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对《埃涅阿斯纪》的续写、仿作及评论是对维吉尔史诗复杂性与两重性的一种回应,关注并补全了与史诗主旋律不协调的哀叹之声.20世纪中叶兴起的哈佛派"双声解读"亦是一种对维吉尔史诗中暗线、伏笔及结尾问题性的回应.引起文艺复兴时期学界关注的,更多是对埃涅阿斯违背父训,最终被愤怒和难以控制的暴力所击败情节的伦理;而当代的哈佛悲观派解读则凿之过深,将结尾英雄之怒颠覆性地解读为对奥古斯都的"谤诗".本文通过回归到文艺复兴时期学界对埃涅阿斯德行的伦理重估,探讨维吉尔是否在罗马时期已践行隐微写作.
19世纪现代科学的独立导致人文与科学知识的永久分裂和知识-权力格局巨变.在维多利亚社会,科学知识从人文知识中分离,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起关键作用的便是新兴的科学共同体——英国科学促进会.本文从历史维度追踪英国科学共同体的制造过程,试图揭示:英国科学界不遗余力营造科学秉持"中立"意识形态、以追求"客观""普世"真理为己任的形象,实则是自我权威化、增强科学知识分子集团政治影响力的一种有效策略.这种策略将科学家作为新的文化代理人推上历史舞台,赫胥黎是最具代表性的个案.
当代俄罗斯戏剧家科利亚达的戏剧秉持新启蒙思想,以人道关怀为内在底色,以先锋反讽为戏剧手法,对社会底层展开了自然写实的刻画.科利亚达戏剧多发生在临界状态的外省小城,多关注灰色生活中的普通人、小人物和边缘人,倾向于对剧中人物进行心理剖析和精神分析.科利亚达的戏剧语言风格介乎高雅与粗俗、官方与民间、规范与随意之间,常借用非标准语、化用民间语言和改写经典语句,表现出浓厚的底层性、狂欢性和异样性.戏剧介入观、先锋戏剧传统与后苏联社会现实影响了科利亚达的戏剧,使这些戏剧呈现出上述特征,同时也是剧作家荒诞诗学的根源.
美国语言派诗人查尔斯·伯恩斯坦与多位视觉艺术家合作,创作了多首体现其回音诗学的艺格敷词.借助图像学专家W.J.T.米歇尔关于艺格敷词的探讨,本文认为,伯恩斯坦在创作艺格敷词时采用了语言游戏、不确定性以及历时性与共时性相融合等创作手法,实现了艺格敷词语言的视觉再现,使诗歌跨界到绘画,展现了诗歌、绘画和读者三者的动态关系.
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为主体的"三套丛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和文化建设史上的伟大工程,代表了当时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翻译界和出版界的最高水平.丛书规划的历史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始于1958年,而必须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它的正式出版先后经历了1958至1964年和1978至2002年两个阶段.这套丛书的规划与出版史,与社会主义中国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同频共振,共和国的政治生态与思想氛围主导了这套丛书的创设、推进、停滞、重启与拓展.
塞巴斯蒂安·巴里的小说《无尽岁月》以19世纪40年代大批爱尔兰人在大饥荒后移民美国为起点,结合家族秘史、历史记载与文学想象,讲述一个在美国经历了印第安人战争和内战的爱尔兰人托马斯·麦克纳尔蒂的成长和挣扎.托马斯身上既有与爱尔兰人的刻板印象相契合的行为和品质,又有不见容于其所处时代男性身份成规的特征,寄寓了巴里对爱尔兰民族特性的理解.本文通过对托马斯人格中种种矛盾对立之处的分析,探讨巴里如何立足当下的意识形态话语为其对爱尔兰性的想象寻找历史根源.通过叙述主人公的成长与变化,巴里将流动的、建构中的民族性投射到这一象征性人物的自我重构中,试图在变动的爱尔兰性中寻找连续性.
