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举世公认的古老文明之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神秘瑰丽的古蜀文明乃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20世纪30年代初，四川广汉月亮湾遗址的考古发现，揭开了古蜀文明研究的序幕；而自2020年秋以来，广汉三星堆遗址新一轮6个祭祀坑的大规模考古发掘，使古蜀历史文化成为社会与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通过长时间系统深入研究，学界已构建了一个较为普遍认可的古蜀文明发展与变迁链条，即营盘山文化→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晚期蜀文化→秦汉巴蜀地域文化。宝墩文化就位于此链条的前端，可谓天府之根，是古蜀迈入文明的历史见证。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深刻改变着高等教育,也为新文科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在教育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引发教育格局、教育目标、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的巨大变革;在科研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对未来的学术范式、研究方法、研究问题以及具体研究工作的开展带来创新.但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生成内容的准确性、生成方式的合法性以及技术应用造成的依赖性等方面存在风险.尽管还有很多弊端,但不可否认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新文科建设深度融合的时代已经到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以友好而谨慎的态度充分合理地利用新技术,从文科学生的培养方案、教学主体的素养提升、学科建设的交叉融合和技术规范的合理完善等方面助推人工智能与新文科建设的深度融合.既要学习接受新技术和新问题,也要谨防新风险和新挑战.
"异化劳动"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核心概念.虽然在他1844年后的著作中也能找到其表述,但已不再作为核心概念使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指出,可以借助"异化劳动"概念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但是到了《资本论》,马克思却是以剩余价值为核心概念.为什么马克思要放弃借助"异化劳动"概念阐明经济学范畴的计划?沿着这一问题出发,可以发现马克思不再借助"异化劳动"概念的四重根据.厘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核心概念的转换历程,是研究"两个马克思"问题的前提.
不是"自我"拥有身体,而是身体拥有"自我".这是我们在返回孔子的"身体观"时,首先需要澄清的一处认识.尽管"自我"与身体之间的界限在"子曰"之中经常是模糊的,但是作为人自身所是的那个德性化身体,却极易被"自我"所遮蔽.因此,确切地说,"修身"并非对身体本身施加某种操作,而是解除"自我"对身体的遮蔽,让人的德性化身体能够显现出来.德性化身体以自反性的三重机制,在"自我"发挥效力之前,就已经源始地把人与世界联结起来.
在数字技术所建构的虚拟场域,情感表达空间的拓宽、"身体—情感"具象联结的消解以及情感的全景敞视与精准模塑改变了意识形态的呈现样态,促使情感成为意识形态的重要向度.数字空间的情感叙事将情感理性化为易于被算法操控的"数据—情感",在情感消费构境下传递数字情感所承载的价值观念,并且通过意识形态质询唤醒数字用户的情感认同.意识形态的情感向度既有可能成为赋能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与引领力的重要增量,也有可能嬗变为解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变量.为此,必须规制个体在数字空间的情感表达,借助数字圈层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依托情感叙事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
养育模式是儿童暴力发生的结构化背景.那么,在不同养育模式下,儿童暴力风险是否有所不同?本研究基于对中国六省3 623名被访者的实证调查来回答上述问题.结果表明,不同养育模式下儿童暴力风险具有显著差异.首先,儿童暴力行为的发生率依循双亲养育、单亲养育和隔代养育的顺序而逐步提升.其次,不同养育模式下儿童暴力的成因各异,男性养育者的风险因素普遍提升了双亲养育中儿童暴力的风险,暴力循环与代际关系对单亲养育下女性养育者的儿童暴力行为有较强解释力,儿童的问题行为和区域贫困均增加了单亲养育和隔代养育家庭中的儿童暴力风险.面对多种儿童养育模式,我国政府应制定儿童暴力的精准干预政策,构建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
19世纪末,借助翻译,"牺牲"的现代意义自 日本传入中国."牺牲"及其负载的文化内涵经过晚清知识分子的激活与再造,成为诠释和想象未来国家与社会的"元语言".无限增殖的"牺牲",预示着国家认同的出现,为救国提供了思想动力和评判依据,并影响到晚清小说对为国牺牲的言说."牺牲"的外衣下纷繁的救国叙事,不仅意味着民族国家的价值体系尚不完善,而且表明"为君王"规约的"牺牲"崩塌后,文学自身被开启了无限可能.立足跨国、跨文化的视野,追溯"牺牲"观念的源头,并深入分析其生成初期对晚清文学产生的影响,能为反思文学史的知识生产提供窗口,对国民文化建设亦具有重要意义.
