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经典货币锚模型中引入时间趋势项,从汇率联动视角度量全球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发现:人民币国际化的阶段性特征明显.第一,2005-2015年人民币与全球货币间无显著联动关系,人民币的计价职能尚未显现.第二,以2015年"8·11"汇改为起始点,随着人民币汇率报价机制逐步市场化,人民币与各国货币的联动程度随时间显著增强.第三,2018年3月中美贸易摩擦以后,各国货币与人民币出现脱钩趋势,其中,与我国贸易顺差越大的国家,其货币与人民币联动水平下降越显著.从地域角度来看,人民币与中南美洲货币联动水平最高,与非洲各国货币联动水平增速最快.此外,本文还发现对外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货币发行国的汇率制度是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因素,而地理位置邻近已不是现阶段支撑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原因.
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将新冠疫情后全球高通胀做实.截至2022年年底,通胀仍高企,并呈现出驱动因素复杂化、跨经济体间通胀结构差异化等特征.以美联储为首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寄希望于通过激进的、步调一致的加息遏制通胀.但本文认为:新冠疫情后央行面临的局面已发生质的改变,它们的货币政策操作必须在保增长、控通胀、防债务危机三个维度上进行权衡,这将大幅限制其加息空间,也将使其通过加息抑制通胀的效果大打折扣,央行货币政策进退维谷.从中长期来看,乌克兰危机、地缘政治博弈、碳中和与绿色转型进程加速、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市场结构改变、生产率增速下降趋势延续等因素将增加全球供给扰动风险,使总需求难以大幅收缩,加之总供给持续扩张,导致全球通胀高位运行成为新常态.面对全球通胀高企,经济陷入以滞胀为核心特征的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和低增长格局的情况下,中国应加快"双循环"与国内大市场建设,保障能源与供应链安全,增加绿色投资,防范输入性通胀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
中美之间的巨额贸易不平衡一直是困扰两国贸易关系的热点问题.传统分析主要从人民币汇率、美国低储蓄率以及特里芬悖论探讨这一问题.本文认为,除了以上因素,按照传统贸易统计测算的中美贸易不平衡本身存在严重失真.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传统贸易统计的前提假设与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现代贸易不一致引起的.传统贸易统计以货物跨越本国国境为前提,而在全球价值链时代,货物跨境已不再是贸易实现的必要条件.跨国企业无工厂的制造方式,以及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他国市场的销售方式已经成为全球价值链贸易的典型特征和普遍现象.鉴于此,本文提出了基于全球价值链特征的"要素收入贸易"这一新概念.根据这一概念,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被定义为用来满足中国最终需求的美国的要素收入.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基于"要素收入贸易"核算的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比以传统总值贸易统计的结果和以增加值贸易统计为基础的结果分别低32％和17％.这主要是由于现存的贸易统计仍然遵循属地而非属权原则,不仅夸大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也低估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要素收入贸易"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利于将贸易的标签从传统的"在某国制造"改为"由某国创造".
本文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数据,探究企业金融化对经营风险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货币政策对金融化与经营风险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企业金融化程度提升使其面临的经营风险加剧,且随着货币供应量的扩大,这一作用逐渐增强.对样本时期进行划分,采用金融收益作为金融化指标,得到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结论: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企业金融化对经营风险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异质性检验发现:金融化对经营风险的正向影响以及货币政策的强化效应主要体现在经营者受监督程度较低、财务环境较差的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中.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会阻碍未来企业价值的提升.本文研究使用动态指标衡量金融化,并结合货币政策视角,为避免"脱实向虚"引起企业内部经营风险提升提供决策参考.
