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双元创新理论,利用2011-2019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双元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仅能够驱动企业整体创新水平,还能够使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呈现一定的协同效应,有效避免了二者对企业资源的争夺.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非国有企业具有更明显的创新激励效应,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相比于低市场竞争程度,高市场竞争程度强化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整体创新及探索式创新的激励作用,而对企业利用式创新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促进企业整体创新和双元创新.

本文利用我国31个省市2011-2020年统计数据,基于共同富裕内涵构建了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并使用熵权法对其进行赋权和测度,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中国各省份共同富裕水平,且这种促进作用没有"马太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水平越低的省份促进作用越强.机制分析表明,推动社会保障发展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之一.本文的研究为各地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完善社会保障并助力共同富裕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资仍是目前中国融资的主要形式,商业银行贷款结构不仅反映了信贷资产质量,还反映了金融市场的风险配置状况.数字金融的发展改变了商业银行信贷结构,影响了其风险承担.本文利用181家中国商业银行2011—2020年财务数据,分析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贷款结构的影响,以及数字金融与贷款结构的交互作用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实证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从整体上促进了商业银行个人贷款业务,但对不同类型银行表现出异质性:数字金融对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个人贷款和信用贷款均有促进作用,但仅提高了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个人贷款比例;而对城市商业银行而言,则促进了其个人贷款和短期贷款.数字金融具有放大银行风险承担的功能.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个人贷款的升高会加大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而短期贷款的升高会减少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促进银行业竞争,提升银行风险水平,但是银行业竞争减弱能够缓解数字金融对银行风险承担加重的影响.本文丰富了数字金融、贷款结构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认识,为银行风险管理和监管政策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文章基于2011～2017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广义系统矩估计(SYS-GMM)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金融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推动技术进步从而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对经济发展质量的驱动效应存在差异,就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力度而言,使用深度最强,覆盖广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弱.并且,数字金融对中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驱动效应也存在差异,东、中部地区的正向影响显著,西部地区的正向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区域创新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均在数字金融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中介效应.文章的研究结论将为提升经济质量效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靠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