阿莱克西的短篇小说集《十个小印第安人》通过重构追寻母题、书写文化物品的回归,表现了印第安族群的内部矛盾、争议以及他们与外部族裔群体的关系,反映出作家对印第安主权、印第安性等问题的反本质主义思考,体现出鲜明的世界主义倾向,尤其是对部落主义的狭隘、极端面的警惕.通过思考后现代城市中社群的异质性、恐怖主义与共同体关系等问题,阿莱克西用想象建构了基于同理心、超越国别差异的异质共同体.小说集展示了与部落小说迥异的印第安城市文学风貌,揭示了全球化、城市化对当代印第安文学的发展与演变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乌利茨卡娅的近作《雅科夫的梯子》以奥谢茨基家族的家庭变迁史为主要内容,记叙了宏大历史背景下各色人等的生命历程.小说记述中融入了大量与戏剧相关的元素,这些有关戏剧的书写,在小说对于时代与记忆、家庭和生命本质及个人命运等主题的深化中,起到了点明主旨、深化主题的作用.本文主要从"永不消逝的时代记忆""家庭史诗与家族传承"以及"生命的本质与人生的历程"三个方面,从不同角度探析作家的戏剧书写在深化主题方面的作用.
托马斯·曼常在文本中用"伪装"式写法隐藏真实信息,他对文本的诠释对研究者把握作者恩想脉络具有独特的意味.小说《威尼斯之死》问世后,托马斯·曼多次从文本层面把这部作品和歌德的人格及作品联系在一起.歌德的人格及作品对托马斯·曼的小说《威尼斯之死》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影响在小说文本中并没有直接体现出来,但暗含其中.《威尼斯之死》的主角因过于执着精神秩序和过度耽于感官迷醉遭遇失败,乃至完全毁灭,托马斯·曼藉此暗示,歌德结合精神和感官的综合命题才是战胜精神和生活困境的唯一出路.在《威尼斯之死》出版后,托马斯·曼对歌德的认识愈发深入,逐渐在创作风格和人文主义思想领域接近歌德.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露易丝·格吕克于2022年出版的新作《玛丽戈尔德和露丝:一本小说》以双胞胎婴儿的视角讲述了她们与父母之间的互动以及生活日常.在这部作品中,格吕克放弃了驾轻就熟的神话改写和序列诗写作,试图从尚未学会说话的婴儿的视角来展现自己作为作家的表达焦虑,抵抗写作源泉的枯竭.对于格吕克而言,该作是体裁和内容上的双重创新,可以视为格吕克创作生涯中的一次转向.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推行的亲西方外交政策和自由主义改革失败,关于俄罗斯发展道路取向的大讨论再度兴起,有不少人开始怀念昔日超级大国逝去的地理范围和政治权力,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在此背景下,号召在东西方之间折中,奉行强国复兴思想的"新欧亚主义"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末最受瞩目的社会思潮之一,在文学界表现为帝国怀旧浪潮的兴起.作为这一流派的重要代表,当代俄罗斯著名作家帕维尔·克鲁萨诺夫以创作回应现实生活和千百年来困扰俄罗斯的东西方归属问题.在小说《天使咬伤》中,克鲁萨诺夫以后现代视角展开瑰丽的想象,以横跨亚欧大陆的俄罗斯大地为底色,借助历史、神话、传说等神秘元素,融合俄罗斯精神传统中的弥赛亚意识和中国传统文化因子,擘画出一幅激荡人心的欧亚帝国画卷.
20世纪初,《王伦三跳》一经出版便奠定了作者阿尔弗雷德·德布林作为表现主义小说家的声誉.它虽以1774年发生在中国山东的农民起义事件为基础,但却绝非所谓的"异域情调小说"."王伦起义"事件被认为是康乾盛世的第一道裂缝,而德布林作为一名此前对中国文化几无接触的德语作家,不论是他对这一历史史实的理解或是处理方式,都无疑值得深入探讨.本文通过考据"王伦三跳"从史实到小说成书的过程,力图推测德布林想象中国的路径与特质,从而揭示德布林如何借助德语修养小说传统和表现主义新人叙事重构这一域外史实.
印度左翼文学重要组成部分、印地语进步主义文学继承了现代印地语现实主义文学对种姓问题的关注,通过作为审美意识形态载体的文学策略生产出了一种融合阶级和文化身份视角的种姓批判,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印度本土现实在文学创作中的有机结合.它对日后同样强调平等和抗争的达利特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启发作用.
列斯科夫借由笑谑话语舒展了民间语言粗鄙、低俗的褶皱,使之与文学语言在艺术文本中协调起来,相映成趣.《大堂神父》中狂欢的笑渗透在旧城人民的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无孔不入地内化在人民的日常交谈里,表现为骂人话、赌咒发誓、褒贬绰号、随机词、讽刺性模拟等笑谑话语的形式.笑谑话语的狂欢、悖反特质折射出作家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旨趣,呼吁信仰自由和在兄弟般团结和爱的基础上实现基督理想,这使列斯科夫的艺术作品在未来的长远时间里依然能保持活力.
