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是个山村,在温州雁荡山的东外谷.仿佛千年万年都是静止的.山鸟的"呼朋唤友"、虫子的叫鸣、山涧的流水声,让山中的世界变得更静.我从小就体验着这种静止,比寂寞更深的静止. 小时候初读沈括(1031-1095)的《雁荡山》,"温州雁荡山,天下奇秀",起句就令我感到亲切而激动.那是遥远的北宋庆历二年(1042),在我出生之前925年,我家后山的石梁洞即已有寺院香火,万古寂寞的山中从此响起了木鱼的声音、钟磬的声音.
一 2018年11月的一个下午,天朗气清,我和孩子们在西湖边与秋天对话,从欧阳修的《秋声赋》开始,我们渐渐进入秋声、秋色、秋意、秋气,一起寻找秋心,也就是秋的灵魂.当孩子们读到—— 蓦地,湖面掠过一只白色的水鸟.它用长长的翅膀拍击着湖波,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那雪白的身影在湖面划出一条优美的曲线,岛影、游船、长堤、远山,仿佛都被它串连起来,一幅静止的水彩画,顿时活了起来,动了起来……(赵丽宏《西湖秋意》) 湖上有一只水鸟向我们飞来,接着一只游船靠近,相隔37年,此情此景和作者当时所见竟是如此契合,孩子们禁不住发出了惊呼.
与师相遇,与书相遇 相遇是人类最美好的词之一,我十分喜欢"相遇"这个词,世上一切美好都从相遇而来. 江苏有一个高邮县,那里出了一位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大家汪曾祺先生.汪曾祺在县立第五小学读书时遇见了国文老师高北溟,是他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遇见的.正是高老师——他们学校那首校歌的歌词作者,带着汪曾祺走进了最初的文学世界.若干年后,汪曾祺考上了西南联大,成为沈从文和朱自清的学生,也是沈从文最喜欢的学生.沈从文对于汪曾祺来说当然十分重要,汪曾祺不遇见沈从文可能成不了一代作家,但是今天我要更确定地说,他在小学五年级遇到的高老师,对于他,也许更为重要.只有少年时代遇见过高老师,当他青春时代遇到沈从文老师时,才会将他生命中的那盏才华横溢之灯全然点亮.
去英国,看牛顿家的那棵苹果树是我最大的盼望之一,甚至比大宪章签署地、海德公园、大英博物馆还要吸引我.苹果树下,是牛顿摸着上帝心跳的地方,是他与宇宙对话的地方.那是一个中世纪的古老乡村,从剑桥出发的那天下午,阳光好得出奇,我心中充满期待.1664-1665年,年轻的牛顿因鼠疫从剑桥回到故乡,蛰居一年之久,在数学、物理学、天文学上都有了重大的创造性突破.我们与牛顿隔着两万里的空间距离,也隔着350多年的时间.
站立在星空下面,朗诵《前赤壁赋》:“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那是937年前的声音,如此漫长的时光,在今夜被缩短了,我仿佛就与苏东坡站在一起.在我面前,可以看见“壬戌之秋,七月既望”,看见的不是937年前的那个时间,而是自己的心灵,因为苏东坡的心此刻也是我的心.世界是如此的奇妙,仿佛937年前写《前赤壁赋》的苏东坡今天还活着一样.虽然时间相隔如此遥远,但是人类拥有共同的心灵,苏东坡的心灵就是我们的心灵.通过我们的母语,这个心灵可以在时间中不断被激活,在时间中不断被我们重新看见.
语文从春天开始,准确地说,应该是——好的语文从春天开始. 中国有个古人叫丘迟,他写了一封劝降书给一个叫陈伯之的人.这封《与陈伯之书》中有这么一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句话早已成为关于春天最美的说法,这封信也因为这16个字而广为流传,每当人们想到春天时,常常会想到这16个字.这就是语文的魅力,这让语文跟春天连接在了一起.
各位童子,大家好! 又到了开学的日子,我读到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布林格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他说,大学的精髓在于讶异、好奇,在好奇心的驱动下保持对未知事物的不懈追求,不断推动知识发展来服务这个世界.
"树为什么好看? 树有一种努力向上生长的样子." ——王鼎钧 漫长的冬天过去了, 又一个春天降临到我们中间, 我想把这句话送给你们, 每个人都像一棵树一样努力向上生长. 此刻我想回答的是向上生长的秘密在哪里, 那就是往下扎根, 扎根是看不见的, 人们看见的常常是生长的姿态, 然而离开了看不见的往下扎根, 又怎么有看得见的向上生长. 你们的学习、 你们的努力、 你们的追求, 都可以看作是在往下扎根.
戊戌之秋, 满城流淌着桂花的香味, 这是杭州一年中最好的时候. 国语书塾童子班开班一周年,正好我们从北京游学归来, 而长假还没结束, 我和童子们及各位来宾、家长相聚在西子湖畔、 桂子香中. 回望过去的一年, 展望未来的岁月. 我只是想在母语的时空里垂钓、 采菊、 种豆, 钓的不是鱼, 采的乃是美, 种的却是善. 与儿童站在一起, 为生命中新的大欢喜、 大因缘. 余生有限, 仅此而已.
