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礼》以后,郑玄学说支配下的圜丘、 祈谷、 明堂三大祭天礼的差异性逐渐消除,转变为了对象一致的一岁四祭天.后随着祭祀对象中的感生帝、五方帝日益失去现实基础,北宋中期圜丘、明堂礼制的重构为赵氏家族的帝位继承提供了新的礼制基础.熙宁以前的明堂配帝之争已使得皇考而非受命祖得以配天,王安石从"道"的层面以"天道""人道"区分和重构了祭天结构,圜丘效法天道自然生物,明堂基于人道人为成物.元丰郊庙改制采纳了王安石的天人学说框架,明堂只祭昊天上帝,配帝用皇考,祭器逐项改用宗庙之制,使得昊天上帝作为皇室家族的一员,君主世代得以配天.圜丘象征皇权公天下的受命,明堂则强化了天命对赵氏家族世代继承帝位的认可,取代郑玄学说和《大唐开元礼》成了祭天礼制史上的转折点.
税法收入分配功能是契合共同富裕目标的现代性功能,而开展理论解析以深入认识该功能乃必要前提.从最核心的内部结构看,该功能可解析为强制性和诱致性分配功能两种,二者存在着主辅之别,但不可偏废,且二者具有积极能动的相互作用.与此同时,税法的其他功能、税法以外的其他部门法乃至经济社会等宏观因素均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税法收入分配功能,故须在制度建设中加以协调平衡.通过内外透视厘清税法收入分配功能,有助于推进税收良法善治,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惯例为审视当代文学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在日常生活中,惯例指人们在思考和行动中约定俗成、无须言明的一整套法则、规范或秩序.通过维特根斯坦、迪基、贝克尔等人的理论建构,惯例逐渐由生活经验转化为意义话语,成为文学阐释中颇具启示性的参照和坐标.在文学理论中,惯例通过赫希的"意欲类型"、卡勒的"文学能力"、费什的"阐释社群"等学说彰显其潜能,一方面保证了阐释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另一方面又为释义活动设定了相对明晰的界限,从而有效避免了"无限衍义"所带来的混乱.当然,作为阐释路径的惯例论同样存在着一些理论盲点,它可以为阐释提供一定的引导,但无法成为贯穿其中的权威律令.
晚清新政时期,京师大学堂经过延聘科学教习、 购置实验仪器等一系列筹备工作,在学堂内率先创建了师范馆及其科学教育.师范馆按分类科的模式将馆内所有课程划分为四类学科,将自然科学课程专门集中于第三类、第四类学科,同时又为各种实验、实习活动的开展创造条件,彰显出了注重实验的基本特征.对于与科学教育有关的考核等事项,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亦制定了有力举措,在实践中竭力落实,保持了师范生科学教育体制的完整与正常运行.师范馆作为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的主要载体,于清末发挥了示范与传递的良好作用,不仅推动了近代国内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通过传播普及科学知识产生了社会启蒙的积极效果.
基于2010-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样本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异质性表现.结果显示:与对照组企业相比,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显著地促进了实验组企业的成长.机制检验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主要通过促进企业投资支出率的提升和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两条路径来促进企业的成长.异质性分析发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民营企业、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以及不论是低年龄还是高年龄组的企业成长均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对此,在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应进一步降低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大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加强对小规模企业和劳动生产率较低企业的帮扶,以实现对企业成长的积极促进效果.
我国刑法保护的生态法益是一种关系性、 整全性的法益.在理解生态法益时,应当着眼于生态利益与生活利益的融合,个体权益与集体权益的重构,公民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合.在法益形态的认识上,重心不能全然放在个体利益抑或集体利益角度,而应该从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互构,建立污染环境罪认定的多元入罪根据.污染环境犯罪的治理效果与国家发展战略优化、经济生产方式调整、社会生活方式转变等结构性因素转型紧密关联.在国家与社会的加速转型期,污染环境犯罪治理面临着诸多困境,需要在转型过程中持续传导新发展战略的价值理念,健全污染环境犯罪治理的法律规范及行政监管机制,提升社会公众参与污染环境犯罪治理程度,并调动充分的市场调节资源等实现多元治理.
运用2009-2019年我国31个省(区、 市)养老机构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对养老机构经营状况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的开展能够有效提升养老机构的收入和利润;第二,相较于城市而言,农村开展医养结合对增加机构收入和利润的贡献不足;第三,开展医养结合通过提高照护专业度、提高入住率和优化床位结构三个机制实现养老机构收入和利润的增加.这表明,养老机构中增设医疗服务的盈利可能性,说明机构具有内部驱动力.对此,未来应着重完善外部的政策环境,解决内设医疗机构资质和医保报销资格授予难等问题,并对农村机构设置给予资源和政策倾斜;机构可从专业化、入住率和床位结构等出发改善经营状况.
