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日益成为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积极力量,向世界庄严承诺力争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并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融入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愿景中。然而,中国在气候领域的积极举措在全球层面的实际影响却尚未受到学者关注,其对于中国整体的国际形象助推效果尚且有限。以气候治理的“战略传播”为理念框架,基于对美国公众的在线调查(N=710),发现中国的气候治理形象与国家总体形象在美国受众心目中存在一定差异,气候治理形象好于国家形象,但同时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气候行动的实际认知相当有限。调查同时表明,气候治理的“责任政治”理念在气候传播中同样适用,相比强调经济和科技发展,提高国内的政治稳定形象及展示出积极承担气候责任的大国形象更有利于提升我国的气候影响力。

近年来,"气候变化"成为国际传播中的核心议题之一.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专业人士倡导在新闻报道和公共传播中以"气候紧急状态"代替"气候变化"等概念开展气候传播工作.在气候传播日趋走向"部落化"的背景下,"气候紧急状态"概念的普及将会推动气候传播中的媒体角色和报道议题的转换,从而带来气候传播的语境转型.但同时这一转型过程放大了科学与媒体两者之间的逻辑争议,缺乏对现有气候传播结构性问题的回应."气候紧急状态"的概念凸显了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国家间博弈.为此,我国的国际传播工作者应当对以"气候紧急状态"为代表的全球气候传播转型进行批判性接受和本土化借鉴.

既有平台研究聚焦于平台与制度结构和监管政策的互动,缺乏对平台化过程中社会话语的考察,本研究以蚂蚁森林这一互联网行业出现的个人"碳账户"交易平台为例对其进行回应.基于支付宝的"基础设施"功能,蚂蚁森林嵌入以碳交易为代表的环境治理当中,这一过程的话语合法性值得重视.在环境治理层面,蚂蚁森林阶梯式嵌入"全民义务植树"的环境治理,为个人"碳账户"合法化提供基础.青年话语层面,结合日益崛起的环保思潮,蚂蚁森林的"游戏化"及"私人社交"将具有治理色彩的"植树"转化为更适宜社交媒体动员的青年话语策略,是"全民义务植树"的平台化延续.本研究描述了支付宝在以"个人碳账户"为代表的环境治理体系中所扮演的中介角色,意在理解蚂蚁森林在"国家—市场—社会"结构下的平台化进程及其青年话语策略.

文章对近五年来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的相关研究进行整理和爬梳,以"六个转型+三个迁移+一个目标"为线索,提炼出党的十九大以来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关注的十大议题,从理论、实践和方法论三个层面入手,聚焦当前这一领域的理念升维和实践创新的态势及动向,为探索建立"去西方中心化"的学科理论框架和实践范式提供思路和方向性建议.

近年来,面对社交媒体时代快新闻生产模式所带来的新闻规避等问题,以慢新闻、慢直播为主要形式的慢传播逐渐发展成为智媒时代新闻业新的增长点.本文在考察典型案例的基础上,结合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加速理论对慢传播的媒介形态、价值理念、驱动逻辑进行探讨.文章认为,慢传播发展十余年间,其概念界定及盈利模式已愈发清晰.未来慢传播与快新闻应扮演相互补充的角色,在把握社会加速时代受众心理特征的基础上,结合新兴媒体技术及跨媒体叙事等传播理念探索未来发展方向.

本文以20世纪20至30年代美国七份流行报刊中提及黄柳霜的媒介文本为研究材料,借用框架理论还原电影史之外以明星或名人身份出现在流行报刊中的黄柳霜.明星制使得黄柳霜脱离银幕中"龙女"的负面形象被好莱坞所接纳,成为消费偶像.但呈现于文本之上,对其华裔身份的刻板印象以及同情感放大了其"边缘人"的身份.这种基于符号博弈所构成的边缘人形象背后所体现了 30年代好莱坞甚至是美国主流社会对于华裔群体的复杂情感.

以关系管理为出发点,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例,探讨在当前公关环境下大型体育赛事开展公关维护的实施重点,并关注不同关系主体在冬奥会开展过程中的关系建构差异,探讨奥运公关策略及理念转型方向.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社会网络分析等研究方法,对自2010年以来的近6届奥运会中产生较广泛影响的危机公关事件进行梳理.以举办城市奥组委是否出面对相关危机公关事件进行回应为依据,通过数据筛选及人工整理,共识别出32件大型危机公关事件及其对应的29类关系主体.认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关系管理主体可分为3类:①以各级政府、内部工作人员以及赛事运营相关合作者为主的内部关系主体;②以运动员、品牌及市场合作方、媒体为主的合作关系主体;③以本地及外部公众为主的外部关系主体.关系维护和管理的策略包括接近、积极卷入、开放、确认、建立网络、共同任务6种.提出:应以关系网络的整体意识开展战略化关系管理,基于关系主体的潜能差异开展长效化关系管理,基于体育共同体、可持续发展理念建立整体关系网络.

本文以“基因编辑婴儿”为案例,通过网络爬虫技术爬取果壳网、央视新闻等7个微博账号,以其中的165条事件相关微博原文和6440条微博评论为样本进行框架分析,并以恩克曼六种基本情绪指标对评论进行分类.研究发现,“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相关微博文本中存在“个人问责”“外部问责”等十个框架.在描述分析基础上,研究利用对应分析(correspondence analysis)检验微博原文框架、评论框架、评论情绪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原文框架与评论框架存在较强一致性,原文和评论中的“个人问责”“外部问责”和“科普”框架能够一一对应;“个人问责”“外部问责”和“受害者权益”三个框架微博下的评论呈现更明显的负面情绪,“宿命论”和“科普”框架则与快乐情绪相关.此外,综合媒体账号与科普账号存在差异:科普账号的微博原文框架与评论框架的相关性显著高于综合媒体账号,两类账号的原文框架与评论情绪的相关性基本一致.

近年来美国日趋激烈的党派纷争和政治生态的极化有目共睹,由此导致的“媒体偏向”加剧之势也愈发明显.研究显示,自2016年以来,新闻选择的标准愈发向党派利益和政治立场倾斜.福克斯新闻网等保守派媒体在政治和资本的加持作用下向着“超级党派媒体”(hyper-partisan media)演变.原本处于边缘的“一个美国新闻网”(OANN)等另类右翼媒体在白宫政客的力挺之下名声大噪,大有跃居主流之势.持“中间偏左”立场的大批温和自由派媒体则变得火药味渐浓,与激进自由派媒体日益合流.在此背景下,秉持“理性”“中立”“客观”原则的“教科书级媒体”几乎失去了生存的空间.

2020年是全球新闻传媒业经历的“大考”之年,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黑命贵、美国总统选举等重大新闻事件纷至沓来,新闻媒体在抗疫、抗议与争议的多重夹击中不断调整自身的定位和角色,出现了回归“传统”的趋势.面对社会各界对于“信息疫情”“误讯”与“谬讯”的关注与批评,脸书、推特等社交平台加大事实核查力度,对包括总统在内的政治人物采取必要的监管手段,调整了政治广告的运营模式.总的来看,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在努力适应日趋极化的政治和社会生态,将提升公信力作为殊途同归的目标.