汪民安的新作《论爱欲》是对西方思想史中爱欲观念的一次独特梳理.《论爱欲》集中凸显了西方思想史各个时期的爱的瞬间,这些瞬间打破了人世日常的乏味与俗陋,给予人之生命以无限尊荣.汪民安对爱的每一次书写,都是对我们当前之爱的一次审视,这促使我们不由得重新思考什么是爱与如何去爱.
自拍作为当今女性自我表达最流行的方式之一,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数字文化现象.本研究使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Q方法,以作为移动互联网原住民的Z世代女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出四种自拍动机:寻求关注、自我印象管理、获得归属感、成就分享.基于数字自我延伸理论和表演性理论视角对自拍动机的分析超越了 自我呈现的刻板视角.将Z世代女大学生的自拍实践看作一种自传式的数字记忆,一种基于数字延伸自我的社会互动,以及一种前后台重叠的自我建构过程,从中体现的是Z世代女大学生在数字化生存中的强烈主体性.
父子关系是反映家庭伦理的一扇窗口,其和谐与否事关子代健全人格的养成和综合素质的提升,与此同时,也受到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形塑和经济分配的影响.在近年来的中国电影中,编导常常站在子代的立场和视角,对于当下正在转型的中国式父子关系进行一定的刻画和表现,旨在表达子代的现代焦虑,反思传统父子关系的一些弊端,呼吁建立新型父子关系."尊崇与启蒙""因循与反叛""怀念与想象"是进入这些电影文本的三重维度.把握和探讨电影中的父子关系,有利于以电影为媒介,化解父子的冲突与矛盾,构筑良好的家庭内部关系,建设幸福家庭、和谐社会,在传承与创新当中实现子代与父辈之间的相互尊重、彼此理解和平等对话.
在四川地区发现的商周时期遗址当中,位于成都市区内的十二桥遗址(如图1所示)尤其引人注目.由于在这处遗址当中发现了大型的商周时期木结构建筑群,还发现了一批有别于中原地区及其他地区同时期出土遗物的独具时代和地域特征的陶器,为建立成都平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认识古蜀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固定资本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存在方式经历了生产资料、自动化的机器体系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逻辑进阶.伴随固定资本形态的革新及其规模的扩大,技术性失业以不同于以往的当代图式卷土重来,久有争持的"人机论战"重新占据理论高地.尽管由技术进步带来的就业替代效应与就业吸纳效应在短期内难以一概而论,但由技术性失业本身引致的"富裕中的贫困"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息息相关.消解技术性失业的弊病既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劳动力市场的自由放任主义成见,亦不能依循"丰饶经济学"的乌托邦主义神话,理应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引导与规制下,稳步实现就业扩容与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
作为古代中国最早且具备代表性的乡约文本,《吕氏乡约》《乡仪》存续着古礼与伦理本位的人际交往模式.两者沿袭了古礼并加以创新,提供了人际交往的情境性礼仪与规范.在自涉入上,个人"孝悌"被向外延伸为乡村人际交往的情境性礼仪,"克己复礼"被落实为情境中涉入分配的规则.与他人交往时,情境性礼仪既有"明分"来搭建长幼有序的交往格局,又有从选举到议事参与全过程的相对平等的协商交往规范.乡约的人际交往礼仪呈现出中道和适度的涉入义务.乡约乡仪以集体共在的仪式与道德情感的再植入"调音"了 日常生活,使之显现为"公共性""道德性"的交往情境.特殊仪节与聚会创造了公共空间进行共在活动的需求,以共在的时间将人际交往转换为集体的伦理操演;正向的情感感化和面子惩罚机制触发个体内心的认同并使之遵循情境性礼仪.乡约兼顾个体成人与关系维和的双重功能:自我实现具有超越性与社会性的"即凡而圣"价值;人际关系的维和建构了伦理情谊化的乡村熟人社会.《吕氏乡约》《乡仪》的伦理操演与情感感化机制对当前乡村人际交往和公共生活建设均有裨益.
西方激进左翼思想家阿兰·巴迪欧站在事件哲学的基础上,将电影看作最普遍的、能够生产真理、帮助实现革命主体构建的艺术形式.他认为,主体问题是电影和哲学中的主要问题.在其哲学理论中,他将主体划分为愚昧主体、消极主体和忠实主体,其目的是探究革命主体如何生成的问题,而电影可以更加感性和具象化地探索这一生成的可能性.影片《满江红》中的"孙均"一角正是以影像的形式呈现了消极主体向忠实于事件的革命主体的转变.其角色背后更是蕴含了世界逻辑的转向——从必然性本体论到偶然性本体论.这种本质性的呈现之所以成为可能,正是因为电影艺术承载了能够生产真理的想象力,但并不是所有影片都能展现这种能力.在巴迪欧看来,只有那些蕴含哲学情境的影片才能成为生产真理的电影艺术,并成为帮助我们构建革命主体的重要力量.