根据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条规定的个人信息处理比例原则,在税收大数据执法过程中,无论是税务稽查、税务检查,还是税务处理决定与税务处罚;无论是行政事实行为,还是行政法律行为,都需要遵守比例原则.比例原则的目的特定与目的正当原则、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均衡性原则,均需要逐步在税务大数据执法中予以落实.具体而言,不得对没有偷漏税嫌疑的公民进行大数据监测和稽查,要避免设立中央数据库;大数据稽查所处理的个人信息应该是与偷漏税直接关联的个人信息,并且处理的个人信息应限于实现执法目的所必需的最小范围之内.既要发挥大数据的价值,又要切实保护个人信息权益.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得到极大丰富,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稳步建构.在世界格局呈现"东升西降"的形势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核与实践发展不断创新完善之时,应尽快厘清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普遍规律、独有特质、核心支撑和文明形态.在此基础上实现突破创新,逐步打破西方现代化话语本体的元建构,凝聚多元力量夯实话语主体的核心支撑,寻求话语载体空间中的"互惠性"理解,进而增强国际化表达,实现与自身国际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和地位,更好地回应时代变革所提出的现实问题.
货币具有交换中介与治理工具的双重属性,它既要满足市场要求,也须以主权货币的形式发挥政治功能,且作为治理工具而存在.现实中频发的主权货币危机侵蚀着人们对主权货币的信心,从而形成用技术手段实现货币去政治化的期望.通过对数字货币兴起过程的研究,发现技术、观念和组织力量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了回应去中心化的数字加密货币与平台企业发行的稳定币带来的治理挑战,各国政府基于数字化治理、保护数字时代国民财富、汲取经济资源的需要,开始积极推动主权货币的数字化,主权数字货币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数字货币发展的主要方向.
中国叙事传统是华人学者继抒情传统后建构的又一理论话语体系,集中展现了海外学界对中国传统小说叙事理论的中国性发掘和现代性建构.早期中国叙事传统主要围绕小说文本和小说史研究,开拓了前叙事学阶段的中国小说传统,逐步实现了由文本研究向理论体系建构的转化;20世纪70年代,王靖宇、鲁晓鹏等人征用西方叙事概念,在与西方叙事传统的比照中重构了中国小说叙事理论,描绘出一条从历史性到虚构性的理论体系;高友工、黄卫总、顾明栋等人则从单一的西方叙事概念中挣脱出来,拓展了中国叙事传统的多元可能性,揭示出其跨文类的抒情性和跨文化的非西方性.华人学者的研究不仅是对中国抒情传统的纠正与补充,而且共同促进了本土中国叙事传统研究及世界叙事理论的发展.
民办社会工作组织经多年发展已进入新阶段,重新审视、 定义其与政府间的关系,对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现代社会工作制度建构、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当前研究范式有以下弊端:其一,在解释中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中,存在着缺少基础和立场、宏观界定难以解释具体现实、静态分析忽视了非营利组织能动作用的结构性倾向研究的困境;其二,非营利组织的行动研究明显呈现积极和消极两类对立观点.由此,提出以结构化理论为分析框架,以资源依赖理论为具体分析方法的新框架.分析发现:民办社工机构的诞生、发展无不依附于政府的资源与政策,但机构亦有能动性,通过主动介入重塑环境以适应其成长;民办社工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呈现结构性引导的特征.
以2012-2022年北京市科技政策为样本,实证分析了科技政策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科技政策能够显著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其中培育型政策的影响最大,而基础型政策的影响尚未有效发挥.进一步研究发现,强化研究经费投入强度对科技政策促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科技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促进基础研究人员集聚助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对此,北京市应立足"10+3"高精尖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发展需求,制定完善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精准前瞻的科技政策;优化基础研究政策体系,提高基础研究人员集聚水平;进一步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和使用效率;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同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
作为藩阀政治家中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山县有朋在政治理念上并不认同政党政治,故坚决拒绝党员入阁.其与宪政党合作的直接目的是完成甲午战后经营计划,在两届议会上通过预算案及各项重要法案.山县阀代表人物桂太郎通过与宪政党合作的亲身实践体会到藩阀与政党合作的限度,充分认识到如要按照自己的设想施政和适应政治转型的现实需求,唯有组建政党.以星亨为首的宪政党将二者间的合作定位于政党内阁成立的准备过程,通过合作,在金钱方面获得了巨大利益,扩大了城市资产阶级对宪政党的支持基础,亦有力地扩张了其在地方的党势.但由于终究难以进入到政权的核心,促使其深刻认识到唯有以藩阀同化于政党的途径将开明派藩阀政治家——伊藤博文引入政党,实现藩阀政党化,才能建立政党政治.双方的分裂最终促成了二战前日本两大政党——立宪政友会和立宪同志会的相继成立.