本文基于1995年第一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的双边银行跨境资本债权与债务数据,从资本属性(本国或外国银行资本)与资本流动方向(流出或流入),分析双边汇率大幅贬值和大幅升值对双边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各类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通过测算汇率大幅贬值和大幅升值窗口,运用事件研究法发现:汇率双向大幅波动对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呈现非对称性特征.一国汇率大幅贬值时期,其银行跨境资本债务(外国银行资本流入)大幅减少,而债权(本国银行资本流出)变化不大;汇率大幅升值时期,其银行跨境资本债权大幅撤回(本国银行资本流出减少),但债务(外国银行资本流入)变化较小.侧重于外汇敞口和外汇流动性的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缓解汇率大幅双向波动导致的双边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变动.本文区分双边汇率大幅贬值和大幅升值,拓展了汇率波动对国际资本流动影响的研究范畴,为"双循环"背景下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实施宏观审慎政策以及管理资本流动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富裕和共享的有机统一,以金融广化为特征的普惠金融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基于富裕和共享两个维度,从收入、财富和公共服务三个方面构建了家庭层面的共同富裕指标,并探究了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家庭的共同富裕水平,且该效应主要通过缓解家庭资金约束、促进家庭创业实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以及受教育水平较低、非劳动力和不健康人口比例较高的家庭中,普惠金融提升家庭共同富裕水平的效应更为显著,发挥了"雪中送炭"的作用.此外,更高的家庭金融关注度和金融素养能够强化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支持效果.本文为测度中国家庭的共同富裕水平、理解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影响渠道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
在当前实体经济低迷及金融市场明显波动的背景下,研究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风险溢出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利用混频溢出指数和混频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研究我国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之间风险溢出的静、动态特征和传导渠道.从溢出结果来看,混频溢出指数能够较好地识别危机和重大事件.金融市场是实体经济部门的风险净输出方,外汇市场对实体部门的冲击最大,其次是股市、债市.不同时期,因内外部环境差异,风险溢出结构显著不同.从溢出渠道来看,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存在直接冲击渠道与间接冲击渠道,其中,"政策渠道"显示了宏观政策变量在风险溢出过程中的中介作用."预期理论"在新冠疫情期间风险溢出中发挥主要作用.
开放经济条件下,当一国市场主体对外借债时,除最优外债水平能够促进经济处于稳态均衡外,还可能存在更低外债水平导致经济处于危机均衡状态,产生除最优稳态均衡外的多重均衡现象.本文基于多重均衡视角,通过构建产出抵押模型,分析一国市场主体以产出为抵押物对外借债的风险,并进一步将产出抵押模型拓展为资产抵押模型,分析金融机构以不同类型资产为抵押物对外借债的风险.为消除多重均衡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本文纳入非线性资本流动税工具(根据以不同抵押物对外借债时的规模累进征税),模拟中国总体外债与金融机构外债的最优资本流动税率.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中国当前总体外债水平不会引起由多重均衡导致的金融危机;国内可贸易品与不可贸易品替代弹性越小,总体外债水平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越低,最优资本流动税率越低,可采用补贴型资本流动税率鼓励外债资金流入.第二,中国金融机构对外负债率低于最大对外负债率,但基于金融加速器机制,应通过约束型资本流动税率进行管理.第三,中国当前金融机构外债水平远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中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上限;金融机构对外借债的抵押资产流动性越大,最优资本流动税率越高.
近年来,在金融服务覆盖广度和深度不断增长的同时,部分家庭仍面临数字鸿沟和金融排斥问题.本文从微观视角,基于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社会网络对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为克服内生性引起的偏误,本文运用面板固定效应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网络有效降低家庭金融排斥概率.进一步分析发现:社会网络显著影响家庭投资类金融排斥,对家庭融资类金融排斥无显著性影响.机制分析表明:社会网络通过影响个体金融知识、经济金融信息关注度和投资风险偏好释放家庭金融需求,弥补正规金融发展不足,降低家庭金融排斥概率.异质性分析表明:社会网络对农村地区、低教育水平和中低收入家庭金融排斥的缓解效果较为明显.本文研究为理解家庭金融和社会网络理论提供新的经验证据,同时为政府相关部门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拓宽居民融资渠道提供理论依据.