原初浑然一体状态的浑融性体现出从19世纪开始一直贯穿至今的俄罗斯文化的"整体性"传统.藉由神话思维"浑融性"研究框架,可发现后现代哲学理念及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文学叙事、人物塑造、文体风格等方面均体现出相互杂糅的整体性状态;从原初神话的初级浑融到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二次浑融,俄罗斯文学形成了一个人类文明发展闭环.而在具有"整体性"传统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视域下,时空、文化、人物相互杂糅后具有天启之意的混沌世界更能体现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既是俄罗斯文学一个时代尾声,又是一个新时代起点的特色.
爱尔兰小说在过去三十年间出现明显的传记倾向,姗姗来迟的现代化、世俗化进程促使当代爱尔兰作家不断审视原本就在爱尔兰文学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历史题材,以历史真实人物为主人公却使用小说手法来再现历史的传记小说成为一个主要的创作文类.这一特殊文类的流行契合了后现代思潮对单一历史的解构,也体现出以新闻为代表的非虚构体裁对虚构文学的冲击.历史叙事从"以事为主导"向"以人为主导"转变,拷问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宏大叙事,用去中心化、去本质主义化的历史新叙事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书写爱尔兰人的民族性.
爱尔兰著名学者、《爱尔兰时报》专栏作家芬坦·奥图尔的非虚构历史述作《我们不了解自己:1958年以来的爱尔兰个人历史》以史实和统计数据为基础,将个人经验和历史意识相融合,描绘了现代爱尔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大变迁,以生动有趣的笔触讲述了一个民族国家的故事,达到小说的美学高度.在这一主题突出、情感丰沛的民族故事中,奥图尔着重对爱尔兰的民族问题做了深刻剖析,不论是分析民众对待宗教权威的逃避策略——"不知道的知道",还是分析北爱冲突背后的天主教殉道情结和男性气质,奥图尔都能切中要害,他的文字发人深省又不乏对民族和人民的爱与理解.诚如詹姆斯·伍德所言,继乔伊斯的小说之后,奥图尔的这部非虚构作品再次试图锻造民族的良心.
美国著名莎士比亚研究者詹姆斯·夏皮罗教授在新近出版的《莎士比亚在分裂的美国》中重新挖掘与解读莎士比亚戏剧在美国接受历史中鲜为人知的史料,并独辟蹊径地将莎剧比作"矿井中的金丝雀",视其为美国意识形态冲突中的预警装置.本文详细剖析"金丝雀"之喻的内涵,认为夏皮罗教授这一著作将莎剧的演出与美国种族、阶级、性别等领域中的冲突事件相联系,揭示了莎剧嵌入美国文化并成为政治话语一部分的曲折过程.作为一部文化研究著作,该著借用微观史研究中的"厚描"写作方法不仅梳理了莎士比亚在美国的接受史,更为重新解读美国历史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的《无可慰藉》呈现出跨媒介的音乐叙事特质,小说既横向地以四组三角结构发展了模仿复调中"病态的家庭"的主题旋律,更在此基础上以三组副部旋律深化了对比复调中"孤独忧伤的儿子"的主部乐思.模仿复调的多声部的叙事声音勾勒了主人公瑞德羞于启齿的童年,对比复调的主副部的应和描摹了瑞德内心的孤独忧伤.《无可慰藉》对复调音乐的文本模拟制造了时空迭变的效果,体现了一种特殊的时空观:模仿复调的三组应句建构了与主句同中有异的三重可能世界,暗含着瑞德寻求慰藉的多元意识探索;对比复调的三组副部将瑞德的过往、将来并置于当下,以其悖论的时间结构实现了对传统叙事的超越.
法国当代作家米歇尔·维勒贝克2022年初的新作《毁灭》在对于"衰老"的书写中呈现出锋芒渐敛、趋于平和的变化.在爱欲层面,《毁灭》中的暮年夫妻携手面对衰老与死亡,重审爱欲困境.在亲情层面,相比《地图与疆域》中的父子疏离,新作中的父子关系历经质的升华,折射出作家对西方社会老年伦理的理性反思.在叙事风格层面,相比以往"冷热交替"的两极变换,新作将平实、温和的叙事风格融于对生死的体悟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