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局部拓展权力转移理论的基础上,形成解释美国南海政策对华制衡强度变化动因的理论框架.文章提出,在南海权力有限转移阶段,"菲律宾或越南成为制华责任承担者的意愿"是美国南海政策对华制衡强度变化的关键影响因素.文章援引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作为验证案例,证明菲越成为制华责任承担者的意愿从"积极"向"减弱"转变,以及从"减弱"到"积极"再到"缺乏"转变,导致奥巴马政府南海政策的对华制衡强度增强,以及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的对华制衡强度下降后升级.基于该理论框架,本文判断拜登政府南海政策的对华制衡强度较特朗普政府中后期有所降级,尚未滑向冷战的战略轨道.

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五眼联盟"中澳英加新四国在美国强压下趋于追美遏华.已有文献指出澳英加新四国追美遏华存在明显的差异,但既有研究未明确其中的具体机制.要理解澳英加新追美遏华的差异,在考虑美国压力作用的同时,四国国内政治的干预作用也不容忽视.澳英加新国内公众舆论的支持或反对,对来自美国压力起着强化或抑制作用,进而对四国追美遏华水平造成影响.但四国追美遏华水平的最终呈现,还取决于其执政精英对公众舆论的认知定位.本文称之为执政精英理念,这一因素将直接影响公众舆论对美国压力的干预作用.澳英加新的策略选择,为这一分析框架提供了经验层面的证据.

一国的内外政策受诸多因素影响,但很大程度上与其政党政治密切相关.马来西亚政党政治兼具竞争性与协商性的特点,执政党与反对党联盟之间、政党联盟内部包含了多重竞争与多元合作关系.文章选取"政权内部政党共识凝聚/分裂"和"在野党支持/反对程度"作为两大内外政策影响变量,尝试构建马来西亚政党博弈对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进展影响机制的分析框架,并通过纳吉布政府和马哈蒂尔政府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的政策回应为验证案例,以期更为客观地解构马来西亚政党博弈与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进展影响间的逻辑联系.研究表明,马来西亚政权的频繁变动会直接引致各政党对"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推进的重新博弈或多维博弈,进而对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进展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

本文以新古典现实主义为理论基础,选取中美科技实力对比态势为前置变量,选取美国科技利益和五眼联盟成员国配合度为自变量,构建能够在科技领域解释五眼联盟转型动因的分析框架,并援引中国华为公司事件验证五眼联盟转型机制.华为公司作为中国科技实力的典型代表,其技术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美科技实力对比态势,导致美国促使五眼联盟转型遏制中国华为公司及其技术发展.然而,在对华为的共识和战略行动层面,五眼联盟其他成员国只是部分配合美国战略需求,最终导致五眼联盟转型为科技围堵联盟.在拜登政府时期,五眼联盟有可能朝着两种战略方向发展:一是维持科技围堵联盟;二是进化为综合性战略联盟.

美国主导的、以遏制中国为主要目标的“印太战略”,尚处于构想阶段,主要原因是美印之间尚未迈出结盟的关键一步.争取印度以盟国身份加入“印太战略”是美国最理想的愿景,但在制衡中国、双边防务合作、对巴政策等关键性战略问题上,印度的政策无法与美国的目标保持高度一致,而印度奉行的“向东行动”政策又在某种程度上排斥“印太战略”,这使得美国对于印度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的角色定位,始终处于一个选择的矛盾与困境中.本文认为,美国对印度在“印太战略”中角色定位的现实选择,一是拉拢印度维持印度洋地区均势平衡,以便更好地扮演离岸平衡者角色;二是期望印度在“印太战略”实施中提供地缘政治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