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莎的哀怨》是蒋光慈作品系列中颇受争议的一部.自出版之初,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政治立场便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即便是在文学史价值重估的今天,蒋光慈也仍未摆脱与其笔下女主人公丽莎一体同构的阴影.事实上,如果将这部小说置于以卡拉姆津《可怜的丽莎》为代表的俄国文学传统中考察,便会发现丽莎形象是超越作者个体经验的异域文化符号,这一方面引导我们重新梳理蒋光慈创作《丽莎的哀怨》的最初动机,另一方面则暗示了该作品陷于接受困境的真实原因.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不仅有助于修复文学史本身,还是对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微妙关系的一种重新审视.
俄国哲学家费奥多罗夫是"宇宙主义"的奠基人,他关于"共同事业"的理念早已超越了哲学的范畴,渗透到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底色中.新生代作家谢尔盖·沙尔古诺夫在小说《1993》当中以情节构建而非哲理思辨的方式提出了另一种宇宙主义:永生不是发生在某个个体身上的持续行为,而是以家族为单位的瞬间行为.鉴于此,探讨在机械化分工的大趋势下整合一切(包括生与死、审美与道德、文化与宗教)成为可能,而这一可能性所产生的背景只能是人类在追求不朽过程中被不断激发出的集体博爱精神.
尼古拉·克留耶夫是俄罗斯新农民诗派的代表人物.在他作品中体现出的生态神学观独具特色,既不同于欧美作家所呼吁的"人类以大家长的身份保护其他受造物",也不同于苏联时期大部分生态作家着力强调的自然生命中的人性特质.本文提出克留耶夫对于自然、人与上帝关系的看法应当在他所构建的"木屋宇宙"中去寻找,其中"共同劳作"的环节是将这三者连缀起来的关键线索,而诗人笃信的旧礼仪教派则规定了三者关系的模式.对于该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理解在国内鲜有研究的克留耶夫及其所代表的新农民诗派,更可以为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应对当下环境挑战和生态危机提供有益启示.
活跃在19-20世纪之交的俄国象征派是世界范围内象征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俄国象征派乃至整个象征主义而言,爱伦·坡都是其视域范围内所有文化现象的中心.正是在对爱伦·坡及其同类作家的不断阐释和重塑过程中,形成了象征主义独特的诗学宇宙观.本文选取俄国象征派的代表人物巴尔蒙特、勃留索夫、索洛古勃、勃洛克等为研究对象,从他们的译作、评论和部分作品入手,仔细梳理俄国象征主义者对爱伦·坡的接受过程,着重剖析经过译者提炼的“作者风格”是如何贯穿在其诗歌与小说两个领域的创作实践中的,并在此基础上尝试还原象征主义宇宙观在形成初期的大致轮廓.
感官体验和精神体验是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两个主要层面,通常来说,它们之间是主要与次要、显性与隐性的关系.然而,在蒲宁的创作中,感官体验和精神体验是相互独立且并置的存在,二者虽然引发截然相反的情绪,却最终指向同一个目的——人在肉体和精神层面上最大限度地回归自身并同周遭世界完全融合.这既是对西方哲学界反理性主义思潮的一种呼应,又是对俄罗斯传统哲学思想的继承,反映出蒲宁对于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沟通缺失以及造成这一困境之原因的深刻思考.
俄罗斯著名作家尤里·波利亚科夫近期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进行了关于俄罗斯文坛现状与趋势问题的演讲,并就此话题接受了笔者的深度访谈.在访谈中,波利亚科夫就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形成有其自身的文化、政治原因,并且不可避免地存在美学和社会层面的局限性.波利亚科夫以自身的创作实践提出,一种融合了后现代主义的现实主义正悄然兴起,后者势必对读者的阅读习惯及新经典体系的形成产生影响.波利亚科夫的观点对我国学界了解当下俄罗斯文坛,乃至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反思都不无裨益.
在小说《匪巢末日》中,卡维林通过不改变犯罪小说模式,而置换其内在真实观的方法,最终完成了"新经典"的塑造.卡维林树立的范式一再为1921年后肩负小说复兴重任的俄罗斯当代作家所借鉴,而现实主义则作为一种协调人与世界关系的有效手段重新迈入人们的视野,逐渐接近"一种不断前进的永恒现象".本文通过阐释《匪巢末日》中现实主义的三种变形,揭示卡维林是如何切断通俗犯罪小说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内部关联,并最终实现作品内涵和人文关怀之阈值最大化的.对该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认清当代作家在制造"新经典"过程中所面临的普遍障碍,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未被发现的"真实观",以此为线索人与周遭世界的关系在当下有望得到重新诠释.
“文化神话”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从其诞生源头来看,俄国象征主义者的参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说“普希金神话”及其相关的“黄金时代神话”是俄国象征主义者最初制造的“文化神话”,那么,由象征主义作家列米佐夫所组建的文学团体“伟大而自由的猿猴议会”与脱胎于其中的“谢拉皮翁兄弟”便共同构成了这一链条的终结.本文从神圣的命名、入侵的历史以及虚构的作者形象三个层面,围绕“日常生活与艺术创造的关系”问题对上述两个文学团体进行了对比和分析,揭示了在这条终结之链上艺术家对待文本、世界与自身的态度发生的微妙变化,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了“文化神话”的内涵在20世纪初期的流变及其终结的必然性.
中世纪诗人但丁提出的“诗为隐喻说”奠定了他与象征主义天然的亲缘关系,而他本人经由俄国象征主义诗人的译介和阐释,从原初的“人文主义作家”成为了象征主义的导师.本文尝试从永恒女性形象和先知诗人主题两个主要方面,解读但丁对俄国象征派代表人物的影响.如果说贝阿特丽齐与永恒女性的关系是但丁作品的内在精神和灵魂,那么但丁与先知诗人的关系则可以当作但丁作品的外延性特征来理解,对于这两个问题的阐释有助于我们认识俄国象征派诗人是如何看待自身与世界、与作品、与读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的,以及这些看法对他们接受经典作品产生了何种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