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018年《环境保护税法》实施为契机,基于2013～2019年A股工业企业的经验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探究绿色税制改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税制改革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提升作用在不断增强.对市场制度和环境制度的检验发现,当市场制度较差、政府监管较强、媒体监督较强时,绿色税制改革更能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对影响机制的探索发现,绿色税制改革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的机制,在于促进企业环保投资和企业绿色创新,且与促进企业环保投资这种短期方式相比,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这种长期方式的机制效应更显著.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股份回购这一金融工具开始逐渐被国内上市公司接受并使用.2018 年,有关部门对《公司法》中与股份回购制度有关的第 142 条规定进行了专门重修,进一步放开对股份回购的限制.国内资本市场掀起股份回购的浪潮,并开始出现连续股份回购的现象.上市公司进行连续股份回购,究竟是想要加强信号传递的强度,还是在欲盖弥彰、混淆视听?对巨人网络 2018 年至 2021 年间连续三次股份回购的研究发现,其连续股份回购存在一定程度的混淆视听的目的,公司在试图掩盖回购动因.研究可对公司、投资者、监管机构利用和管理连续股份回购行为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2015 年 1 月 1 日,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保法"正式出台,其如何影响企业投资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文章基于2011-2021 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以新《环保法》的出台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探究了环境规制对企业投资水平和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更严苛的环境规制政策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投资水平和投资效率,且其影响在国有企业与大规模企业中更显著,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新《环保法》主要是通过加大政府干预程度进而影响企业投资.研究结果有助于扩展微观企业行为的研究框架,也有助于深入理解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和发展趋势.

规范收入分配问题以及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是党和政府关注的焦点.文章以《反垄断法》实施为契机,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反垄断法》施行对职工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与低垄断程度企业相比,《反垄断法》实施显著降低了高垄断程度企业职工工资水平,且经过平行趋势、倾向匹配得分、改变样本期间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考察影响机制发现,《反垄断法》通过降低高垄断程度企业的垄断利润率以及信息不对称程度来削弱职工工资.异质性检验发现,《反垄断法》对职工工资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市场竞争程度较弱行业的企业、行政干预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国有企业以及税收规模较高的企业.文章的研究丰富了职工工资的影响因素研究,为《反垄断法》的施行效果评价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同时对于完善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具有重要政策含义.

环境保护费改税标志着由政府主导的排污费制度转向了以市场为主导的环境税制度，那么这个改变能否抑制企业金融化并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呢？以2018年《环境保护税法》实施为契机并以2015—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双重差分法探讨了环境保护费改税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保护费改税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且当市场制度较好和媒体监督较强时，环境保护费改税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强。进一步的中间机制分析发现：环境保护费改税抑制企业金融化的机制在于环境保护费改税使企业提高了环保投资和研发投资。

股权质押为控股股东提供融资便利的同时,也加剧了其控制权转移风险.本文以环境信息披露为研究视角,探讨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情境下,企业是否会策略性披露环境信息来防范控制权转移风险.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促进企业策略性环境信息披露,表现为正面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提升但质量不提升,负面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均下降.动因检验发现,企业策略性环境信息披露的动因在于稳定股价、政治寻租、投资获取.进一步分析发现,当新《环保法》实施、产权性质为民营、资金去向为自用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策略性环境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最后还发现,企业策略性环境信息披露不以企业环境绩效提升为基础,仅是一种环境信息管理.本文结论揭示了控股股东在股权质押情境下的环境管理行为,对于监管部门完善资本市场监管制度、投资者改善投资决策、企业优化环境管理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既有研究侧重于探讨政府环境审计的环境效应,但忽视了其经济效应.选取企业创新为研究视角,运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2018年的经验数据,探究了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创新的驱动效应.研究发现,政府环境审计能够显著驱动企业创新,且这种驱动效应仅表现在政府环境审计的当期和下一期中,在下两期中表现并不显著.分析影响机制发现:政府环境审计驱动企业创新的机制在于加剧市场竞争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产权性质为非国有、市场化水平较低时,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创新的驱动效应更显著.研究结论从企业创新角度揭示了政府环境审计的经济效应,拓展了企业创新的制度因素研究,对于审计部门推进政府环境审计制度改革提供了决策参考.

