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digitalisation greatly facilitates the growth of credit, but does not result in rapid and unsustainable increase. The mechanism tests demonstrate that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isation on the growth of credit is accomplished by reducing the danger of bad debt after a loan and increasing the desire for risk before the loan. Upon further examination, it is evident that digitalisation has facilitated the growth of credit in the real economy while inhibiting the growth in the virtual economy.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the nexus between digitalisation and loan allocation.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银行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给银行风险管理带来巨大挑战.本文构建了包含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模型,推导出银行数字化转型与其风险承担之间的相关假说;使用文本挖掘方法建立2011-2020年中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的季度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银行管理成本并提高其运营效率,进而抑制其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呈现结构异质性特征,数字化转型对小规模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抑制效果更加明显;区块链技术转型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较大,其次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行业集中度的升高会削弱数字化转型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本文的研究为银行数字化转型进程可视化以及更好地驱动银行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

汇率的剧烈波动会对整个银行体系产生剧烈冲击,甚至会诱发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保持汇率稳定对于构筑稳健的双支柱宏观审慎调控框架,抵御外部冲击,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都至关重要.为此,央行于2017年5月正式引入逆周期因子,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格进行调节,以确保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其调节效果和影响效应一直备受金融当局和学界的关注.基于此,文章将逆周期因子引入银行风险理论分析框架,构建了包含逆周期因子的开放条件下四部门银行风险模型,分析了逆周期因子通过稳定汇率波动进而降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内在影响机理,并在此基础上运用TVP-VAR模型和两次逆周期调节期间相关变量周度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逆周期因子在短期内可以显著降低汇率波动幅度,保持汇率稳定,进而降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然而,随着时间的延伸,这种影响效果逐渐减弱,因而中长期效果不如短期明显.

基于手工收集和文本挖掘方法建立的2011—2020年中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的季度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有效性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银行数字化背景下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优化策略.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商业银行推进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高其资本充足水平和流动性水平.其次,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缓冲水平具有较强的逆周期性,而流动性水平则呈现较强的顺周期性特征,但两者均受到银行数字化水平的影响.最后,我国商业银行逆周期资本监管和流动性监管是有效的,但数字化转型会弱化银行资本缓冲水平和流动性水平的监管效果.研究将为我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顺利推进及深化、建立健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提供有益借鉴.

媒体报道是一种外部治理机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商业银行的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管.本文将媒体报道和金融监管纳入银行风险承担的研究框架中,分析媒体报道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机制,并利用 2010-2020 年我国 36 家上市银行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随着媒体对银行报道的增加,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下降,监管压力在其中起到了调节作用;第二,中小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对媒体报道的敏感性更强;第三,不同的媒体导向和媒体报道情绪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政策导向型媒体报道、负面报道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更明显.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要完善银行监管与媒体监督的联动机制,加强银行负面舆情监测,为风险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置提供支持;要发挥好媒体报道对加强银行内部治理及风险管控的积极作用,推动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主动接受媒体监督;要妥善处理媒体监督与再监督的关系,引导各类媒体对银行业热点事件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提高媒体报道的信息质量.

机构投资者作为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司治理外部监管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将公司治理传导效应纳入机构持股与企业创新关系及作用机理分析框架,基于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内部控制有效性、核心技术人员股权激励和管理费用控制是机构投资者促进企业创新的3个重要传导路径.另外,战略型机构投资者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相较于财务型机构投资者更为突出;同时,机构投资者对非国有企业创新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但对国有企业整体创新的影响不显著.

我国企业面临着既要降低债务以实现"去杠杆"的风险释放目的,又要合理利用杠杆以完成"企业升级"目标的两难选择.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探明杠杆率对企业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渠道,并进一步剖析"去杠杆"压力.在此基础上,选取2010—2019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杠杆率通过企业创新能力、运营效率和风险承担渠道对企业升级形成"倒U形"的影响,即存在适度则促进的"垫脚石作用"和过度则抑制的"绊脚石效应",且这种关系并不存在明显的企业和杠杆结构异质性的差异.与此同时,"去杠杆"压力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大多数制造业上市公司还具有加杠杆空间,进而赋能企业升级.然而,也有小部分企业杠杆率高企,去杠杆压力凸显.其中,国有企业的"去杠杆"压力明显大于民营企业,企业的长期债务和商业信用借款的"去杠杆"压力明显小于短期债务和银行借贷.因此,应积极落实国家"去杠杆"政策,并根据企业特征和杠杆结构的类型实施差异化监管策略,从而更好地发挥杠杆对企业升级的驱动作用.

