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构建了差错管理文化以绿色自我效能感为中介变量调节"自我调节"和自愿型绿色行为关系的模型,明确员工自愿型绿色行为的生成机制.在便利抽样基础上,运用分层回归分析法等进行数据分析和假设检验.研究发现:促进型调节焦点对员工自愿型绿色行为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而防御型调节焦点则相反;绿色自我效能感在上述变量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差错管理文化以绿色自我效能感为中介变量分别调节了促进型调节焦点—自愿型绿色行为和防御型调节焦点—自愿型绿色行为之间的关系.以此为基础提出了策略建议.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高校作为人才、知识和技术等数字化资源的重要供给方,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基于对A股上市公司官网新闻的文本分析,构建衡量企业层面产学研合作程度的指标,实证检验产学研合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应、内在机制及其作用后果.研究发现:产学研合作显著提升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并且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通过人才效应和创新效应来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政府在基础研究和科技人才投入的注意力越多,产学研合作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越强,并且该作用对高新技术行业、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也更加显著.进一步地,产学研合作能够通过推动数字化转型程度以促进数字化成果的产出.研究结论不仅在理论上揭示了产学研合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理,也为产学研合作和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了有益指导,对相关政策的制定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文章采用基于国际可比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日本老龄与养老研究(JSTAR)和韩国老龄追踪调查(KLoSA)微观数据,通过样本外估计方法,测算中日韩三国基于健康的老年人额外劳动能力.研究发现,第一,中日韩三个国家老龄群体均具有基于健康的额外劳动能力,中国55-74岁男性和50-74岁女性的额外劳动时间分别为6.26年和6.43年;日本60-74岁男性和女性额外劳动时间为5.04年和3.91年;韩国60-74岁男性和女性额外劳动时间分别为4.94年和3.09年.第二,教育水平的提升能够增加老年人口的额外劳动能力,相较于日本和韩国,中国老龄群体因教育异质性导致的劳动能力差异最大.第三,健康水平的改善能够显著增加从事劳动的概率,特别是对中国男性影响更大.本研究为科学制定延迟退休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可能带来新一轮的人力资本替代,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造力水平引发广泛讨论.文章聚焦广告营销领域,采用双盲实验,招募专家和消费者来评价人工智能和人类在文案创作能力上的差异.结果表明:在文案作者身份上,专家能够识别人工智能和人类,而消费者无法区分;人工智能的文案创作能力等同人类经验年限为2.47年,与人类存在1.36年的差距;在文案专业能力上,人类得分显著高于人工智能,特别是在创造性和洞察能力上;消费者对两类文案的整体感知水平无显著差异.文章结论不仅有助于明晰广告营销领域人工智能的创造力发展水平,而且在优化人才培养体系、创建人智互动新工作模式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管理启示.
相较于传统行业,超级平台具有数据质量、数量上的优势,极易利用数据优势获取消费者注意力,形成竞争优势.一方面,数据要素有助于平台不断调整自身经营策略,形成平台经济的新模式、新产业与新业态;另一方面,超级平台一旦利用数据优势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就很容易在市场上形成支配地位,提高市场进入壁垒,破坏市场竞争秩序.为有效区分超级平台利用数据优势实施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与正常经营行为,应进一步完善《反垄断法》的相关制度体系.具体而言,应细化相关市场界定、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与推定的考量因素,将隐私、创新等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之中,审慎衡量行为的竞争效果.总之,应强化对超级平台利用数据优势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监管力度,为中小平台企业发展提供帮助,释放平台经济创新动能.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传统养老模式已无法解决当前以照料需求为主的养老等问题,互助养老被寄予厚望.文章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微观数据,通过断点回归方法实证研究了新农保对互助养老的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领取新农保的农村老年人,其互助行为增加了52.4个百分点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减少农业劳动时间和提升幸福感是新农保促进农村老年人互助行为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于健康较好、收入程度较高以及东部地区农村老年人,新农保对相对弱势的健康较差、收入程度较低以及中西部农村老年人互助行为的促进效应更加突出.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完善我国农村的养老保障制度有助于互助养老这一新兴养老模式的构建从而实现我国"积极老龄化"的愿景.
大数据对互联网企业发展提供的强大助力,使得领先的互联网平台服务提供者,在市场准入、议价规则、服务提供、数据共享等方面,有能力实施限制竞争行为.从实践样态来看,互联网企业运用大数据实施的垄断行为呈现了算法共谋、滥用数据优势地位以及跨平台的经营者集中等新特征.基于大数据应用背景下互联网技术的新发展,有必要建立健全互联网企业在垄断协议的达成、市场支配地位滥用的认定、经营者集中的审查、消费者福利的克减等方面的反垄断规制框架.在包容审慎监管理念下,将反垄断重点集中于互联网企业的合规经营;引入相对优势理论,进一步规范互联网行业头部企业的市场竞争行为,构建实际竞争影响评判标准;按照分级分类的要求,明确不同层级互联网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完善有关配套监管措施;建立健全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共生共享制度,兼顾大数据反垄断和个人信息保护,促进消费者福利的提升.