现代工业绿色转型离不开绿色金融的大力支持,本文基于2003-2019年中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对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绿色金融整体上正向促进了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经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度量指标、改变被解释变量的测算方法和增加控制变量等稳健性检验以后,结论依然成立.分时段回归发现,绿色金融能正向促进2012-2019年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不能正向促进2003-2011年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的实施能显著提高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二,绿色金融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三,绿色金融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最大,对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次之,对东北地区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绿色金融对大型城市的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要大于中小型城市.第四,对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解发现:绿色金融能显著促进城市工业技术进步,不能显著促进城市工业规模效率和城市工业纯技术效率.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应助力高耗能、高排放工业项目完成产业结构升级等政策建议.
提高银行流动性创造效率是增强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键.本文通过构建测度银行流动性创造效率的模型,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刻画和比较了全球72个国家银行流动性创造的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并对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空间维度上,主要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银行流动性创造效率均较高;时间维度上,各国银行流动性创造成本效率逐渐下降,利润效率有所提升.影响因素方面,流动性创造成本效率主要受各国宏观因素影响,外资银行的引入与监管的放松都会提高银行流动性创造成本效率;流动性创造利润效率主要受银行自身微观因素影响,财务指标稳健的银行,利润效率更高.本文将银行流动性创造的研究视角拓展到效率层面,为比较我国与全球主要国家的银行流动性创造效率提供理论参考,为深化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特别是银行体系的开放与监管提供决策依据.
本文从理论层面阐释了利率市场化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微观机理,理论分析表明,利率市场化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信贷扭曲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为识别利率市场化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因果效应,本文基于中国人民银行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限和下限为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结果显示:利率市场化每增加1单位标准差,企业创新绩效平均提升约样本标准差的65.086％.同时,利率市场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在融资约束较高、融资依赖程度较高,以及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样本中更为凸显.本文结论表明:有序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能够为培育创新型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持.
基于并购重组利润监管政策,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业绩承诺制度对实体经济的作用.结果发现:并购时有业绩补偿承诺与被并购企业金融化显著负相关;货币政策越宽松和行业竞争度越高,业绩补偿承诺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越强.作用机制为:业绩补偿承诺主要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和管理层激励效应抑制企业金融化.进一步地,金融资产特征方面,业绩补偿承诺对企业投资金融资产的波动性、短期金融资产均有显著抑制作用;业绩补偿承诺特征方面,有较高补偿金额、虚高承诺、双向补偿、使用现金支付的业绩承诺协议可以更大程度地抑制企业金融化.研究表明,中国资本市场的业绩承诺制度可以改变企业信息环境和管理层逐利方式,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实现企业健康发展,说明并购重组中的利润监管政策可以产生显著的实体经济促进作用.
中国A股市场的涨跌停板交易制度一直是学界、业界和监管机构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主板、中小板和科创板、创业板股票分别实行10％、20％的涨跌幅限制,这为研究放松价格管制对市场定价效率的影响提供了难得的自然实验环境.本文从信息扩散速度视角研究了不同限价条件下投资者的投机行为和市场定价效率.研究发现:第一,放松价格管制抑制了投机者的投机炒作行为.相对于主板和中小板而言,科创板、创业板的涨(跌)停股票累计收益率更低(高),连续涨(跌)停次数更少,实际换手率更低;在随后的交易日中,波动溢出效应减弱,价格发现延迟和交易干扰的影响下降.第二,放松价格管制提高了市场定价效率.相对于放松管制前,科创板和创业板股票的价格时滞显著减少,信息反应速度提升.上述结论为理解放松股价管制的政策实施效果以及把握A股市场交易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方向提供了参考.
