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类文本是先秦时期最活跃的文献类型之一.它们多数源于瞽史等群体的口头讲诵,是口耳相传的口头文本,其后在流传的过程中被书写记录,成为《国语》《左传》以及诸子百家语的重要来源之一.口头讲诵者借助重复词句、程式句法、同部韵字、主题、叙事结构等单元,生产、记诵和传播语类文本,以使听众领悟历史经验,树立良好德行.以口头叙事视角研究先秦语类文本有三点重要意义:一是丰富了中国的口头叙事理论,二是促进对口头和书面文本关系的认识,三是深化对中国早期文本生成和流传过程的理解.
海昏侯墓出土的《保傅》为我们研究汉代《保傅》的生成、流传和编纂过程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样本.《新书·保傅》本为贾谊上呈汉文帝的章奏,后经改造而成海昏简《保傅》B组,又先后加入《新书》的《傅职》《胎教》《容经》等篇的部分内容而成海昏简《保傅》A组.《大戴礼记·保傅》属另一个抄本系统,它的一个早期抄本相比海昏简《保傅》A组,多出《胎教》的后半部分,后在戴德任信都王太傅期间被编入《大戴礼记》.由《保傅》的生成、流传和编纂过程可看出中国早期经典文本生成的三点特征:其一,多数经典文本存在一个层累形成的过程;其二,在流传过程中,多数经典文本会被逐步改造;其三,在经典化的过程中,经典文本会淘汰其他各类抄本.
档案作为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记录,是中国早期众多经典古书的文献来源.汉代以前的档案对经、史、子书的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经部文献中的《尚书》,主要来源于商周时期君主颁布的政令,以及对臣民的演讲记录等档案.《春秋》则来源于史官对国家大事的记录,《诗经》《周易》《礼》等经典的形成也或多或少与档案有关.史书与档案的关系更为密切,档案中的纪年、外交辞令、盟誓、军功、属籍、制诏、章奏等文献,构成史书的主要内容.子书中的部分篇章则来源于诸子给君王的上书,这些文书经过后人的编纂,最终成为诸子百家的重要篇章.从档案到古书,表现出选择性存录、文本形态改变和实用性倾向等特征.
《史记·三王世家》所载汉武帝"封三王策"有稿本、定本之别,稿本句式长短不一,有些更近于口语,而定本的句式颇为整齐,且多模仿《尚书》的用词、用句和语气,更近《尚书》诰体.稿本很可能由汉武帝亲手撰制,再由其身边大臣修饰润色成定本.策封这一源于周代的制度,在武帝推行"推恩令"后,本无大张旗鼓举行的必要.封三王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武帝及其臣子慎重其事地议论封其三子为王,并手撰"封三王策"草稿,再令官员修饰润色成典雅庄重、近似《尚书》诰体的定本,且举行庄重的策封典礼,是要以此方式彰显汉帝国文化之盛,从而体现武帝"外攘夷狄""内褒有德"的功绩.
《左传》记载了这样一段有趣的对话——提问者是晋悼公,回答者是师旷,以"师旷之聪"闻名于世.也许是因为盲人的缘故,师旷不仅精通音律,而且在发表政论方面的表现相当惊人.晋悼公问:"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此问所针对的是这一年卫国国君被大臣赶出国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