犯罪附随后果给犯罪人带来严重的不利益,其与刑罚之叠加或已超出犯罪人应受制裁的总量,从而"罪"与"刑"原本的平衡出现动摇.从保护公民的立场出发,判断一种制裁是否为刑事制裁应当采取实质主义的刑事制裁观,从犯罪人视角对其所受制裁的实质性影响进行分析,而不拘囿于"刑法法定性".在实质主义的刑事制裁观看来,公民身份理论发现了包括犯罪人在内的每个自然人的身份利益,由此揭示出犯罪附随后果以具有长期社会嵌入性的"身份惩罚"对犯罪人进行实质的刑事制裁,是隐性的刑事制裁方式.隐性的刑事制裁方式充实了罪刑关系中"刑"的内容,此时若要达致罪与刑的实质均衡,则犯罪附随后果与法定刑事制裁相叠加不应致使犯罪人承受的刑事制裁总量溢出,从而犯罪附随后果应当载有抵消部分量刑的功能.犯罪附随后果抵消量刑以自由裁量权为实践基础,我国《刑法》第61条中的"情节"为犯罪附随后果作为酌定量刑情节提供了规范依据.作为酌定从宽量刑情节的犯罪附随后果的识别以可衡量性为原则,具体规则的展开以犯罪附随后果侵犯的利益类型为依据.
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近,以至于时间不断激发出清晰而又完整的自相矛盾.人工智能是一种技术性时间的延伸,承载着更多势在必行的提升、转变、对抗和瓦解.这是技术刻度所体现出来的时间之喻,更是人工智能经由深度学习和海量训练之后持续驱动而成的时间叙述模型,即人类与人工智能的互喻在加速"增长型社会"里,已经被一整套严密的时间机制所支配,以"巨量"扩张为基准,改变了社会交互的历史框架与当下谱系,尤其是ChatGPT所代表的强大算法功能,在瞬时汇聚和快速迭代中对传统"时态"提出挑战,进而重建了"物态"和"物界",人类在时间塌缩的巨变中,迅速失去了"现在感"和"现代性",也背离了"技术即人"的历史期许.如何反思并阻止人工智能的异化,就需要为人工智能增加一个相反的时间维度,即"减速"或"停下来",并实施多方治理,调整社会和人工智能在时间之中的相互效度.
现代学术体系源于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之际,其系统且全面的理论框架与科学实证的方法业已成为现代社会与现代生活的有机组成,但现代学术分科难以在整体与部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建立有机联系.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内在于中国的历史经验、文化传统与当代实践,应当超越现代分科之学,以源流互质的方式出入古今,以整全的视角探究文明的起源及其原理,基于人与事动态考察中国文化的演进机制,进而在源与流之间建立能动关联.源流互质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特质,为当下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有效的思想资源.
在当代政治哲学中,罗尔斯和奥克肖特都反对共同目标,捍卫个人自由.罗尔斯强调公共理性,构建了正义的政治自由主义;奥克肖特则倡导公民联合的权威宪制,保护自由个体道德.前者的自由偏向于权利,后者的自由偏向于个体道德,从而两种理论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奥克肖特提醒人们注意分配正义可能带来的理性主义风险.而罗尔斯主义者认为,奥克肖特将分配正义视作理性主义是一个失误,奥克肖特的理论才是不现实的.
数字平台的参与促进了刑事司法公私合作模式的发展.数字平台因用户授权而具备平台秩序治理的平台权力,平台权力使得平台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分化出"网络守门人""刑事司法参与者"两类角色,从客体化的基础设施演变为治理主体.然而,平台参与伴随着对人的主体性和隐私的正当程序保障问题,其背后是公私利益冲突,以及司法逻辑和技术逻辑的分裂.完善数字平台参与刑事司法治理的基本方向在于,依据比例原则,从参与目的、干预措施和公私利益权衡这三个方面,划分公私合作界限,确立平台的拒绝权;以司法逻辑为本位,落实正当程序原则,完善平台协助和算法决策的公开透明机制,以及用户的权利保障和程序参与机制.
后人类作为当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聚焦于人工智能、赛博格身体、基因生物技术等问题,但也在某种程度上窄化了其丰富内涵.实际上,后人类理论也是在重新思考我们与非人类的植物相互交流时遵循的基本原则,植物生态伦理应成为后人类研究的重要维度.美国植物哲学家迈克尔·马尔德认为植物并不与人类的生活世界重叠,反而是人类在地球上生存要合乎植物的节奏.这样就为植物灵魂颠覆传统的形而上学逻辑,保持自身生命的时间性、自由性和智慧性奠定了基础,从而拓展、丰富了后人类理论的内涵,开启了植物生态伦理研究的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