绿色金融改革是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践行"两山理论"的重要举措.本文以2017年成立的第一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研究对象构造准自然试验,使用双重差分法研究绿色金融改革对企业绿色绩效和漂绿风险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考察绿色金融改革的政策效果,发现绿色金融改革有助于强化企业绿色投资、环境表现、绿色创新和ESG等绿色绩效,但同时增加了企业的漂绿风险;漂绿风险抑制了企业绿色绩效;绿色绩效和漂绿行为均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环境管理体系、环境认证和社会资本可强化绿色金融改革对企业绿色绩效的促进作用并削弱绿色金融改革对企业漂绿风险的正向影响.本文为提升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规范化程度,完善环境评估与认证制度,充分发挥绿色金融政策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本文探讨了全球金融周期背景下宏观审慎政策提升国内金融体系应对外部金融冲击的有效性.通过构建两期开放经济模型,本文得到逆周期的宏观审慎政策能够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和资产价格联动性的结论,并利用1997-2020年53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基于逆倾向得分回归检验了提出的假设.实证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能够减少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汇率波动并降低资产价格联动性,在制度质量和金融发展水平更高、外汇储备更多的经济体,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更好.此外,使用包含强度信息的LTV工具的估算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的边际影响逐渐下降.在稳步推进高水平金融开放的背景下,本文研究结论为实施宏观审慎政策以减轻外部冲击、维护金融稳定提供参考.
资本流入激增在历次金融危机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以全球32个国家2268家金融机构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跨境资本流入激增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跨境资本流入激增显著提高了系统性金融风险,且短期股权资本和银行资本流入激增是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渠道.微观金融机构的高杠杆率提高了资本流入激增时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宏观审慎政策可以有效调控资本流入激增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进一步地,本文揭示了资本流入激增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两个中间传递渠道——股市价格和房地产价格.本文的基础回归结果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本文研究结论从"微观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的角度,为抑制外部输入型金融风险提供了政策参考.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金融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危机以后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结构、参与主体和行为特征都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呈现出跨境银行信贷流入下降、证券投资流入上升,以及非银行金融部门重要性上升等新特征.新特征的出现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各经济体,尤其是新兴经济体面临债券类证券投资流入占比上升引起的金融不稳定性增加、非银行金融部门重要性增加带来的金融脆弱性上升,以及外币债券规模上升带来的货币错配等风险.跨境资本流动是输入性金融风险的重要传导渠道,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厘清跨境资本流动在全球及中国出现的新特征和新风险,对输入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现有研究发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乡村产业兴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我国2014-2021年1578个县域样本空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乡村产业兴旺以及它们之间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特征.研究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产业兴旺具有显著正向的促进作用,资本传导效应、技术传导效应和劳动力传导效应是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产业兴旺的作用机理.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产业兴旺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和空间异质性.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处于第一门槛值下方(DIF≤0.186)时,对乡村产业兴旺影响呈现"弱显著";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跨过第一门槛值,处于第二门槛值下方(0.186＜DIF≤0.867)时,对乡村产业兴旺正向促进作用明显增强;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跨过第二门槛值上方(DIF＞0.867)时,对乡村产业兴旺正向促进作用相较第一、第二门槛之间的影响有较大程度的下降,表明空间溢出作用开始通过涓滴效应和扩散效应传导机制辐射周边地区,对本地乡村产业兴旺正向促进作用边际效应递减.
本文运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省级营业机构的业务数据,探究使用出口信用保险是否能够提高出口竞争力,以及通过何种机制产生影响.研究表明:使用出口信用保险可以显著提高出口竞争力,且对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促进作用更大.通过检验该影响的非线性特征发现: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竞争力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通过构造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发现:出口信用保险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科技创新水平,发挥间接促进所在地区出口竞争力增长的链式中介效应.出口信用保险的链式多重中介效应影响机制存在地区差异,出口信用保险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通过促进科技创新水平提高出口竞争力,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出口竞争力.出口信用保险通过科技创新促进出口竞争力的机制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随着研发投入的增长,出口信用保险对我国出口竞争力的促进作用会产生质的飞跃,表现出科技赋能保险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