使用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考察分析了中国女性婚育行为和婚姻观念的最新状况,并比较了不同队列的差异.结果显示:2019年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为25.24岁,30岁女性未婚比例达到13.77％,年轻队列婚姻推迟明显;总和生育率为1.67,二胎多于一胎,全面两孩政策继续发挥作用;妇女平均初育年龄为26.96岁,曾生子女数平均为1.64个,年轻队列生得更晚、更少,生育高峰右移;妇女理想婚育年龄不断推迟,理想子女数逐渐减少,男孩偏好随队列推迟而减弱,婚育观念的队列差异十分明显,"90后"婚育观念更为开放和积极.对此提出了构建新型婚育文化、加强性别平等意识、发展多样式照料服务体系等建议,鼓励年轻人适龄婚育,避免女性生育惩罚,减轻生育养育压力.
政府购买服务是我国养老服务供给的主要形式,但比照新公共管理理论,可以发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偏差,包括缺乏竞争性、合同完整性和绩效评估效力不足,这意味着需要基于本土实践对相关理论进行拓展.养老服务的复杂属性使政府的购买行为呈现嵌入与脱嵌的"双向运动"特征,并在管理上产生正式规则和非正式关系的双重管理逻辑.为分析双重管理逻辑如何运行,选取S市为典型案例,指出正式规则和非正式关系可以实现融合并相互促进,从而推动养老服务供给高质量发展.总结理论与实践,认为我国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在管理上须超越纯粹市场逻辑,注重信任关系构建,包括在信任基础上建立合同关系、基于自由裁量权细化合同条款,打造服务品牌以提升服务绩效.
从战国至秦汉这一长时期的风俗观,概念上以道、 法、 礼、 俗为四重结构,以道、 礼、 法来衡量风俗之良善与否,儒家最为关注风俗.西汉儒家认为当时最重要的风俗特征,一是民众逐利竞财而轻义,二是官吏多为欺谩而善书的刀笔之吏,内在的人性与外在的制度环境共同造就了当时的社会风俗.汉儒试图以礼乐更化之,礼乐的雅正也是风俗良善与否的标准.以文质论风俗,不论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即汉初所谓的周文之弊,还是出于理论本身的侧重,移风易俗的目的是返归于质.但越强调质的优先性,就越削弱历史循环结构的合理性.进而言之,法家以法作为标准,以赏罚作为手段来齐一风俗;道家反对一风俗本身,无为而治;儒家认为他们对于风俗的改善于事无补,甚至形成恶性循环.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仍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和挑战,其中互联网与民粹主义的碰撞带来了新的意识形态风险.就其基本特征而言,网络民粹主义隐蔽阶级特征,突显社会矛盾;有意表现自身,潜在杂糅信息;全球传播流行,各地不尽相同.由此带来了文化、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多重风险.针对网络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和多重风险,提出治理策略:防范非主流意识形态渗透,为巩固主流意识形态阵地打下坚实基础;警惕网络霸权,为健全网络生态治理体系提供重要抓手;防止社会失序,为扩大公众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给予充分保障.在方法论意义上,要正确处理好守正与创新、时代特征与中国特色、发展与安全的基本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迫切需要发挥区域重大战略的引领作用,区域产业协同则是推进区域重大战略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以理清中国式现代化、区域重大战略与区域产业协同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为切入点,沿着"目标导向—支撑保障—演化机制"的脉络对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进行理论解释.在此基础上,围绕着以深化产业分工催化区域产业差异化发展,以内外联动优化区域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以区域创新联动增强区域产业协同的创新效能,以"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融合强化协同动力,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跨地区产业协作机制建设等方面,提出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路径,致力于为使京津冀地区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以2014年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18年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将基建投资、专项债发行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纳入同一分析框架,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基础设施投资中专项债融资方式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基建投资扩张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主要来源,专项债发行能够显著抑制基建投资债务风险,尤其是在经济质量发展较弱和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政策效果尤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专项债发行有效约束了地方基建投资扩张,纠正了官员晋升竞争动机,减轻了基建投资债务风险.对此,应当在对地方基础设施进行投融资时,坚持"效率原则",提高基建债务资金的使用效率;地方债务整治要坚持"隐性债务显性化",管控应以专项债方式进行基建投资;应不断创新地方官员考核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