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出台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对中国生产力布局进行的一次大规模调整,当时经济发展落后但占据了独特地理优势和资源优势的贵州省成为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之一.贵州三线建设历程根据社会发展水平和具体进展状况,可以划分为四个建设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三线建设者团结协作、艰苦创业的真实写照,体现了党和人民对民族振兴和社会发展的不懈追求.研究贵州三线建设的基本历程,总结贵州在三线建设中的宝贵经验并探讨其对当代的有益启示,对新时代赓续红色血脉、保持党的先进性、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我国社会治理在2035年的远景目标,其中包括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协调、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由此看来,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协商制度已经成为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必然要求.其中,协商决策作为我国民主协商的重要实践形式、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蕴含的各种协商理念、程序与制度,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要求间具有很强的内在统一性.以此构建协商决策模式,并将其融入社会治理全过程,将发挥其独特的优势和价值,汇聚成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强大合力.

在当前向基层治理赋能和赋权的背景下,城市社区合作治理为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具体路向.以社会信任、社会参与、社会规范等为核心要素的社会资本理论与城市社区合作治理存在紧密的内在逻辑关联,为城市社区合作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然而因社会资本发育和存量不足而引致的治理主体间信任不足、社会参与网络尚未形成、社会规范尚不健全等问题已成为城市社区合作治理失灵的关键因素,为此,需从理念层面、结构层面、制度层面、工具层面增量社会资本,矫正城市社区合作治理的失灵.

三线建设为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其蕴含的内在精神特质具有重要历史价值.新时代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发展,须在弘扬三线建设精神的基础上,抓住新的历史机遇,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协同创新为动力,以科技进步为内核,着力打造西部地区新的重要增长极,共用开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的新局面.

县域政府为提高政府治理水平,在社会治理中更多地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为推进互联网数字政府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式.信息化在数字政府中创造巨大价值的同时,信息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个人信息被盗、信息污染、信息诈骗、网络欺诈等事件频繁发生,信息安全问题严重威胁着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因此,在积极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同时,县域政府应重视和强化对相关安全风险的治理.

"乡村兴则国家兴".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不断促进农村治理的转型和完善,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随着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广泛应用,数字信息技术正在转变为新的生产要素和治理工具,为农村基层地区的数字治理提供条件.本文分析了农村基层数字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优化治理方略,以推动农村基层数字治理更好实施.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价值追求,而正义感则是衡量公平正义的重要尺度.强化公务员正义感是加强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建设的重要手段.公务员正义感是指公务员在公共行政过程中所应具备的正义性情感、正义性反应以及给予社会公众的正义性体验,它包含行政道德正义、行政话语正义、行政行为正义以及行政心理正义等四个方面.构建一个优良的正义感反应系统并强化公务员正义感,有利于提高公务员队伍素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高政府公信力、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在社会治理精细化中发挥了其重要的价值功能.实践中,我国社会治理精细化尚处于起步阶段,技术认知度与成熟度不够、技术风险与责任难定、治理碎片化等问题正在成为科技支撑下社会治理困境的突出表现.未来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为出发点,不断加强技术创新与协同,合理规避技术风险,切实构建多元治理格局,建立健全社会治理机制,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

每当发生重大的自然或社会公共危机,公共管理面临的情境就更为复杂,也会有更多不确定性.政府部门作为公共物品的供给者和社会治理的主导者,需要在极限条件下应对公共危机并维持社会有序运行.在"急时行政"背景下,面对全方位的危机挑战,政府单一行动主体的行政力量与资源储备明显不足,要求整个政治与行政体系必须迅速切换公共治理状态,并吸纳和注入公民社会的资源和力量,形成危机应对的合力.塑造政府与社会复合共治模式,加强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与合作,有利于在短期内为行政管理系统内部快速注入社会外部资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化解公共危机的作用.为此,文章提出通过"强化信息沟通共享,增进政民交流互信;推动社会组织发展,构筑政社合作格局;培育个体公共理性,提升责任担当意识;健全政民合作机制,确保合作稳定有效;多元共治网络舆情,增强政府舆情引导力"等,强化政府与社会合力应对"急时行政"的策略.

地方政府决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和利益分配的重要手段,与地方社会公众的生活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而公共政策议程作为政策制定的重要环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公共政策质量的优劣.实际上,地方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程度直接影响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因此,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推进地方政府决策的民主化进程,充分提升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质量,以实现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少数民族乡域社会治理是在多元主体协同互动作用下,对乡域事务进行管理的过程,可以从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乡域社会治理两方面对其内涵进行阐释.少数民族乡域社会治理的价值在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促进治理主体多元化和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少数民族乡域社会治理的完善将会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方式的规范化及治理成本最小化和治理效益最大化加以推进上大放光彩.

文章回顾和梳理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文化建设的基本历程和取得的主要成就,并从新中国70年文化建设的经验中获取推进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有益启示.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和利益分配的重要手段,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密切相关,而公共政策议程作为政策制定的重要环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公共政策质量的优劣.实际上,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机制与协商民主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设计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必须在分析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实现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建构的协商民主诉求回归、优化结构和功能、创建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民主协商机制等三个方面,来探寻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优化的实现路径.这将有助于引导社会公众有序参与政策议程,促成公众议程与政府议程的良性互动局面,最终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质量,实现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近年来,随着法治政府建设的不断推进,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规范化和合法化逐渐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务院相继发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2004年)、《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2008年)、 《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2010年)三个文件,分别对行政决策、重大行政决策的机制和程序等进行了规定,使重大行政决策制度成为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国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优化提出了新任务和新要求.至此,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法治化建设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各级地方政府也先后出台实施细则予以推进,成就斐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提出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强调要实现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由此看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制度已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将协商民主理念、程序与制度纳入政府决策过程从而构建协商决策模式,是当代中国政府决策模式创新的重要选择,也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途.

政府决策是政府对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实施有效管理的首要环节和重要基础,我国政府决策的优劣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败兴衰.我国政府通过制定公平、合理、有效的公共政策,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整合公共利益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代中国政府决策的优化,应建立在科学界定其内涵、特征的基础之上,以保持和谐稳定的政治局面、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有效配置社会资源为标准,通过强化政府决策的制度建设,来推进中国政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进程.

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综合国力极大增强.但同时中国社会也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各种社会矛盾已呈现出多发性、复杂性、突发性、群体性等特征.针对我国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存在的问题亟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予以解决,以充分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我国地方政府以往在经济社会事务的决策中主要是采用精英决策模式或政府管制型决策模式,不利于公民充分行使对政府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协商决策模式的确立,有利于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平等交流与良性互动,也有利于提高政府决策质量和社会效益,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探索,也是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有益尝试和大胆创新.但目前我国协商决策模式的运作还面临着一定的现实局限性,对此我们亟需引起高度重视.

As the result of evolution between different generations of peasant workers, the newly-born peasant workers have become the main force among Chinese peasant workers. Just like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peasant workers, the newly-born ones hav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and has promoted our modernization by means of labor transformation as well. However, nowadays, the newly-born peasant workers’ status quo in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al life makes us worried.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aims such as establishing the expression system for their interests and appeals, solving the problems related to agriculture, villages, and farmers, and establishing an over-all well society, we should begin with the aspects such as promoting the workers’ competence, exploring new approaches, establishing related systems and organizations, constructing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and so on.

在现代民主社会,尊重和实现民意已成为公共政策制定的逻辑起点。重视民意的充分表达是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根本依据,也是地方政府公共政策顺利实施的重要前提。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民意表达呈现出新的特点,也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应从观念变革、制度建设和具体操作这三个层面来探寻破解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民意表达问题的有效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