跨境电商综试区是我国通过区域先行先试推动高水平开放的重要体现,也是结合新发展格局推进数字贸易的有效路径,科学评估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贸易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10-2020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将设立跨境电商综试区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跨境电商综试区设立的贸易促进效应,得到如下结论:首先,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设立显著扩大了城市的进出口规模,该结论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其次,城市物流体系完善、信息化建设推进以及跨境贸易企业集聚,是跨境电商综试区促进贸易发展的重要机制.最后,异质性分析显示,跨境电商综试区对于经济基础较弱和内陆城市的贸易促进效应更加明显,具有包容性增长效应.
大数据治理创新了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模式.现有文献尚未聚焦于该模式总体效应评价研究.通过提出大数据治理理论分析逻辑,并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给出其总体效应的测度.研究表明,"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试点"政策实施,显著降低试点城市AQI和 PM2.5、PM10、O3 等污染物排放浓度,稳健性检验支持该结论.另外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城市的大数据治理效应更为显著,中部的AQI和PM2.5 抑制效应大于东部,中西部对PM10 浓度和O3 浓度的抑制效应不明显;同时非资源型城市的治理效应强于资源型城市,治理需加大差异化应对.机制分析反映,大数据治理试点政策显著提高当地政府的科学决策和监管能力,但公众参与效应相对有限.研究结论具有推动我国环境大数据治理的参考价值.
针对主流电商平台的预售监管政策的变化,探讨了平台监管、商家预售策略和消费者购买决策是如何相互影响,经过动态调整逐步形成长期格局等问题.构建了三方演化博弈模型,通过理论分析和仿真讨论了可能的均衡以及稳定性.结果表明,在不同条件下三方共同演化可能会形成三种稳定均衡,其中两种均衡存在改进的可能.平台监管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可以通过实施精确监管,规范交易秩序,合理处罚违规行为引导商家合规预售,营造良好的环境吸引消费者,对电商生态进行优化.但优化路径受到监管成本等条件的限制,需要平衡成本、收益以及对其他两方的影响.同时也需要注意其他平台的政策变化,不断调整监管策略来保持竞争力.研究结果可用于分析预售监管政策实施后可能形成的格局和走向,提出改进方案,有助于推动预售市场的健康发展.
工时弹性化时代,西方发达国家采用变形工时制,实现加班时间的劳动基准弹性化规制,并通过扩张劳动者的时间自主权,减轻因缺乏加班时间上限的强制基准而产生的负面效应.为了解决我国加班时间安排劳动基准法律规制僵化的问题,《劳动法》应打破综合计算工时制与标准工时制的界限,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拓展标准工时强制基准规制的灵活性.在此基础上,以现行的年工时总量为上限,实施以3个月为参考期的加班时间弹性化规制,降低年加班时间总量.同时,明确规定加班时间弹性化规制参考期内日和周的最高工时数,完善加班的补偿休息制度和加班安排的决定程序,确保劳动者的时间自主权.从而实现"加班时间安排"兼顾"弹性"与"安全"的规制目标.
司法实务在否认关联公司法人人格的问题上存在泛化适用的乱象,与公司具有独立法人人格这一现代公司法基本理念相悖,可能会影响实践中公司集团的发展壮大.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泛化适用,主要可归于实定法缺位、非理性司法审判理念过多干预商业自治、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对债权人权益保护更为全面等原因.目前正在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已经初步填补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立法空白,但仍宜细化认定标准.未来司法实务在否认关联公司法人人格这一问题上,应当充分发挥第15号指导案例的指引作用,结合人员是否混同、业务是否混同等要素,以"财产是否混同"为核心,判定关联公司法人人格是否混同;同时考虑"人格混同行为"是否"严重影响公司债权人利益".此外,司法实务应当强化尊重商业自治的商事审判思维,并且坚持个案否认关联公司法人人格的裁判立场.
