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高铁发展是否经济的问题受到广泛关注,仅采用费用效益分析的高铁运营效益评价无法全面衡量其产生的广泛影响及效益.基于对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的调研,结合文献研究与德尔菲法,界定了高铁广义效益的内涵和机理,从经济、环境、社会三个维度构建了更加符合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高铁运营效益评价框架.同时,以京沪高铁为例,结合专家赋权法和熵权法进行综合赋权和评价,验证了该框架的有效性和实用性.评价结果表明,京沪高铁具有良好的广义运营效益,并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其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变化趋势并不相同.
碳达峰、碳中和是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一环,京津冀区域低碳领域的协同发展有利于推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促进国家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近年来,京津冀区域积极响应"双碳"目标的号召,在低碳领域协同发展方面取得突出成效,但依然存在合作意愿不足、合作协议的执行成果不佳和协作网络尚不成熟的困境.从制度性集体行动视角来看,主要受到差异化诉求、交易成本与合作风险等因素的影响.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对现实层面重大而紧迫的问题的系统性反思与回应,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的深化相一致.理论主题、根本性质和世界历史意义这三个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基本问题,尤其需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中深入阐发.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理论主题与中国道路探索的核心课题相一致.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初步构建,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的深入探索.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深刻特殊,严格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其实呈现出的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普遍性,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扬弃与超越.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世界历史意义的最高表达和集中呈现,也是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依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词自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已历时80多年.自20世纪末学术界再次掀起重新研究的热潮,业已延续20余年.历年来,其理论意涵、实践意涵、政治意涵、社会意涵、文化意涵、思想史意涵、精神意识形态意涵、中外文明融合意涵、时代化大众化意涵等被附加了异常丰富的意义.这里仅探讨一个本源性问题,即"中国化"究竟"是什么".其实质包含三个方面:1."所化者"是什么样的客体,即何种"马克思主义"?2."化"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运动?3."化成者"是什么,即中国化的理论产物,它价值上应当"化"成什么样的?它事实上"化"成了什么样的?本文就此评述了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加以讨论.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既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提供了实践场域,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提供了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和发展逻辑.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为指导,系统揭示在成功开创、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理论创新及其形成的科学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基础上,我国已初步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形成的历史背景、如何体现世界现代化普遍特征、如何超越西方式现代化、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联系、其原创性贡献和重大意义等重大问题,从而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化理论提供理论支撑.建立和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至关重要.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必然趋势,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然产物.文章解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缘起、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中华文明优秀成果的赓续传承,从实践之源、理论探索、价值意蕴三个方面来释证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整合功能是政党的主要功能之一,统战工作是使命型政党促进社会协调与国家整合的重要法宝.百年统战工作历史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程中,党的全面领导整合了现代化治理的社会政治力量,为新时代统战工作构建新型"五大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创造了理念前提和政治基础,党所发挥的协调各方、自我革命、举旗定向作用,又为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提供了坚强的行动保障.
乡村数字治理作为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支撑,是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有力抓手.可以从乡村公共管理数字化、公共安全治理数字化、公共服务治理数字化三个层面,对乡村数字治理运行的社会基础加以考察.整体而言,乡村数字治理"三化"取得较大进展,但东中西部乡村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各类数字治理技术优化空间较大.在乡村推进数字治理,会面临数字鸿沟,制约数字治理可及性;治理主体数字素养不足,制约数字治理有效性;数字技术场景适配度低,制约数字治理适应性;治理过程"孤岛"化,制约数字治理协同性等现实挑战.未来要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缩小乡村数字鸿沟;提升干群数字素养,培育数字治理有效主体;精准研发技术,推动数字技术适配治理事务;加强条块、政社协同,强化数字治理执行保障.
政务数据协同治理是增强数字政府效能,不断提高政府服务水平的有力支撑.具体来说,政务数据协同治理在主要目的层面,是为了促进政务数据与社会数据的融合,并进一步实现政务数据价值的最大化.由此确立了政务数据协同治理的一系列形态,围绕治理主体、治理工具与治理对象、技术创新与公民需求,不断提高数据质量和服务的专业性,实现数据治理的协同效应.为此,政务数据协同治理应采取以下实现路径,即聚焦安全与发展的关系,以及政务数据协同治理的整体性和规范性,以人民为中心,注重公共价值的耦合和内聚.
伴随着我国移动应用、大数据、物联网等网络信息技术加速迭代,数据在现代社会中的关键地位逐渐凸显,为传统政府治理走向数字化提供了参考方向.本文以我国地方政府数字化建设路径为研究对象,构建"技术嵌入—理念革新—制度建构"的理论分析框架,旨在探讨地方政府如何顺应数字时代浪潮,更有效地发挥自身治理效能.综合多地实践发现,地方政府数字化建设模式,在动力方面,注重回应民众的关切和需要;在工具层面,注重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的嵌入;在价值层面,注重社会各主体在政府公共服务提供中的参与度;在结构层面,注重战略规划和制度建构的共性特征.要进一步推进地方政府数字化建设,还需要从技术、组织、制度、价值等方面进行创新.
