提高.结果 表明,长期而言,能源在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定价权均可以促进货币国际化水平;短期而言,无论是原油期货市场,还是现货市场的正向冲击,也会提升货币国际化程度.因此,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既要加强原油现货贸易,搭建原油期货交易平台,也要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油气产业双循环体系.

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我国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风险挑战的准备.这个准备就是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研究表明,平台垄断导致的金融风险传染性、涉众性和溢出效应更强,网络数据信息安全风险更加突出,混业经营特征更加明显,风险扩散速度更快,产生了新的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以科技之名逃避金融监管的问题突出.持牌经营是金融行业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科技与金融的结合没有改变金融的风险属性.中国的金融管理部门需要加快构建对大型科技公司从事金融业务的监管框架,严格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有效约束资本无序扩张,维护公平竞争和金融市场秩序,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近年来,中央关于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定位一直是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并强调"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房地产与金融从来都是分不开的,房地产行业是资金密集型行业,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房地产金融规模的扩张又会增加金融风险积聚的概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引爆点就是美国房地产市场次贷风险被点燃.近年来,地产周期和金融周期高度同质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房地产行业和金融行业的联系愈发紧密,房地产行业正在从传统产销模式向金融深化模式转变.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在审慎住房信贷政策的指引下,房地产贷款的不良率显著低于全部贷款的不良率,且首付比例较高,因而房地产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但局部房价高位运行和房地产行业高杠杆的问题不容忽视,房地产行业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值得警惕.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来袭、疫情在全球大流行,金融市场全球大震荡和产业链全球大重塑将从各个领域对我国进行传导,对我国的经济社会运行造成较大冲击,金融稳定将承受经济下滑带来的压力,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债券市场等存在风险隐患.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金融体系的破坏力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需要我们提前做好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准备,对可能存在的金融风险隐患进行准确研判,加大宏观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力度,以更加灵活的金融信贷政策支持市场主体渡过难关.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整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和着力点.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原因在于我国金融的供给体系无法满足经济体系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存在金融体系大而不强、"政府与市场"界限不清和融资结构不均衡等问题.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动力系统",其关键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让金融的活水能够恰好浇灌到实体经济之树,底线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以资本市场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普惠金融战略、加强金融监管和人民币国际化为主要内容的"五度"改革,有助于搭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四梁八柱".

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变数依旧较大,我国资本非正常流出现象值得警惕,这极有可能成为我国潜在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最大来源.本文在对导致资本非正常流动的成因以及其对经济金融安全带来影响进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资本流动的现状和中关贸易摩擦下资本非正常流出可能给我国带来的风险隐患.虽然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发酵没有导致我国出现大规模资本非正常流出的现象,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放松警惕,绝不意味着中央银行可以没有“忧患意识”.最后从“稳外资”的视角提出了防范资本非正常流出的对策建议.

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这次会议将资本市场的作用定位为“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高规格”定位.过去4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成为全球经济亮丽的一道风景线.未来,以崭新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中国,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也面临着崛起的历史性机遇.这种机遇,有很大一部分要依靠资本市场来创造.中国资本市场在中国经济未来应对“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我国经济运行和经济体制为基础,中央进行了多轮宏观调控,极大降低了宏观经济波动带来的负面作用,实现了经济平稳快速增长.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又吸收和借鉴了西方经济学中的合理成分.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个角度观察,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是稳定总需求的“关键一招”.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时期,决定了我国既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和稳定,又要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有针对性地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

当前防风险攻坚战的重点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这其中就包括防范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可能引致的金融风险.本文的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的房市和股市之间并不存在协整关系,两个市场是相互分割的.但通过非线性模型的构建,发现中国的房市和股市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尽管二者之间的均值回归关系是微弱的,且房地产价格均值回归的速度较慢.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中国需要认真挖掘贸易摩擦背后真正对中国危害最大的金融摩擦的影响,也需要运用全方位的战略思维,维护自身的金融安全.稳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必将增强中国应对外部冲击风险的能力.本文首先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国需要重点防范的金融风险,进而探讨了人民币国际化在防范外部冲击风险过程中所能够发挥的积极作用,以及人民币国际化推进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主要挑战,最后研究了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路径.

The Nineteen Repor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t forward the requirement of "improving the monetary policy and macro Prudential policy." The central economic work conference put guarding against financial risk as one of the three major battles. Chinese financial system is undergoing a fundamental change, credit expansion in various departments and in various fields caused by High leverage risk, shadow banking and financial mixed trend in-crease systemic financial risk significantly, so we need to construct Chinese monetary policy and macro Prudential combination of "double pillar" regulatory framework.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hina's systemic financial risk,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logic of macro prudential supervision and the way to build China's "double pillar" regulatory framework. Finally, it giv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应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有力举措.在这一背景下,创新供给的各种手段迎来了发展的契机.资产证券化业务作为一种创新业务,一种打通资本市场和资金市场的跨市场工具,在中国现阶段新旧动能转换、供给侧为主的结构性改革大背景下,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包括现代化的资本市场体系.资本市场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创新型国家、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方面都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目前我国资本市场还存在总体规模较小、市场体系不完善、运行不稳定以及开放力度不够等问题.在我国建立现代化资本市场体系有赖于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推动资本市场发生深刻变革.

2016年底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就当前形势看,我国的金融风险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房地产泡沫风险、股票市场大幅波动风险、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以及债券市场违约风险.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金融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指出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利率和汇率波动的风险在不断加大.21世纪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采取了浮动汇率制,中国中央银行可以在借鉴新兴市场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利用有效的货币政策来规避汇率的波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尤其是外部冲击风险.本文基于固定效应的最小二乘法和广义矩估计法研究24个新兴市场国家从2000年1季度到2016年4季度汇率波动和央行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在固定效应下,当内生变量选取通货膨胀、产出缺口和汇率的情况下,汇率是影响央行反应函数的一个重要变量,符号为正且非常显著.当我们将样本国家分为通货膨胀目标制和非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时,发现后者的相关性更强且更显著.当样本按照时间节点被分为危机时期和非危机时期时,汇率对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的影响依旧显著.在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市场国家中央银行的利率反应函数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