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最具影响力的宁川文化名士之一,崔世召的文采、政绩与人格形象,在地域文化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究其精神气质,可发现其家族姓氏图腾与作为地域文化符号的宁川白鹤岭,具有相同的"振翮情结".而在崔世召留下的大量诗文、史传及地方志等文献中,亦有大量由山、羽图腾与白鹤意象构成的文化符号,及以山、海、鹤、月为核心的地域文化意象群.以渊源学与符号学为切入点,厘清崔世召及其家族世系的精神气脉与宁川白鹤岭相关联的"振翮情结",既有助还原崔世召的文化思想,亦可经由"振翮情结",管窥古鹤场的地域精神气韵与崔氏图腾的意脉传承.

闽东畲族有大量关于石头意象的故事,既有灾厄中能庇护人类的"石母",也有接济人类、生生不息的"流米石".石意象的隐喻是在闽东畲民所崇奉的"天人合一"观基础上应对突变灾厄与寻常世态的辩证态度与文化模因.作为自然与人的中介,石意象的"使者"意义体现在:它既与人共存共难又暗藏了自然对人性的考验,通过考验者受到"使者"直接庇佑,而违反"天人合一"观的自我意识,则毁伤"使者"、受到惩罚.石意象及其在民间故事中的传承,折射了闽东畲民世代流传的灾厄观与生态观,而无论是"石母"还是"流米石"均有隐性的"哺育"内涵.石的"性别"指向,决定了闽东畲族石头故事源于母系氏族社会,石意象是古老且见证族人原始文化观的民族符号,以质朴的形象寄载并传承了民族文化模因.

宁德畲族民间故事作为一种来自宁德民间、反映地方民俗的文体再生方式,其母题有独特的潜在话语建构与再生方式.在宁德畲族民间故事母题的解构过程中,以宁德民俗传说等为蓝本的畲民故事,通常并非类同地转引或复制当地民间故事,而是凝聚了丰富的宁德畲族民俗文化特性、民族信仰因子,本质上是闽东畲民应对时代潮流时,地域民族文化自信的坚持与发展.通过对畲族民间故事文本潜在话语的例释,审视畲民故事对汉民族经典故事母题的改造与创新,展现宁德畲民文化自信的母题表现手法.阐释宁德畲族民间故事文本再创造的文化理论意义,与宁德畲民文化的现实意义.

英国汉学家哈罗德·阿克顿与北京大学英文系学生李宜燮合译冯梦龙"三言"作品,结集为《四则训诫故事》,在英语世界发表,拓宽西方世界了解冯梦龙"三言"作品的思想维度.阿克顿《四则训诫故事》的译作甄选视角,突出了冯梦龙"三言"的人文主义精神,打破传统译著选材的伦理禁忌,使译本主旨更真实地反映"三言"的创作动因与人文风貌.阿克顿以其纯粹唯美主义文化思想,将"以诗译诗"翻译笔法与忠实原著中国风格的直译策略结合于译作中,使译文呈现浓郁的异域风情与绮艳文风.

民间故事建构异托邦故事母题,融汇了民间故事撰述者对异托邦的传奇想象.民间故事母题建构的时空改写手法,不仅使虚构现实与异托邦的关联加深,同时延伸了既有母题的思维广度.民间故事对异托邦母题的时空改写,既是内化"他者"视角,进行除了物与我之外的第三者智性观照,也是对内化自我形象的镜鉴,是民族话语与主体欲望的外在投射.时空改写与异托邦的母题书写,在文学审美价值上,形成了想象与现实间的文本纽带,并以文本的实际流传效果,验证了异托邦时空改写母题的精神能量.

深为中国文化韵味所迷醉的英国汉学家哈罗德·阿克顿爵士,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彼得拉庄园,并将中国北京列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在他的回忆录及其所撰的以北京为蓝本的小说中,将心中符合其严苛"爱美家"精神的三处精神家园,进行了工笔细刻式的描绘.通过展示阿克顿以古韵、华美、细腻、天然为特色的独到审美理念,彰显一位具有国际眼光的中西文化交流使者,所拥有的宽容、大气、厚学、严谨之世界文学家审美风范.