在信息社会中,技术已成为一国或地区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平衡发展要求在公平基础上进行国际技术转让,但由于技术霸权主义的存在以及目前无国际技术转让的统一实体法,国际技术转让主要由国内法和有关国际条约或协议中相关的零散规定来调整,其制度虽有所发展,但更多体现了发达国家意志,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跨国公司在不转让核心技术前提下,通过研发、采购和管理策略等方法,实现其赚取超额利润的目的.针对目前国际技术转让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中国应完善国内法,加强国内产、学、研联动,通过合理的国内技术转让法律制度提高技术使用率,推动经济发展,提升创新能力;国际层面,善于借助"一带一路"平台及区域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积极参与并推动国际技术转让规则的制定,力促统一实体的多边国际技术转让协议的形成与实施.
运用复杂网络方法,创新性地构建了中国证券发行承销商关系网络.通过构造承销商网络来确定承销商的行业地位,诠释网络中心性指标对于IPO首发特点的影响,探索承销商关系网络对于新股发行定价的作用,为解决新股大量破发提供政策建议.
现代化是人类资源认知水平和技术利用逐步提高的产物,是资源认识和开发利用的革命性变化.中国式现代化资源线索明显,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资源路线,具有自身独特的逻辑.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资源内涵的不断延展、党的领导下资源动员机制的持续创新、现代化进程中资源配置逻辑的适应性调整、时势转化中资源获取策略的不断转型、实践中科学资源观的逐步形成等,是内蕴于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大资源逻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资源安全是基石,资源效益是重点,资源均衡是关键,资源正义是本真,资源优势是保障.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人类文明新形态进行了多方面的阐述.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文明协调推动、全面发展的维度来理解,这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文明形态,是一种先进的文明形态;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维度来理解,这是一种和平的文明形态,是创造了人类工业新文明和农业新文明的形态;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维度来理解,强调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
数字政府建设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举措,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支撑,而数字政府建设必然要在法治的环境中进行.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目前已经建立起以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为主体的立法体系,电子政务发展指数居于"非常高水平"的等级,但也存在着法律体系尚不完善、执法标准尚不明确等问题.为此,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进行专门性立法,出台相应的《数字政府法》,为数字政府建设提供法律保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建立并落实相关执法标准.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要以多元主体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共同体培育来解决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缺失的社会问题.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培育是社会治理的创新形式,期望通过多元协同的主体合作,规范有序的环境营造以及协调均衡的内容创新来解决环境治理问题并提升治理效率.因此,基于社会治理创新主体、内容与环境分析当前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培育进程具有指导意义.针对当前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培育进程中存在的治理主体碎片化、治理环境不稳定与治理内容滞后的问题,要坚持党的领导,通过培育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与具有自主性的社会参与主体,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转变政府行政范式,重塑农村信任机制,来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培育进程.
党的二十大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已经从道路的创造上升为理论的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在内涵上包含有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的论述,外延上确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并擘画了时间表和路线图,特别是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方法论作为其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建构的普遍性意义,不仅在于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超越并赋予现代化以新的内涵,而且在于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超越并赋予社会主义以新的内涵,它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将通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实现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理念.
数字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风险和挑战."数字鸿沟"不断扩大、数字霸权主义抬头、全球经济社会潜在风险不断增加、全球数字治理制度竞争等严重阻碍着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这些挑战和风险亟须国际社会合作,加强全球数字治理.无论是美国的"数字霸权"还是欧洲的"数字主权",都因基于私利而遭到国际社会的抵制.作为世界第二大数字经济国,中国坚持数据主权,大力推动数字技术发展,积极开展数字技术国际合作,为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同世界各国一道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完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党的二十大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和内涵,指出了脚踏实地的奋斗路径,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契合中国国情、与世界各国共谋进步的发展道路,是人类文明形态的伟大补充与创造,与西方现代化模式具有本质不同.本文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分析了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然性、必要性和正确性,阐释了区域协调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联系,讨论了如何以更高站位、更优质量、更新面貌、更高效率全方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提出增长极模式、创新试验田模式、推进要素自由流动等发展建议.
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是新中国外交的一贯方针和立场,也是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基本立足点.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严峻而复杂,国家领导人近期的一系列出访和重要讲话,再次反映出中国对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的高度重视.中国在开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时,始终注重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彼此互帮互助,共同聚焦发展.在实践中,加强南南合作的工作重心及主要路径,包括加强南南合作机制建设、致力于全球减贫事业、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深化与各国的人文交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等.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能够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也有利于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对推进现行国际秩序的完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