将员工的人与自然导向转化为绿色行为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微观基础,但其中的机理尚未明确.基于个性的认知—情感系统理论,文章探讨了作为员工个性系统构成要素的人与自然导向如何转化为绿色行为的认知(即员工自然联结)与情感(即员工和谐环保热情)传导作用以及环保服务型领导在其中的引导机制.对来自25个省份的企业367名员工的三阶段跟踪调查验证了员工人与自然导向对其绿色行为影响的认知(即自然联结)传导作用路径,并证实了环保服务型领导对上述的员工认知(即自然联结)与情感(即和谐环保热情)双传导作用效应的正向调节作用.这些结论为回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如何在员工层面有效落地的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
非营利组织和营利组织的一个显著的差异在于,非营利组织拥有更多至关重要的关系网络,然而我们对这样的关系网络还了解甚微.文章采用多案例分析的方法,研究中国基金会的连锁理事网络的发展情况和组织影响,以探究中国基金会连锁理事现象及其对社会发展的意义.研究发现,案例基金会存在明显的连锁理事现象,连锁理事网络对基金会的资金募集和公益项目合作具有重要影响,是提升组织绩效的关键途径.这些基金会通过连锁理事网络互相联系,形成自主行动能力,从而有效推动了基金会的发展.在共同富裕美好社会建设的背景下,论文研究为深化认识基金会发展规律、理解公益慈善发展的网络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数理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探究了数字化平台消费对制造业企业提质增效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平台消费显著带动了制造业企业提质增效,主要通过提振消费和加速商品流通提高效益水平,并推动数字创新提升发展质量;(2)实物与数字商品平台消费作用效果相近,但机制路径不同,前者促消费、畅流通和强创新作用明显,后者对消费具有非线性影响,且主要作用于企业的创新驱动发展;(3)平台消费更显著地带动了具有国有产权、处于资本密集行业、资本有机构成与数字化水平较低的企业提质增效;(4)数字化平台消费进一步深化了社会分工.对平台消费带动制造业发展内在逻辑的揭示,为更好地发挥其在筑牢实体经济基础和畅通经济循环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提供实践指引.
《商业经济与管理》和《浙江工商大学学报》均为浙江工商大学主办的学术理论期刊.多年来,两刊坚持"经世致用、学术一流"的办刊宗旨,秉承"精品化、数字化、国际化＂办刊理念,严格实行同行专家匿名审稿制度,办刊质量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以往研究主要从资源消耗的视角探索新求职者的求职自我效能感.文章利用社会认知理论,探讨"新求职者如何积累求职自我效能感"的问题及其结果.针对76名新求职者,通过历时四个月的追踪调查获取数据.MPLUS7.4软件多层次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每周求职重塑显著正向影响每周求职自我效能感;每周求职自我效能感显著正向影响次周求职重塑,并中介每周求职重塑对次周求职重塑的影响,即求职重塑与求职自我效能感之间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效应;每周求职自我效能感显著正向影响就业机会,并中介每周求职重塑对就业机会的影响.研究结果拓展了求职自我效能感形成及其良性循环效应的认识,对如何积累新求职者的求职自我效能感、促进其求职成功具有实践意义.
高频金融数据背景下金融资产收益率序列普遍存在微观噪声结构,并且存在较为明显的重尾特征;同时,金融资产收益率的协方差矩阵具有高维性和稀疏性特征.基于预平均方法和Huber损失函数,采用收缩估计方法,得到高频金融数据背景下金融资产收益率的协方差矩阵的估计.模拟结果显示收缩估计方法有着较好的效果.此外,以中国A股市场资产的高频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探究估计量在最小方差投资组合上的投资绩效.分析的结果显示:(1)预平均方法可以剔除绝大部分微观结构噪声对协方差矩阵估计的影响;Huber损失函数也可以减弱重尾现象对协方差矩阵估计的影响;(2)收缩估计量均能更好地估计总体协方差矩阵,并且在最小方差投资策略的比较中也拥有良好的投资绩效.
在我国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推动下,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引擎.基于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流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提升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不同类型流通企业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对国有企业、仓储邮政及运输业、东部地区流通企业的作用更强;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管理效率、扩大市场规模、降低供应链集中度三个间接途径促进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一步考察充分体现流通业属性的供应链集中度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抑制下游客户集中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并未通过降低上游供应商集中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论对于揭示数字化转型影响流通企业运行的机理具有重要意义,为释放数字红利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
"逐利"还是"重情",寓意着家族企业在代际传承过程中更加重视财务目标还是更加重视社会情感财富目标.这是家族企业在目标决策中经常面临的一个困境.然而现有研究对这一现象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缺乏足够的重视,因此文章区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不同阶段,研究企业目标问题.利用2006—2021年A股上市家族企业样本,实证研究发现:在代际传承期间,家族企业对不同目标的重视程度具有动态性,即接班准备阶段更偏向SEW目标,随着二代接班上位则更偏向财务目标.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并且证实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是代际传承中目标决策的影响机制.进一步检验发现,在代际传承的不同阶段,创始人任职情况也会对企业目标产生影响.最后,文章发现家族企业对于SEW目标的偏向是有代价的,表现为企业绩效折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