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古代中国最早且具备代表性的乡约文本,《吕氏乡约》《乡仪》存续着古礼与伦理本位的人际交往模式.两者沿袭了古礼并加以创新,提供了人际交往的情境性礼仪与规范.在自涉入上,个人"孝悌"被向外延伸为乡村人际交往的情境性礼仪,"克己复礼"被落实为情境中涉入分配的规则.与他人交往时,情境性礼仪既有"明分"来搭建长幼有序的交往格局,又有从选举到议事参与全过程的相对平等的协商交往规范.乡约的人际交往礼仪呈现出中道和适度的涉入义务.乡约乡仪以集体共在的仪式与道德情感的再植入"调音"了 日常生活,使之显现为"公共性""道德性"的交往情境.特殊仪节与聚会创造了公共空间进行共在活动的需求,以共在的时间将人际交往转换为集体的伦理操演;正向的情感感化和面子惩罚机制触发个体内心的认同并使之遵循情境性礼仪.乡约兼顾个体成人与关系维和的双重功能:自我实现具有超越性与社会性的"即凡而圣"价值;人际关系的维和建构了伦理情谊化的乡村熟人社会.《吕氏乡约》《乡仪》的伦理操演与情感感化机制对当前乡村人际交往和公共生活建设均有裨益.
在媒介化理论视角下,数字技术使家庭传播遵循一定的媒介逻辑,媒介作为行动者与家庭主体进行动态的相互作用,在数字化的代际沟通与反哺中扮演重要角色.具体到微信媒介化的中国家庭,通过扎根理论研究发现,微信在Meyrowitz提出的媒介三重隐喻维度对家庭传播产生影响.首先,微信作为渠道,在代际沟通中生成分裂与弥合的张力;其次,微信作为语言,表情包以流行文化的方式重塑家庭代际沟通,消解了家庭的传统权威结构,微信赋予年轻子代话语权,亲代与祖代在数字语言使用中呈现"延伸""替代""融合""适应"的趋势;最后,微信作为文化环境,使家庭亲子关系的纵轴重心位移,增强了家庭的情感沟通,微信与流行文化的关联也蕴涵着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商业正悄然渗入家庭传播场域.
“察言观色”是中国传统“家天下”文化背景养成的说服传播技巧.在梳理“察言观色”词源学与哲学意蕴及其历史流变的同时,引入戈夫曼的社会情境理论与米德的符号互动论来加以阐释,从而论述了“察言观色”在中国说服传播视阈中的深刻内涵,剖析其产生的社会制度背景和传播结构,总结出其艺术表现,并在与古希腊说服的比较中阐发出其背后蕴含着的中国传统传播艺术伦理.
从大众传播时代到新媒体时代,媒介类型的转变与社会及人类相互作用影响,产生了多组对立统一的辩证影响.本文从媒介生态学视角,以移动短视频为例分析了媒介数字化技术对人的文化身份、对人的思维以及对社会文明的双面性影响,并用黑格尔生命辩证循环理论对数字化技术的生产关系进行批判,提出面对移动短视频的辩证影响,人的主观能动性能够进行选择,达成自我意识的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