在殖民主义写作场域下,东方形象常常出现“被女性化”的尴尬局面,更受西方读者接受的东方男性形象往往以阴柔见长,而东方女性形象中可贵的刚劲只体现在对西方无条件的膜拜,故凄美忠贞的“蝴蝶夫人”深植西方人心.通过皮埃尔·洛蒂的《菊子夫人》对既有“蝴蝶夫人”形象进行影响研究溯源的同时,发掘殖民主义创作立场下东方形象性格、性别、体格的弱化,及与现实主义风格下东方形象的真实性的差异,探究殖民主义创作期待视野下东方形象被弱化性别、淡化情感等文学创作现象的深层原因.

在比较文学课程教学中,理论寻根法使得同质的文本与理论被罗列于一个思维场域下,拥有理论书写的文学创作具有人文主义和逻辑思辨的双重高度,理论寻根法的介入,使得既有文本具备其能生成文学批评的初级条件.而现实理论寻根教学实践中,如能以自身创造的理论思想指导并融入自己的作品,就构成了本体理论寻根的最佳范例.以司汤达的著名作品《红与黑》及其理论文本《十九世纪的爱情》管窥本体理论寻根法,并对作品中自诠的爱情结晶理论及爱情分类等进行阐析.

Famous Chinese Plays是英国汉学家哈罗德·阿克顿与美国戏剧学家L.C.阿灵顿于20世纪30年代合作翻译编撰的中国京剧经典曲目汇集.这部译作不仅融汇了两位译者作为汉学家对中国传统戏剧艺术形式——京剧的关注,也倾注了两人对中国戏剧文化的个性化审美体认.这种基于西方文化而又寻求突破传统的异质审美取向的审美模子,在译介中撷取中国传统戏剧文化养分的同时,也不自觉地融入了西方文化浓厚的受体因子的评介体系,既旨在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艺术形式,也兼顾了西方文化体系对中国传统审美理念的个性化维度思考.

文学翻译是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中的译介学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良性的大规模文学翻译运动是文化兴盛的前提。译介学中的文学经典翻译研究,不但需要借助扎实的学术史料及版本学研究来厘清翻译思路、开拓异语语境学术眼界,而且必须重视审美体认和文艺学理论的结合,在审美上尊重放送者与接受者双方文化中的民族精神,从不同民族的审美理念出发,对文本翻译中的偏差作出详细分析。在翻译策略研究上,以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和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思对《红楼梦》前80回英译为例,将两位翻译家的生平、译介理念与译本对照特点研究译介学如何从文本中"走出";再以细节对照个案研究译介学对"走进"文本的要求。

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教学过程中，将17-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与罗柯柯（Rococo）运动中的中国园林艺术“Sharawadgi”西渐这两个文化现象串联在影响研究的讲述过程中，方法上既可以避免纯理论的抽象，又能够使学生形成“中国在世界中”这一比较文学的自觉意识。厘清西方时人对中国园林艺术精要“Sharawadgi”的流传与误读、异化等文化现象为例，以实例引导理论分析的多层面展开，改革传统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教学中，以理论提纲生硬列举个案的陈规，让个案从实证和阐释的层面成为串联相关理论体系及分支的主线。

文学的真挚感是它的得以引发读者共鸣的内质，也是译作引发异语语境下的读者共鸣的根源。译作是否能够传递真挚感，考验着译者的理解和翻译这两个方面的能力，同时也决定了译本的价值。以汉译经典作品杨宪益、戴乃迭《红楼梦》中的薛宝钗形象细读，剖析杨译本中对东方“完美女性”形象的译介，展示译者的译介策略。

18世纪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一味醉心已转向审视与批判,这些批判的声音中兼有理性和非理性的元素。18世纪的英国学者珀西,不仅对17世纪西方盛赞的中国圣哲任用制度进行质疑,还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了声讨。反观这种他者眼光审视下做作的文化作品,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蕴含的中国真性美元素,诗言志这种写作意图能够解开中国诗歌在他者眼中难以捉摸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