推动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本文选取2015-2019年沪深A股工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2018年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开展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业绩评价的通知》,构造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绿色信贷业绩评价有效地促进了重污染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其作用路径在于提高了企业研发强度和环境合规成本.第二,企业内部高管环保经历与外部政府环保补助能够进一步强化绿色信贷业绩评价的政策效果.第三,绿色信贷业绩评价的绿色创新驱动效应在代理成本低和地区市场化水平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第四,相较于合规性的绿色信贷指引,锦标赛式的绿色信贷业绩评价能更加有效地发挥绿色创新激励效应.充分发挥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还需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制度体系,强化对企业的激励约束;推动商业银行积极落实绿色信贷政策,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有力金融支持;推动企业以绿色创新为导向,实现绿色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基于2014―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本文探讨了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违规的影响.研究发现,员工持股计划能够显著抑制企业违规,即与未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企业相比,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企业违规概率明显下降;在进一步考虑外部法治环境和内部治理环境后发现,当法律制度较差、司法透明度较低、监事会规模较小、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时,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违规的抑制作用更显著,说明员工持股计划能够弥补法治环境和治理环境的不足,更好地抑制企业违规.在分析影响机制后发现,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违规的影响机制在于加强内部监督和改善信息环境.本文揭示了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违规的治理效应,有助于监管部门推行员工持股计划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手工整理国家审计署层面的政府环境审计数据,以2007—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了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环境审计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这一促进作用在媒体监督较强时更显著.分析影响机制发现,政府环境审计主要通过环境规制机制和环保补贴机制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其中环境规制机制表现为环境处罚力度提高和环境税收水平提升,环保补贴机制表现为环保补贴力度提高.检验经济后果发现,政府环境审计视角下的企业绿色创新不仅能够提高其环境绩效,表现出环境有效性,更能够提高其经济绩效和经济效率,表现出经济有效性.研究结论丰富了政府环境审计的有效性研究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制度因素研究,为审计部门完善政府环境审计制度以推进绿色创新经济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理论上,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作为一种重要的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能够有效抑制环境风险以降低审计费用.本文基于2007-2019年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的经验数据,探讨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能够显著降低审计费用,且与境外审计费用相比,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更能显著降低境内审计费用.考虑制度环境发现,当环境标准较高、环境监督较强时,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更能显著降低审计费用.探讨影响机制发现,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能够通过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和提高企业内控质量来降低审计师的审计成本和风险成本,进而降低审计费用.分析审计质量发现,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能够显著提高审计质量.研究表明,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制度在审计市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丰富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与审计费用的相关研究,为政府完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制度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

环境保护费改税标志着由政府主导的排污费制度转向了以市场为主导的环境税制度,那么这个改变能否抑制企业金融化并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呢?以2018年《环境保护税法》实施为契机并以2015-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双重差分法探讨了环境保护费改税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保护费改税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且当市场制度较好和媒体监督较强时,环境保护费改税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强.进一步的中间机制分析发现:环境保护费改税抑制企业金融化的机制在于环境保护费改税使企业提高了环保投资和研发投资.