在企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社会责任和媒体关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等理论分析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风险之间的关系及媒体关注发挥的影响效应,并选取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0-2019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降低财务风险,且媒体关注能够进一步强化社会责任对财务风险的弱化效应,但这种效应在正面媒体报道中表现更加明显,其次是负面报道,最后是中性报道.拓展研究还发现,股东责任和社会责任对财务风险的影响显著优于员工责任、环境责任、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责任;同时,社会责任对民营和较大规模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又显著优于国有和较小规模企业.本文为全面认识社会责任对财务风险的影响机制提供了经验支持,同时丰富了企业财务风险管理的策略选择.

本文基于金融创新的视角从宏观经济金融环境、微观金融机构内部稳定性和国际金融环境三个方面构建涵盖金融科技等创新因素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采用PCA方法和动态logit模型等进行筛选、检验、信号还原和对比.结果显示:与不含有金融创新因素的预警指标体系相比,将金融创新因素纳入系统性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中可以完全体现金融市场的现实状况,即重构后的指标是有效的,还原得到的预警信号拐点出现得更早且更高,说明更具前瞻性和警示性.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地不断蔓延,实体经济遭受到了 20世纪初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冲击,金融市场也遭受到史无前例的重大影响.本文采用事件分析法,研究了新冠肺炎疫情对中、美、欧股市的影响.结果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对中、美、欧股市风险造成了显著的正向冲击,导致风险水平显著上升.在同一时间窗口下,境内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大于对境外市场的影响,首次冲击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大于二次冲击,且其影响程度与时间窗口的长度相关.随着时间窗口的延长,疫情冲击的影响逐渐减弱.同时,疫情对风险的跨市场传染强度存在差异,对美欧之间的影响最大,对中美之间的影响次之,对中欧之间的影响最小.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在疫情的冲击下,欧美股市之间存在风险共担效应,其风险随着对中国股市溢出效应的增加而进一步放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因银行网络关联性的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以2010-2020年中国上市银行为样本,对银行间尾部风险关联网络的拓扑结构进行实证分析,并实证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网络关联对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结果 表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与银行间网络关联性的提高均会增加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在网络关联性更大的样本中,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正向作用更加明显;银行间网络关联性的提高会促进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正向影响.

本文将银行内部创新因素和外部创新环境引入银行风险承担研究框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创新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创新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呈现“U型”的关系,适度创新能够弱化银行风险承担,过度创新会加剧银行风险承担.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创新对非五大行具有当期和滞后的双重影响,而对五大行仅具有当期效应.外部创新对五大行具有当期和滞后的双重影响,而对非五大行的当期影响不显著.企业还款能力、银行贷款质量和创新资产规模是创新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重要中介机制.此外,五大行对创新的敏感性小于非五大行,五大行可接受的创新区间大于非五大行.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改善了中小微企业的融资与经营环境,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试图将数字普惠金融纳入到产业结构变动的研究框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关系和作用机理.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产业内部演化趋势贡献明显.此外,收入差距缩小、资本积累、消费需求扩张以及技术创新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中介渠道.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中西部更为显著;且不同维度的数字普惠金融也会对产业结构优化效果产生差异性影响.

“全面两孩”政策导致人口结构转变,引起养老保险支付以及居民储蓄率的变化.本文选取1998-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和养老保险制度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结果 显示:(1)人口的老龄化趋势会使得养老压力不断增大,从而增加了居民的储蓄;(2)居民储蓄率与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居民收入越多储蓄越多;(3)“全面两孩”政策对居民储蓄具有抑制性效果,会降低居民的储蓄率;(4)养老保险参保率与居民储蓄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居民在参加养老保险的同时也增加了养老储蓄.因此,建议制定差异化的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基本养老金合理调整机制,明确养老保险预期,并适当提高社会养老金的水平.

基于协同学和演化经济学相关理论,构建“科技金融-产业-环境”复杂系统动态演化层次结构模型,从系统间和系统内两个角度研究科技金融与高新技术产业协同演化机制.同时,以广东省为例,运用哈肯模型计算协同演化稳态解并拟合协同演化势函数曲线,研究表明:科技金融与高新技术产业协同演化是一个由多要素、多主体、多层次形成的集合体,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型复杂巨系统形成过程,二者通过竞争合作、风险共担、信息共享、交互学习等方式,促使复合系统中各子系统发生非零作用,从无序到有序,达到最优稳态解状态,最终实现科技金融与高新技术产业“1+1＞2”的协同效应和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