孤独寂寞的山村,从童年到少年,我一直没有找到可以分享读书乐趣的同伴,许多同学只能算是玩伴. 直到1983年后结识的邻村少年李建林,他也爱读书,最早送我几册《文史知识》的就是他,后来一起读尼采、叔本华,读萨特、海德格尔,旧影集中保存着难得的一张合影,那是1985年春天.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8年前,前几年听说他已病故.照片中的另一位叫卢达,有过短暂的交往,记得他考上大学后还给我来过一封信,之后失去了联系.时间如流水一般过去,许多人来了又走了,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能在某一段留下些许痕迹,已属不易.
中国从农耕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转型,踏上现代化的不归路之初,对民众识字率之低一直耿耿于怀.历史学家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史,也常常拿识字率作为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张朋园先生受亚当·斯密的启发,在《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即引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说法,认为教育人民识字就是经济发展、社会改进和文化提升的一种准备,并对晚清民国的识字率,尤其云贵的识字率提高做了具体研究.
说到中国的经典,陈寅恪说过一句话:“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而朱自清1942年在西南联大写的《经典常谈》,从《说文解字》一直谈到了唐诗、话本、桐城古文.经典不仅有狭义、广义之分,更不限于本民族.广义而言,无论东西方,那些体现了人类恒久价值、经历时间的淘洗沉淀下来的著作,便是经典.
莎士比亚故居 莎士比亚于1616年离世,四百多年过去了,爱汶河畔那个叫斯特拉福的小镇却越来越热闹,那是他出生的地方,也是埋葬他的地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说着不同的语言,在莎士比亚故居的书店里挑选各种纪念品,特别是精装本的英文《莎士比亚全集》和小开本的莎剧单行本.这是富有想象力的莎士比亚难以想象的.他生存的时日不过半个多世纪,留下的剧本却为整个世界所熟知,也大大地丰富了英语的表达力,成为人类文明共同的精神符号.
1927年给王国维和梁启超这些学有根底、历经世变的学人带来的心灵震动,超过了辛亥之变. 王国维投湖自尽,与其说是为过去殉葬,不如说是对未来的绝望.在风云激荡的时代大变局中,他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恐惧,冷静地选择了离世.与王国维不同,梁启超一生常处在政治漩涡中,对世变的承受力也更强一些,但从他写给女儿的家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当时的内心波澜.但他仍想为未来用力,也就在这一年,他对同门师弟伍宪子说了两点想法:一是做人方法,在社会上要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二是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上要造成一种适应新潮之国学.他思考的重点还是人,培养人才,转移风气,建立新学术路数.
古人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其实,地上并没有天堂,所有的“天堂”都可能成为我们的缠累和困锁.真实的教育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地里长起来的.我们要在地上谈论教育,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教育,是生命中可以体验的教育. 教育到底是什么?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我以为,教育就是触摸人类的心灵.
今天,在托尔斯泰的故乡——图拉,见识了晴天,也见识了雨天.离开托尔斯泰庄园时,有一种特别的感觉.1928年,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来到庄园,看到了我刚刚在雨中瞻仰的那个墓.当时,这个墓只是个长方形的土堆,不知道有没有如此茂盛的青草.将近90年过去了,今天的土堆不仅长满了青草,而且修剪得整整齐齐.当年,茨威格来到这个不起眼的小土堆前,只有鲜花,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更没有墓志铭,没有任何标志,只有稀疏的一圈木栅栏.在土堆的四周,托尔斯泰少年时种的树已然成林.茨威格被这个世上最朴素的墓深深打动.如果想到中国帝王们恢宏的陵墓,墓中的陪葬者和陪葬品,就更能体会托尔斯泰是个怎样高贵的人——他连一块墓碑都不要.今天看到的托尔斯泰墓,就是89年前茨威格看到的那个墓.茨威格说,自己在俄国所见到的景物,再没有比这个墓更宏伟、更感人的,这是世间最美、给人印象最深刻、最感人的坟墓.
张作霖起自草莽,常常骂人,但是他对倚重的王永江、杨宇霆从来不说一句粗话.有人告诉胡适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张作霖和杨宇霆为一件事争论起来,张生气了,说了“妈的”两个字,杨站起来说:“你骂谁?”张马上作揖赔罪,说:“这是咱的口头话,一个不留心溜出来了,敢是骂谁!”胡适说,“这个故事很美”.
司徒雷登是国民党政权崩溃前的最后一任美国驻华大使,但那不过是短短的三年.他生在中国,在中国工作、生活了半个世纪,长期担任闻名于世的燕京大学校长,因为支持抗日,被日本侵略者监禁了3年8个月.他是个传教士、神学教师,更是一位教育家,成为中美友好的象征,声望之隆是我们今天所难以想象的.一句话,在20世纪中叶之前,司徒雷登在中国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其他在华的外国人,他一生的命运也和中国紧紧连在一起.他在遗嘱中,要求将骨灰安葬在中国.
以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而闻名的学者夏志清,回忆过他在苏州念小学的时光.虽是一所教会学校,却十分简陋,整个学堂不过是一幢较大的两层楼的住宅房子,操场只是一个院子,点缀了几枝夹竹桃,是全校唯一的天然绿色,此外更无草地.相距半个世纪之后,他想起母校桃坞中学附小时,念念不忘的竟是那几枝夹竹桃,于我心有戚戚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