利用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2008～2019年的证据,考察ISO 14001环境认证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ISO 14001环境认证有助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影响机制的探索发现:ISO 14001环境认证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在于促进企业技术进步,而不在于优化企业资源配置,可见ISO 14001环境认证的激励效应较强,但约束效应较弱.对监管环境和竞争环境的分析发现:当环境标准较高、环境监督较强以及市场竞争较强时,ISO 14001环境认证更能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近年来,随着环境政策日趋严格,环境负面消息累积导致的股价崩盘风险不断提高.文章基于2007—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企业的经验数据,探讨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能够显著抑制股价崩盘风险,且当媒体关注越高、分析师关注越高时,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更强.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发现,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主要通过治理机制和信息机制来影响股价崩盘风险,换言之,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能够通过提高公司环境绩效和公司信息透明度来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研究结论揭示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具有资本市场有效性,丰富了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因素研究,对于政府完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制度以提高资本市场稳定性、企业优化战略决策以提升企业价值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IT背景高管已成为经理人市场中的紧缺型人才.以烙印理论为基础,利用2007～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考察高管IT背景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IT背景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正向影响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中不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IT背景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在信息技术投入较少、管理者风险偏好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的企业与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企业中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高管IT背景可以通过提高信息技术投资和管理者风险偏好促进企业创新,但不能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促进企业创新.研究结论在理论上拓展了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在实践上为政府推动创新经济发展、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高管培育竞争性特质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以地方"放管服"改革实施探究政府放权对企业投资的影响,选取2014～2019年中国A股高新技术企业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政府放权对高新技术企业投资水平以及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实施"放管服"改革显著提升了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水平以及投资效率,并且这种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政府放权主要通过降低制度交易费用来提升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水平以及投资效率.

环境保护费改税作为中国环境保护税制的重要改革,按照税负平移的原则实现了排污费制度向环境保护税制度的平稳过渡.文章借助《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以合法性理论为基础,基于2016—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工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环境保护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环境保护费改税显著地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换言之,当《环境保护税法》实施后,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水平明显提升.② 环境保护费改税主要通过施加更强的环境合法性压力从而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可见环境保护费改税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排污费制度存在的执法刚性不足、行政干预过多、强制性和规范性缺乏等问题,进而提高环境合法性压力来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③ 环境保护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融资约束程度较低、委托代理成本较低、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中,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委托代理成本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企业中并不显著,说明当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委托代理成本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低时,环境保护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会弱化.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企业绿色发展,政府应当继续完善环境保护费改税的实施细则,建立环保部门与税务部门之间的征管协作机制,切实保障环境保护税的征收和缴纳,提高企业环境合法性压力.同时,政府还应当建立企业绿色转型的融资机制,引导企业绿色转型的价值取向,出台企业绿色转型的内控指引,与环境保护税制度一起共同推动企业绿色发展.

绿色环保理念深入人心,企业通过向外部进行绿色并购和从内部进行绿色创新谋求绿色发展,而由外至内是否有显著影响目前尚未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鉴于此,使用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企业2006～2018年的数据实证检验绿色并购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并购显著正向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即绿色并购显著提高了企业下期的绿色创新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并购对非国有企业和高研发强度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加明显,即产权性质和研发强度显著调节绿色并购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该结论丰富了绿色并购经济后果与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并为企业通过绿色并购提高绿色创新水平提供了思路与启示.

文章采用问卷调查、个别访谈法对"立德树人"融入会计继续教育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发现"立德树人"在我国会计继续教育中的融入程度还不够,从而提出了互联网背景下促进"立德树人"深度融入会计继续教育的改进路径.

近年来,企业金融化趋势日益明显,且形成了"脱实向虚"效应.现有研究大多认为,企业金融化是金融市场发展、外部盈利压力、股东价值观念等因素作用的结果,却忽视了政府干预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以产业政策为研究视角,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机制发现:产业政策会显著地促进企业金融化,表现为企业政策套利行为.考察调节因素后发现,当市场套利空间越大时,企业政策套利行为愈显著;当金融生态环境越好时,企业政策套利行为会减弱.探索传导路径发现,产业政策主要通过融资套利路径促进企业金融化,行业套利路径和寻租套利路径不成立,即产业政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促进企业金融化.因此,政府干预过度或干预不恰当都会促使企业提高金融资产配置来进行政策套利,致使企业金融化趋势更加显著,进而抑制实体经济发展.为了破解这一困境,政府应通过建立恰当的政府干预机制、培育良好的金融市场环境等措施来抑制企业"脱实向虚",以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